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問我“伊朗為什么總在打仗？”我給他看了這個9歲女孩的故事

這兩天打開手機，鋪天蓋地全是關于伊朗的消息，各種來自第一現場的圖片、視頻，讓我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

就連我兒子在家和同學電話手表聊天，兩個小家伙還在討論這兩個國家還要打多久……

戰爭仍在繼續，愈演愈烈，誰也不知道伊朗將會走向何方。但或許我們可以順著歷史的脈絡，看看伊朗是如何經歷數次輝煌與衰落，走到今天的。

在1935年之前，伊朗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波斯，這個國家擁有超過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到了近現代，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伊朗一次次站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名叫《我在伊朗長大》，是伊朗裔法國漫畫家瑪姬·莎塔碧的作品，改編自瑪姬的同名自傳體漫畫，雖然是黑白色調，但畫面生動跳脫，一點都不枯燥，推薦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影片從瑪姬的視角，展現了一個女孩從9歲到24歲的成長過程，她經歷了戰火紛飛、親人離世、異鄉漂泊，個體生命裹挾在時代洪流中，同時作為女性，她所遭受的沖擊與桎梏更加復雜。

雖然國情不同、生活軌跡不同，但同為女性的我們，依然會和瑪姬的悲劇命運，以及她追尋自由的強烈渴望深深共情。

1.

故事始于1978年的伊朗首都德黑蘭，那時瑪姬9歲，她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過著西式的上流社會生活，家庭氛圍開明和諧。

和所有生活安穩的小女孩一樣，瑪姬天真爛漫、無憂無慮，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她穿著阿迪達斯的鞋，崇拜李小龍，喜歡吃沾番茄醬的薯條，在大人們的派對上跑來跑去。

瑪姬的夢想，是成為最后一個女先知，她還對外婆闡述了自己的理念：一、人人都做好孩子；二、人人講禮貌；三、人人學雷鋒；四、窮人每天都有炸雞吃；五、老婆婆們永遠不再受罪。

每一條看上去都很簡單，可很多年后瑪姬才知道，實現這些簡單的愿望，比她想象中難太多了。

很快，瑪姬的平靜生活被打破，并且再也沒有恢復如初。要理解這一轉變，得從1925年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開始說起。

巴列維王朝和美國關系密切，美國覬覦伊朗的石油資源和戰略地位，同意幫助伊朗對抗英國和蘇聯勢力。此后的50余年，伊朗依靠石油和美元，飛速發展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被稱為“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就是今天看來也十分繁華。

女性的權利空前提高，穿衣風格百花齊放，還能像男性一樣接受教育、參加工作。伊朗出現了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女內閣大臣。到1979年的時候，女大學畢業生的比例達到三分之一。

但也不能說，巴列維統治下的伊朗就是人間天堂，因為社會財富幾乎全掌握在王室成員和達官貴人手中，貧富差距巨大，通貨膨脹加劇，農民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后又沒有工作，只能擠在貧民窟里。

極致的光鮮和極致的貧困共存，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為了穩固統治地位，巴列維采取高壓政策，設立秘密警察機構，鎮壓一切反對聲音，大量不同派別的人被監禁或驅逐。

1979年，積壓的矛盾徹底爆發。流亡海外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回到伊朗，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此時的伊朗人民歡天喜地、奔走相告，他們相信，未來一定比過去更好。瑪姬一家也沉浸在喜悅中，之前因為反對國王被監禁9年的叔叔艾諾回家了，他給瑪姬講了自己的故事，瑪姬很崇拜他。

可現實卻和人們想象中大相徑庭，那場變革之后，局勢急轉直下。瑪姬的叔叔因為曾經的政治立場，再次被捕，最終沒能活著走出來。

在親人離世的淚水中，瑪姬的童年被迫結束了。

對瑪姬和她的女性長輩們來說，女性地位的倒退也令她們驚詫憤怒。新法律強制女性佩戴面紗，禁止她們涂口紅腮紅，甚至連在街上奔跑都不允許。

瑪姬跟著媽媽外出買東西時，目睹了媽媽備受屈辱的一幕。

當她們買好東西準備開車離開時，一個陌生男人走上前來，傲慢地對瑪姬媽媽說：把你的頭巾包好。媽媽讓他放尊重點，卻被對方用臟話狠狠斥罵。

回去的車上，媽媽淚流滿面，才12歲的瑪姬還不能完全理解那些眼淚的含義，但她能感知到那種無力反抗的悲傷。

瑪姬畢竟是個孩子，不懂得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一次，老師在課堂上說，伊斯蘭共和國沒有逮捕任何不同政見者。瑪姬當場戳破這個謊言，說自己的叔叔就是被新政府下令處死的，而且現在監獄里就關押著幾十萬名囚犯。

老師氣壞了，打電話到瑪姬家里告狀。父母意識到，心直口快的瑪姬遲早會惹禍上身，再加上當時伊朗正在和伊拉克打仗，到處都不安全，于是決定將瑪姬送到奧地利。

此時瑪姬14歲，正是最依賴父母的年紀，卻不得不背井離鄉，到陌生的國度獨自生活。

2.

在奧地利維也納，瑪姬不用再戴頭巾，不用在戰火中擔驚受怕，可以在街上奔跑，可以在超市里買到琳瑯滿目的食物，可她的快樂并沒有持續太久，轉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瑪姬發現，只要她說自己來自伊朗，周圍人的目光就立刻變得古怪起來。因為在這些歐洲人眼中，伊朗是“邪惡軸心”和宗教狂熱的代名詞。她飽受歧視，輾轉于一個又一個住所，漂泊無依。

為了排解孤單，她結交了一些嬉皮士朋友，可所謂的“朋友”對她只有獵奇，聽說她經歷過革命和戰爭、見過尸體，覺得很酷。

瑪姬嘗試說服自己已經找到了歸宿，可她的孤單卻不減反增。尤其到了圣誕節時，朋友們抱怨又要回家面對“無聊的家人”，瑪姬卻和家人天各一方，想見面而不得。

家人在戰火中受苦受難，只有她一個人獨享安穩。躲在狹小的公寓里，對家人的思念和愧疚，噬咬著瑪姬的心。

無論如何，日子還是一年又一年地過下去，瑪姬成年了，發育成了一個大姑娘。

出于虛榮，再次被問到國籍時，瑪姬撒謊了，猶猶豫豫地說自己是法國人。

但話一出口，瑪姬立刻便后悔了，感到自己似乎背叛了祖國。

身份認同的混亂，貫穿于瑪姬在維也納生活的四年中，她始終無法融入這里。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感情后，她決定回到伊朗。

然而，回歸故土、親人團聚的快樂同樣是短暫的。瑪姬意識到自己成了一個“雙重邊緣人”——

在西方，她因為自己的伊朗血統被孤立；在伊朗，她又因追求西方文化而顯得叛逆。

她重新戴上頭巾，素面朝天，時刻提防著街上的宗教警察。她進入大學學習美術，可荒謬感無處不在：波提切利的油畫“維納斯”被打上了馬賽克、人體素描課上的模特被包裹得像個保齡球。

年輕人釋放天性的出口，是參加地下派對。可在一次派對中，瑪姬的朋友為了躲避追捕，不慎從屋頂墜落身亡。

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瑪姬，她知道，自己追求自由的本性不會改變，那么，朋友的境遇，很可能也會發生在她身上。

24歲時，在家人的支持下，瑪姬慎重地做出決定——再一次、永遠地離開伊朗。

3.

影片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是茉莉花。瑪姬對茉莉花的深刻記憶，來自于她的外婆。

無論處于多么艱難的歲月，外婆都會在內衣里放幾朵茉莉花，這樣，生活中就會充滿茉莉的馨香。

外婆是個有大智慧的人，在瑪姬顛沛流離的青少年時期，外婆是她的引路人，一次次地指引她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初次離鄉去奧地利時，外婆抱著瑪姬，給了她一個終身適用的忠告：

你一生中會遇到很多小人，把他們逼得狗急跳墻是很愚蠢的。再沒有比怨恨和報復更糟的了，永遠保持自尊，忠于自我。

瑪姬成年回到伊朗后，有一次在和男友約會時，由于涂了口紅，被宗教警察盤問，情急之下，她隨手污蔑路邊一個男人“調戲”她，隨后男人被帶走，她安然無事。

回家后，瑪姬笑嘻嘻地把這件事講給外婆聽。外婆第一次對她大發脾氣，用最嚴厲的措辭，指責她不該為了脫離險境而拖無辜的人下水。

直到電影最后，瑪姬面臨婚姻難題，也是外婆為她指點迷津。

21歲時，她和一個男人結了婚，但婚后很快發現，男人并不適合她，婚姻令她感到痛苦。她萬分糾結，不知道該不該離婚。

外婆見她哭得傷心，問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得知緣由后，外婆恨鐵不成鋼：你竟然為了區區一個離婚留這么些眼淚！

接著告訴她，離婚不是什么大事，早在55年前還不流行離婚的時候，她就已經離過了，只是因為知道自己一個人過會比和前夫在一起更幸福，就這么簡單。

在外婆的鼓勵下，瑪姬才勇敢地走出了不幸福的婚姻，遠赴法國后，成為了知名漫畫家、導演，活出了自由和精彩。

與同時期甚至現在的伊朗女孩相比，瑪姬是不幸的，但也是幸運的。

她躲開了戰亂，沒有被禁錮于婚姻中，并且有機會發展自我、顯露個性。她的漫畫和電影，不僅寄托著她的鄉愁，也讓世界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立體的伊朗。

伊朗的現狀，再次印證了那句話：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和伊朗一樣同為文明古國，有著相似“來時路”的我們，走出如今這樣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實屬不易。

從前聽到有人許愿“世界和平”，我們會一笑置之，現在才越來越知道，世界和平，真的是個實際而奢侈的愿望。

希望戰火早日平息，希望善良的人們不再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