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價格飆升的直接推手顯而易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運輸通道,霍爾木茲海峽每日承載著全球約20%的石油貿易量,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石油運輸“生命線”被封鎖,中東產油國石油設施頻又遭襲擊。
供給端的劇烈收縮瞬間點燃了市場恐慌情緒,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已從2月27日的73美元/桶飆升至115美元/桶高位,10天漲幅高達57%,機構更預測極端情況下國際油價可能突破150美元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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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油價上漲似乎僅對燃油車主構成直接沖擊。傳統燃油車主除非選擇停駛,否則難以規避成本上升壓力,而新能源汽車車主則因“用電不燒油”的特性暫時置身事外。
然而,這種認知存在嚴重局限性。原油作為“工業血液”,其價格波動會通過產業鏈層層傳導,最終影響所有人的生活成本。
以中國為例,盡管新能源汽車銷量從2021年的352萬輛激增至2025年的1649萬輛,但石油進口量卻不降反增,從5.13億噸攀升至5.78億噸。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恰恰印證了石油作為基礎工業原料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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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工原料到塑料制品,從航空燃油到瀝青道路,現代制造業的每個環節都離不開石油,這種特性決定了任何工業國家都難以在可預見的周期內大幅降低石油消耗量。更要命的是,油價上漲引發的通脹具有顯著負面屬性。
我們雖然希望物價能夠有所上漲,但能源價格引發的輸入性通脹與內需驅動的“好通脹”存在本質區別。后者源于消費回暖、企業擴產、就業增加的正向循環,形成經濟良性增長;而前者屬于“壞通脹”,其根源在于企業生產成本被動抬升,消費者實際購買力因物價上漲而縮水,最終導致企業利潤萎縮、工資增長停滯,形成“物價上漲+經濟停滯”的滯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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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負面效應具有全球傳染性。即便中國通過釋放戰略儲備油或拓展多元化進口渠道平抑國內油價,但主要貿易伙伴若因高能源成本陷入滯漲,中國出口必將遭受重創。
2025年中國商品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歐美、日韓及東南亞市場是主要出口目的地。這些國家經濟一旦衰退,消費能力驟降,中國制造的商品將面臨需求萎縮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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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對此更為敏感。若美國因油價飆升導致通脹失控,美聯儲可能重啟加息周期,這將引發全球資本流動逆轉。
歷史經驗表明,美聯儲加息周期往往伴隨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壓力,中國股市、債市等金融資產價格將承受下行壓力,股民資產縮水必然抑制消費意愿,進一步加劇內需不足問題。
同時,中美利差收窄將壓縮中國貨幣政策空間,適度寬松的降息政策可能因外部壓力而難以實施,穩增長難度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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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除非直接參與原油期貨多頭交易,否則無人能真正從油價飆升中獲益。
能源成本上升的連鎖反應將通過產業鏈、貿易鏈、金融鏈滲透至經濟每個角落。當前最迫切的需求是推動地緣政治沖突降溫,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行,從源頭緩解原油供給壓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全球經濟陷入滯漲泥潭,維護來之不易的經濟復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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