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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的演化人類學家寶拉·謝潑德

1963年，全球女性的總和生育率達到峰值，平均每名女性能在其一生中誕下5.3個孩子。此后，生孩子的熱情持續走低。今時今日，這一數字僅為大約2.2。許多國家的生育率已遠低于維持人口規模所需的更替水平，即每名婦女生育2.1個孩子。

針對這一全球趨勢，大家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比如生孩子成本太高、女性忙于工作、社會提供的育兒支持不足等。當然，這些解釋難免帶有個人或政治的立場。

現階段，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的生育率為1.4～1.6，日本低至1.2，韓國的更是僅為0.75。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理解主要來自人口學家，他們從整體人口視角出發，試圖預測未來。

牛津大學的演化人類學家寶拉·謝潑德(Paula Sheppard)認為，人口學家為我們提供了關于生育率下降的理解并嘗試預測未來，但其視角立足于整體人口，而忽略了內部差異——社會中哪些群體的生育數量在減少？他們不愿生的具體原因是什么？

謝潑德的研究方法更著眼個體層面，旨在揭示男性與女性推遲組建家庭、即便生孩子也選擇少生的真正原因。近期，謝潑德接受《新科學家》（

New Scientist

Q：眼下人們似乎對生育率問題感到十分恐慌。

A：

現在生育率問題的確令人擔憂。韓國和日本的情況尤為嚴峻，放眼整個歐洲和北美，沒一個國家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

但這里我也要指出一處誤解。很多人覺得當前生育率已達歷史最低位，可事實并非如此。要知道二戰距離我們并不遙遠，而二戰后的生育率一度極為低迷，彼時人口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同樣因此恐慌。

人口學家曾試圖預測未來走勢，談論生育率會否回升；但身處1940年代末、戰后悲觀氛圍之中的他們做出了悲觀過頭的預測，沒人料想到嬰兒潮幾乎無縫銜接二戰的結束。

Q：大家的擔憂合理嗎？

A：

我并不認同這樣的擔憂。全世界有近90億人口，人類在短期內不會走向滅絕。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反問：“天吶，地球都人口過剩了，許多人還在挨餓，難道貧困與不平等才是更嚴峻的問題嗎？”實際上年輕一代普遍懷有此類想法。當然，我也理解部分媒體對于制造出生率恐慌的熱衷。

Q：大多數旨在調查生育率下降原因的研究，是不是都忽略了某些重要問題？

A：

一個關鍵問題在于，人口層面的整體性分析與個體層面的現實觀察截然不同。若只關注前者，只看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便無法了解各類不同人群的真實情況，因為不同群體乃至個體的生育行為差異很大。

舉例來說，相對貧困人群生育子女的數量高于平均水平，特別富裕者的生育率也很高——但二者從根本上存在不同，此種微妙差別絕非國家層面的數據所能體現。

Q：您采用了一種獨特方法，以更聚焦個體的視角分析家庭的生育計劃。您具體是如何開展研究工作的？

A：

我曾在英國主導開展一項混合方法研究項目。團隊組織了焦點小組討論，邀請人們暢談生育問題，受邀者包括常在此類討論中被忽視的男性；我非常希望聆聽他們的想法。目前我們正計劃將這種研究模式推廣到其他國家。

團隊梳理出人們在生育問題上最看重的幾大因素，包括家庭支持、優質住房以及伴侶的育兒參與度和責任感等(這些都是大家能想到的方面)。

接著就是進行離散選擇實驗；這在同類工作中相當少見，可能我們是首次嘗試者。離散選擇實驗被普遍地運用于衛生經濟學和交通科學領域研究，調查諸如“人們為何選擇坐公交或火車”“如何吸引更多護士前往農村地區工作”等問題。

而我們則以此探索“如何讓人們更輕松地生育理想數量的孩子”以及“實現目標所需的前提條件包括哪些”。

Q：你們是如何捕捉到過去常被忽略的細節的？

A：

由于實驗在線進行，我們可以面向規模更大、更具代表性的各國受訪者群體。

針對影響生育意愿的每一項因素，我們會做優先級排序，并進一步分析特定問題，比如：為擁有一位樂意分擔育兒任務的伴侶或一套優質住房，你愿意多等多少個月再組建家庭？

Q：你們有何發現？

A：

結果符合預期，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偏好存有差異。

其中不同教育背景人士的觀念差異格外明顯。比如，無大學學位者非常關注住房，卻不那么在意房貸問題。

男性和女性在很多問題上想法一致，不過前者會更看重社區質量：“除非我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否則就不打算再生孩子，這里都沒綠地，學校也很差。”女性則表示：“我只希望有足夠空間可供孩子們跑動，有個小花園更好，但我不想背負房貸。”

英國有“印花稅假期”這類通過暫時減免印花稅以鼓勵購房的政策，但它只幫助了那些想要買房的人。對于一部分不愿背負債務的人而言，即便租房是大麻煩，即便買房有優惠，他們也會望貸卻步。

Q：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群有何不同？

A：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普遍希望孩子父親能親力親為，與自己一同承擔育兒任務。無大學學歷的女性則不會談論“要丈夫幫忙換尿布之類”的需求，而更看重穩定的伴侶關系。在我們的實驗中，獨自一人帶娃的單親媽媽面臨最糟糕的育兒困局。

Q：我一直有個疑問：如今的女性是否根本不想生育數量多達更替水平的孩子，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對生育數量有更大掌控權？不過您的研究發現，女性原本想要的孩子數量，往往比實際生下的更多？

A：

社會里總有一部分人絕對不要孩子。但不生孩子并非當前大多數人發自內心的意愿。實際上，很多人都樂于養育子女——如果可以，不妨生兩三個孩子。不過在英國，經常出現“本想生3個實際卻只有3個”的情況。

高學歷女性往往不會輕易選擇生育，除非她們確定孩子父親會和自己一樣，盡心盡力投入育兒。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我認為關鍵在于職場女性需為育兒付出更大代價。她們會想：“這不只是休一年產假的問題。我會在職業發展上損失更多，所以必須等到事業真正穩定了再考慮要孩子。”

高學歷男性的態度則是：“她準備好了，我就準備好了。”

Q：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最關心什么？

A：

他們很看重工作的“靈活性”，比如能否根據需要請假或是居家辦公是否可行。因為靈活與否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他們能否親自帶娃。我認為，為男性提供更完善的育兒假非常重要，這不僅對孩子更好，可為女性減負，也有助于增進親子關系。

Q：有句老話叫“養一孩長大，舉一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城市化浪潮中，如今育兒工作似乎不再需要“一村”之力。

A：

人類的一大典型特征是，女性能同時撫養多個尚未獨立的孩子。

黑猩猩作為與人類最親近的靈長類，就做不到這點。黑猩猩母親會等幼崽成長到不需要自己也能存活的階段，才選擇生下一胎——大概每七年一胎。人類女性則可以每兩年就生一胎；即便母親不幸離世，孩子也不會夭折，因為還有父親、祖父母以及來自整個“村莊”的照料。

這種合作撫育模式從根本上造就了人類。在我所研究的每一個群體里，女性都展現出對伴侶或父母提供育兒支持的渴望；其中高學歷女性還很向往朋友的支持，想著能不能加入媽媽互助小組，甚至希望身邊朋友也在帶娃。

Q：很多人說，生育率下降是因為生活成本太高，住房和育兒的費用帶來巨大經濟壓力。在您的研究中，經濟因素有多重要？

A：

已有的生活成本和未來的育兒相關開銷，是大多數人在生育前都會認真考慮的問題。不過有意思的是，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及伴侶、親屬或其他形式的社會支持。

這其實合乎情理：可靠的支持體系可顯著降低育兒成本。例如，若祖父母每周幫忙照看孩子一兩天，這就省下了相當大一筆開支。

Q：您的研究表明，高學歷女性認為在30歲之前生孩子已非尋常事。從人類學角度看，30歲算是相當大的生育年齡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A：

我認為這種晚育現象的原因是“家庭難以做好生育的準備”。工作太忙，事務太多，計劃太滿，要在生孩子前把一切安排妥當，那可得準備好久！如果社會能幫助人們更好地兼顧育兒與工作，我相信大家都愿意更早生育。

Q：晚育會否導致人們生育的孩子數量，少于自己理想中的數量？

A：

的確。推遲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家庭實際生育的子女數量與其理想值存有差距。而且這種情況不局限于高學歷，如今有大量女性選擇在接近30歲的年紀生孩子。

Q：有這樣一種說法：通過教育和普及避孕措施等方式降低生育率，要比提高生育率容易得多。從全球范圍來看，目前有真正提高了生育率的相關政策嗎？

A：

法國的生育率算是偏低的，每名女性會生大約1.7個孩子；但這一數字在西歐和北歐國家里為最高。法國的相對生育熱情歸功于其相對完善的政策，包括高額補貼的保育服務和生育激勵措施等。

北歐國家的育兒政策力求性別平等，可即便他們在政策上作出全球表率，其低迷的生育率也并未大幅回升。政策或能帶來短期改變，但無力統一所有女性的意愿。

Q：關于生育率問題的報道、評論和觀點各式各樣，您最希望大家了解哪一點？

A：

我認為，工作、職場不應與生娃、養娃相互對立。二者可以兼容。實際上，在人類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兩件事本就不互斥，女性既生兒育女，又兼顧工作。而如今我們身處的辦公室是一個天然屏蔽“孩子”的場所。我們需要根本性地改變當下的文化。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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