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克配給，一百個家，和一個廠長

那三個月，廠里飄著包子的香味。可進入十二月，風向變了。

先是新聞。小崔每天把報紙拿給我看，頭版上全是安理會的消息。11月30日，聯合國通過了第2321號決議，對朝鮮的煤炭出口設了上限。接著是邊境的消息。聽說中朝口岸的檢查嚴了，貨車排隊等通關，一等就是好幾天。

我沒太往心里去。服裝廠用的料子都是從國內進的，跟煤炭不沾邊，跟出口也不沾邊。可女工們開始慌了。

先是崔姑娘。十二月初的一天，下班前她來找我，身后跟著個中年婦女，穿著褪色的棉襖，臉上滿是皺紋。

“廠長，”崔姑娘用磕磕巴巴的漢語說，“這個，我嬸。想，干活。”

我愣了。五年了，崔姑娘從沒提過這種要求。

她嬸往前走了一步，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我聽不懂，但看懂了——眼眶紅紅的，聲音顫顫的，手上全是老繭。

小崔翻譯：“她說，家里男人病了，干不了活。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五歲，冬天沒棉衣。聽說廠里好，發吃的，發工資，想來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怕累。”

我看著她，看著那雙眼睛——和五年前的崔姑娘一模一樣，渴求里帶著怯，怯里帶著倔。

“先試試吧。”我說。

她嬸當天晚上就沒走。安排到后道，剪線頭。第二天，她做了八十箱的線頭，比老工人還多二十箱。

消息傳出去了。

那幾天，廠門口天天有人。早上來，晚上走，站一天，就為了見我一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崔姑娘的堂妹、恩珠的舅媽、金明子大娘的侄媳婦、前年離職那個大姐的小姑子……

小崔每天給我遞名單：“廠長，今天又來了六個。”“廠長，八個，推不掉。”“廠長，都是實在親戚，怎么辦？”

我硬著頭皮收。收一個，來兩個；收兩個，來四個。到十二月中旬，廠里多出來三十七個人。宿舍住滿了，食堂擠滿了，車間里加了一排排凳子，走道都窄了。

問題也來了。

新來的里頭，有個男的，四十來歲，干活倒賣力，可第三天就偷東西。把車間里一捆線藏棉襖里，想帶出去賣。被門衛老樸逮個正著。

還有個女的，年輕，二十出頭，長得挺齊整。干活挑，線頭不剪干凈，返工三回還不改。跟她說了兩句，她當場哭了，說我欺負她，要告到上面去。

最讓我頭疼的，是那些“關系戶”。這個是誰誰誰的小姨子，那個是誰誰誰的妯娌。說不得，罵不得，辭不得。干得不好，還不能扣錢——扣了，親戚之間沒法處。

十二月中旬，我讓小崔把名單拿來。三十七個人，能干的不超過一半。剩下的，要么懶，要么饞，要么偷奸耍滑，要么仗著關系混日子。

那天晚上，我抽了半包煙。

第二天，我把小崔和幾個老組長叫來，開了個會。

“從今天起，停招。”我說，“現有的，試用一個月。不行的，辭退。”

小崔愣了：“廠長，都是親戚……”

“親戚也不行。”我把煙掐滅，“廠子是干出來的，不是養閑人的。今天收一個，明天收十個，后天收一百個，這廠還要不要？”

沒人說話。

崔姑娘低著頭，半天，抬起頭，眼眶紅紅的：“廠長，我嬸，留下？”

她嬸干得好，當然留下。

“留。”我說，“但不行的，不能留。”

那天下午，我站在廠門口，對著那些等著見我的人，把話說了。

小崔翻譯，一句一句。我看著她，看著那些人臉上的表情——從期待變成失落，從失落變成不甘，從不甘變成理解，從理解變成無奈。

沒人鬧。她們只是站著，站了很久，然后一個一個轉身，走進十二月冷颼颼的風里。

有個老太太，頭發全白了，佝僂著背，走幾步回頭看一眼，走幾步回頭看一眼。那眼神，我這輩子忘不了。

小崔輕聲說：“廠長，她是金明子大娘的親嫂子。兒子去年礦難沒了，兒媳婦跑了，一個人帶三個孫子。最小的那個，三歲，冬天沒棉褲。”

我心里一疼。

可我沒叫住她。

那幾天，廠里氣氛怪怪的。

老工人們見了我，還是笑，還是點頭，可笑得有點勉強。吃飯的時候，她們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看見我過來就停了。我知道她們在說什么——在說那些被拒的親戚，在說廠里狠心，在說我變了。

我沒解釋。解釋也沒用。

二十號晚上，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加班到九點多，我去車間轉。燈還亮著，崔姑娘還在。她坐在工位上，面前堆著包裝盒，手一刻不停。

“怎么還不走？”

她抬起頭，看見是我，笑了。然后從旁邊拿起一個紙袋，遞給我。

是包子。下午發的，兩個，用紙袋裝著，原封沒動。

“這個，”她說，“給廠長。”

我愣住了。這個場景太熟悉了。兩個月前，她也是這樣，把涼了的包子遞給我，說“給廠長吃”。

“怎么又給我？”我問。

她指了指旁邊。我順著看過去——角落里坐著個人，是那個老太太，金明子大娘的親嫂子。

她佝僂著坐在板凳上，懷里抱著個布包，看見我，趕緊站起來，怯怯地看著我。

“廠長，”崔姑娘說，“她，等三天。想見你。”

三天？

我走過去。老太太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我聽不懂，但聽出了幾個詞——孫子、冬天、冷、求求你。

小崔不在。崔姑娘磕磕巴巴地翻譯：“她說，那天回去，孫子發燒。沒錢去醫院，燒三天。今天好了。她說，不是求廠長收她，是來謝謝廠長。廠里以前發的包子，她吃過一個。孫子說，好吃。她說，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是廠里的包子。”

我看著她，看著那雙渾濁的眼睛，看著那張滿是皺紋的臉，看著她懷里那個布包。

她打開布包，從里頭拿出一個東西，遞給我。

是一雙襪子。灰色的，手織的，針腳有點歪，但干干凈凈。

崔姑娘說：“她織的。三天，沒睡覺。給廠長。”

我接過那雙襪子，攥在手里。襪子是暖的，帶著她的體溫。

老太太又說了幾句話，然后轉身，佝僂著背，走進夜色里。

我站在那里，看著那個背影消失在廠門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天晚上，我回到辦公室，把那雙襪子放在抽屜里。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上半年的，2016年下半年的。

十五雙了。

五年，十五雙襪子。一百個女工，一百個家。還有那些沒進廠的人，那些站一天就為了見我一面的人，那些帶著孫子、等著三天、就為了送一雙襪子的人。

十二月二十二號，冬至。

朝鮮人不過冬至，可食堂還是包了餃子。豬肉白菜餡的，一人一碗，熱騰騰的。女工們端著碗，蹲在車間門口吃，一邊吃一邊笑。

我站在辦公室窗前，看著她們。

崔姑娘端著碗，蹲在最邊上。旁邊是她嬸，兩個人挨著，一邊吃一邊說話。她嬸笑著，比剛來那天年輕了十歲。

金明子大娘也來了，給她侄媳婦送東西。兩個女人站在食堂門口，手里捧著碗，頭挨著頭說話。大娘說了幾句，侄媳婦笑了，笑著笑著，眼眶紅了。

恩珠那天也來了。放學路過，跑進來看看。她穿著那件紫紅棉襖，頭發扎得整齊，臉蛋紅撲撲的。我給她盛了碗餃子，她蹲在臺階上，小口小口地吃。

“廠長，”她抬起頭，“好吃。”

我摸摸她的頭。

她吃完了，把碗送回去，然后從書包里掏出那個賬本，翻給我看。

“2016年12月，攢了61塊。明年上中學，夠了。”

我看著她，看著那個邊角卷得不成樣子的作業本，看著上面一筆一筆記下的數字。

六十一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攢了一年多，攢了六十一塊。

“恩珠，”我說，“你媽知道，會高興的。”

她點點頭，然后把賬本翻到最后一頁，指著上面一行新字給我看：

“2016年12月22日，冬至。來廠里吃餃子。廠長說，我媽會高興。我知道，她會的。”

那天晚上，我送她出廠門。走出去幾步，她回過頭，跑回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東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塊糖。用紙包著，紙上畫著一顆心。

“給廠長。”她說，然后跑了。

我站在廠門口，看著那個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手里攥著那塊糖，攥了很久。

回到辦公室，我把那塊糖放進抽屜。和那些襪子放在一起。

十五雙襪子，一塊糖。

還有三個月，就過年了。

可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年。

十二月二十四號，平安夜。新聞上說，聯合國那個決議正式生效了。邊境口岸排隊的貨車，又多了一倍。

十二月二十六號，車間里少了一個人。是那個偷過東西的男的，試用沒過，辭退了。他走的時候，站在廠門口罵了半天。小崔翻譯：“他說，廠里狠心，見死不救。”

我沒出去。站在窗戶后面，看著他罵，看著他走，看著他消失在風里。

十二月二十八號，食堂的肉少了。不是不夠，是廚師說，鎮上肉鋪關門了，進貨的渠道斷了。我問為什么，他說，聽說口岸那邊嚴了，飼料進不來，養豬的少了。

我沒說話。

那天晚上，女工們吃的還是紅燒肉。廚師把庫存全做了，一人一份，管夠。可她們吃著，不像以前那么高興了。

十二月三十號，最后一天。

早上起來，天陰得厲害。推開窗，冷風灌進來，帶著一股雪前的腥味。要下雪了。

去車間轉了一圈。女工們都低著頭干活，沒人說話。機器轟隆隆轉著，可那聲音聽著，跟以前不一樣。

中午吃飯，我去食堂看。還是兩葷兩素，還是管飽。可盤子里的肉，剩得比平時多。她們吃著，卻像沒吃。

下午四點半，最后一次發點心。廚師蒸了兩百個包子，白菜豬肉餡的，冒著熱氣。女工們排著隊領，一個一個接過去，放進布包里。沒人說話，沒人笑。

發到最后，還剩幾個。廚師問我怎么辦。我說，給她們分了吧，一人多拿一個。

沒人多拿。她們搖搖頭，把包子讓給別人，讓給年紀大的，讓給身體弱的，讓給家里孩子多的。

最后，那些包子被包起來，放在食堂的桌上，用白布蓋著，等著明天發。

五點，下班。女工們一個一個走出廠門，走進灰蒙蒙的天里。她們的背影，在暮色里越來越淡，越來越遠，最后看不見了。

我站在廠門口，站了很久。

風起來了，冷颼颼的，刮在臉上像刀子。天邊壓著厚厚的云，灰的、紫的、黑的，一層疊一層。要下雪了，很大的雪。

小崔從后面走過來，站在我身邊。

“廠長，”她說，“明年，還能來嗎？”

我沒回答。

我知道，明天早上，還會有人來。踩著新雪，一步一步，走到廠門口。推開門，抖掉身上的雪，然后坐到工位上，低著頭，干活。

為了那口吃的。為了家里人。為了那個七歲的弟弟，那個發燒的孫子，那個賬本上六十一塊的數字。

為了活著。

我轉過身，走回辦公室。打開抽屜，看著那些襪子——十五雙，從2012年到2016年，一年一雙，整整齊齊碼著。旁邊是那塊糖，紙上畫的那顆心，還看得見。

我把抽屜關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遠處，邊境那邊的燈火，一盞一盞，滅了。

只剩下這盞燈，亮著。

照著一個廠，一百個女工，十五雙襪子，一塊糖。

還有那三個月——那飄著包子香味的三個月。她們每天下班都領一包點心，卻沒人舍得吃。

都帶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