在被透支的未來中，普通人如何回收希望

圖源：視覺中國

何為“后現代困境”？若是按照波德萊爾的想法，現代性是“過渡、短暫、偶然，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則是永恒和不變”，那么后現代便是過渡的終結，是作為一種瞬時經驗的現代的重新發端。然而在舍棄了“永恒與不變”之后，現代性并沒有留下任何確定性的遺產，這便是后現代的困境所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更綿延的“長時段”，可是這個長時段的核心卻是不確定性，“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馬歇爾·伯曼語）——在“唯一不變的是變化”的狀態中，個體需要以怎樣的方式，來確保自身的穩定？

以下三本新書都不是教人“如何成功”的指南，而是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所處時代——理解之后，方能重新想象未來。

“壓縮現代性”之下的生存困境

韓國學者張慶燮以其原創概念“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解釋當下韓國社會的諸多矛盾。自所謂“漢江奇跡”開始，韓國經濟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僅用了幾十年時間便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但這種發展卻伴隨著極其明顯的“壓縮性”特征——在時間上，是原本常規發展所需的時間被大大壓縮；在空間上，則是有限幾個大城市擁擠不堪、寸土寸金。社會整體的壓縮性落到個人身上，使得機會成本及其誘惑性同步增加，導致人們甘愿付出一切，只為追逐一個“上岸”的機會。

當萬物流動不居、渴望與需求皆有可能由外部創造時，真正穩固的，反而只有人自己的意愿與希望。

于是在金敬哲的《坐困窮途》一書中，韓國的“內卷”最令人咋舌之處，也許并不在于種種畸形的發展模式，而在于所有年齡段的社會個體竟會不約而同地“自愿”內卷。比如為了謀求更好的未來，學生們參加各種補習班并不稀奇，然而“有的補習班由于太出名而一席難求，甚至連培訓如何進入補習班的補習班都出現了”；有的家長為了讓孩子的英語發音更“地道”，甚至不惜讓他在五歲之前接受“使舌頭變長”的口腔手術。而對于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他們在學生時代通過“內卷”積攢的種種“身份貨幣”，一旦來到求職階段便會大大貶值。但這并不會打擊他們的熱情，反而促使他們更加積極地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由此導致了“為熱情買單”的現象，即公司利用年輕人想要工作經驗的急迫心理，提供低薪甚至是無實薪的實習工作來收割他們的“熱情”，作為維持公司運轉的“廉價燃料”。

那么，擁有穩定工作機會的中年人，他們的生活會相對從容一些嗎？在職場與家庭的雙重壓力之下，他們似乎更容易陷入絕望。韓國男性常常以“起—承—轉—雞”的戲謔說法來描述自己的人生軌跡，指的是無論高中畢業還是名牌大學畢業，無論入職中小企業還是名牌大廠，人生的終點都是開炸雞店——但擁有自己的店鋪并不是“功成身退”的體現。據統計，從2014年到2018年，韓國每年有6800多家炸雞店開業，8600多家關門。于是開炸雞店實際意味著進入了新的“大逃殺”游戲模式，而中年人往往是在越發內卷的職場中敗下陣來，才試圖在這個看似容易上手、實則更加慘烈的“新戰場”謀求東山再起。

老年人也休想逃脫“內卷”的命運。捉襟見肘的退休金使得韓國擁有經合組織國家中“平均退休時間最晚”與“中老年人貧困率最高”兩項“桂冠”，無法退休的老年人要么從事出租車司機一類相對穩定的工作，要么就只能以拾荒為生。但即便是前者，也在面臨“網約車”等全新經營形態的沖擊。

如果說全方位內卷導致個體無論在怎樣的年紀都無暇顧及自身，那么這樣的個體自然也很難以理解、同情的姿態面對他者，社會層面的觀念分歧乃至撕裂便不可避免。比如韓國中年男性中間存在一個“大雁爸爸”群體，為了讓孩子享有更好的教育資源，哪怕只是逃離韓國“內卷”的環境，他們將妻子和孩子一起送到國外生活，自己留在韓國工作賺錢。然而這個群體中間也分裂為“老鷹爸爸”和“企鵝爸爸”兩類，前者經濟條件更好，隨時可以“飛”到異國探望妻兒；后者經濟能力有限，“想飛不能飛”，仿佛在冰天雪地里孵蛋的雄性企鵝，只能為下一代付出一切?？上攵敗按笱惆职帧敝杏腥艘驗闊o法忍受長期孤獨的生活，婚姻破裂乃至自尋短見，社會關注的焦點往往會指向“身份”的差別——仿佛遭受這般命運只是因為“企鵝爸爸”能力有限，而真正導致悲劇發生的社會結構問題卻由此被人忽略。

在畸形親密中最終收割了自己

“PUA”原本是“搭訕藝術家”（Pick-up Artist）的縮寫，在大眾語境中也泛指這一類人宣稱自己掌握的情感操控與精神控制技術。在《親密陷阱》一書中，作者瑞秋·奧尼爾的核心觀點是圍繞PUA誕生的騙色產業，其泛濫“并非對當下社會習俗的偏離或背離，而是對現有文化規范的延伸和加速”。奧尼爾進一步指出，我們當下的“現有文化規范”，很大程度上是將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結構問題推向個人，強調個人只有通過利己主義的“自由競爭”才能解決人生困境，即所謂“新自由主義”，同時又否定了結構性不平等的存在。騙色產業的“合理性”由此成立：它鼓勵人們——主要是異性戀男性——將發展親密關系視為一種競賽乃至生產，找不到伴侶只是因為“技術不當”——只要跟隨“導師”學習，問題便能迎刃而解；而女性也不應再為自己受到的騷擾乃至侵害發聲，“如果現在已經實現了性別平等，女性就不能再表達痛苦”。

《親密陷阱》，[英]瑞秋·奧尼爾 著，魏華容 譯，岳麓書社2025年出版

可是，親密關系本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你情我愿”，哪里來的“生產”與“技術”？在奧尼爾看來，騙色產業真正的詭異之處，在于它將原本經由人與人直接的溝通、交流、發展得來的親密關系，變成了一種需要經由他人指導才能實現的“中介式親密關系”。她在書中提供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一個30歲的男性，原本有一段正常發展的異性關系，但他渴望讓這段關系“更進一步”，于是報名參加了PUA課程。導師告訴他，男人不可以總做“老好人”，事事順從女方。于是他改變了自己的言行舉止，結果卻導致關系破裂。即便如此，男人依然不愿意批評這一產業，只是抱怨自己沒能充分利用“導師”傳授給自己的“技術”。

經由這一案例，我們不難看出，PUA非但無法真正幫助任何人建立有益的情感關系，反而會導致他喪失原本擁有的關系，因為PUA本質上是對正常的親密關系乃至人際關系本身的否定。在騙色產業的語境里，親密關系絕不是“你情我愿”，而是一種單向度的現實利益：一方只有不斷收割這種利益，才能標榜自己的成功，而“只有拒絕與他人產生感情，才能不受約束地追逐自身的利益”。

于是在圍繞這一產業構建的社群內部，有人一方面付出時間與金錢學習所謂“技術”，然后在實踐中付出“巨大的情感勞動”。然而當這種勞動針對的只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或亟待征服的物品”，騙色者渴望在一段關系中得到的便只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情感剝削乃至精神虐待便不可避免。在我國，PUA一詞真正引發廣泛關注，始于2019年的“牟林翰案”。這一案件的惡劣性質，使得大批經營PUA培訓課程的公司被依法關停。但時至今日，我們依然不難在社交平臺上看到“泡妞指南”“戀愛課程”一類的內容。這表明建立親密關系（或更直白地說，收割情感價值）已被相當一部分人視作一種可以通過學習掌握的“技術”。

這種“學習熱情”絕非孤例。騙色產業真正的可悲之處，也許在于人們對自我情感、欲望主體性的讓渡仿佛可以永無止境。一旦他相信自己只能通過效仿某種規范來實現自我價值，他就很難去思考何為自己真正的欲求。殊不知，最終真正被收割的，只能是他自己。

如何在“借來的時間”中想象未來

《坐困窮途》與《親密陷阱》分別呈現了新自由主義對個人外在努力與內心情感“竭澤而漁”式的剝削傾向，而《活在借來的時間中》揭示的則是后現代社會作為“透支型社會”的當下現實——在新自由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共同誘導下，人們習慣了通過信貸來滿足種種欲望，看似“活在當下”，實際上卻是活在提前透支的未來當中。這種生存模式依賴的是資本在未來依然會“無限增長”的承諾，然而，早在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中，這種模式就已被證明是一個超大版本的“龐氏騙局”。

《活在借來的時間中》即成書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但在作者齊格蒙特·鮑曼看來，這次危機以及隨后的銀行業崩潰“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衰落”，因為在隨后召開的20國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無意對市場加強監管，反而“認可了他們對自由市場經濟信條的承諾，并著手將國家變成一家為銀行和華爾街發行保單的巨型保險公司”。這便是本書的核心：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難以遏制，自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社會國家”已經逐步將自己“保證所有人生存安全”的職能交付給市場，而市場提供的“解決方案”到頭來只會把其本身的結構性矛盾推向個人。標志著這一轉型的關鍵人物撒切爾夫人有一名言：“除非藥丸是苦的，否則是治不了病的?！睂Υ缩U曼銳評道：“但她沒有提到的是，她的苦味藥丸是讓一些人吞下，以治療另一些人的不適?！钡@樣做的后果還不只是轉嫁危機給他者，因為“她所實施的治療方案遲早會導致另一種病痛，它會以各種形式影響到每個人，然后每個人都不得不吞下苦味藥丸”——逐步擺脫監管的自由競爭最終只會走向無序，而無序最終導致的只會是席卷所有人的混亂和災難。

鮑曼提供的這一分析框架極具普遍性。對于無序競爭導致“全民內卷”的韓國，其顯著特征之一是對經由“醫美”實現自我價值提升的熱衷，譬如五歲的孩子為了說好英語需要接受口腔手術，而人到中年的職場人士選擇通過美容保持“容貌競爭力”。鮑曼討論了一種名為“睫毛稀少癥”的“病癥”。顧名思義，它指的是在由消費主義主導的美妝行業的判定中，有的人“睫毛過少”。當一種缺陷被“發明”出來，消費主義的話術就會誘導人們相信“你必須嘗試補救，否則便是對自己不負責任”——對無法企及的完美的渴求與消費主義無限制造需求的目標相契合，最終導致了人們哪怕透支自己的生活，也要追逐這種并無實際意義的目標。

在奧尼爾的《親密陷阱》中，騙色產業所依賴的同樣是以消費主義的思路對親密關系進行的重新定義。盡管信奉PUA的人們既無法收獲“親密”，更無從維持“關系”，但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產業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鮑曼看來，消費主義追求及時行樂的新生活策略導致年輕人越發將愛情理解為一種“現成物品”。盡管在他的經驗里，“愛是兩個獨特的人的交流”，但“戀人們期望、希望、渴望達成的愛情遠非獨一無二”。他只能確定愛不是什么——它一定不是能夠“批量生產”的產品、一種無視主體間性的“征服”。

對于人們該如何應對如此復雜的后現代生存困境，鮑曼在本書最后表示：“新一代將以何種姿態出現，還有待觀察”，但與他對談的馬德拉索提醒我們關注他的“流動性”概念，“答案或許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在于我們是否具有挑戰鮑曼所提出的流動社會中各種‘流動生命’的能力，是否具有尋找人性中美善的愿望”——當萬物流動不居、渴望與需求皆有可能由外部創造時，真正穩固的，反而只有人自己的意愿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