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跨越漫長時空的復雜路網，以最柔軟的絲綢命名

絲綢之路作為一個龐大而厚重的國際路網，從古至今，自東至西，不僅覆蓋了幾乎整個歐亞大陸，還延伸到了海上航線。這條路上走過的人、發生過的事，浩如煙海，包羅萬象。

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這條路有著多達20多個時空和歷史維度：它既是宗教之路、變革之路，也是皮毛之路和小麥之路，是黃金之路、白銀之路，也是危機之路和戰爭之路……

為何是最柔軟的絲綢，命名了這條橫貫古今的全球化路網？

日前，在成都博物館“金線”特展的學術講座上，浙江理工大學教授、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副理事長周旸，從“絲路之綢”的角度出發，回溯了有關這一神奇織物的傳說與傳播。

周旸

賽里斯國

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目前普遍公認是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

從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對中國進行了7次考察。回到德國后，他撰寫了五卷本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做研究的成果》，在第一卷中提出了“絲綢之路”。他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則直接以《絲綢之路》為名寫了一本書。

從此人們愛上了這個名字。

當然，在“絲綢之路”這個名字出現之前幾千年，這條路就已經存在很久了。

上世紀60年代，埃及開始興建阿斯旺大壩，為此除了將著名的阿布辛波神廟整體搬遷到高處之外，考古學家們還在淹沒區內提前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底比斯的王室工人墓地出土了許多木乃伊和人工制品。其中，在一具距今約3000多年的女性木乃伊頭發上，發現了成縷的絲束。通過顯微鏡觀察、紅外線測試與化學分析，科研人員確認它是來自中國的絲綢。

距今3000多年的中國，正處于商末周初之際。與之同時代的埃及新王國（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也已是一個勢力遠達敘利亞北部的帝國。因此埃及很可能是從西亞一帶獲得的絲綢。

這一點，在古希臘史學家的記載中也有側面印證：在希羅多德和色諾芬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帕提亞人穿著華麗、昂貴的米底式衣裳——也就是絲綢衣服。

著名中外交流史專家黃時鑒繪制的絲綢之路全圖（據中國絲綢博物館官網）

米底人是兩河流域的古老居民，約公元前兩千紀后期從中亞進入伊朗一帶，先臣服于亞述帝國，后來建立了獨立的米底王國。由于伊朗扼中西交通要沖，無論自中亞西來還是越過高加索山南下，都要經過伊朗，因此米底人可以最先獲得西運的中國絲綢。

很多人都知道羅馬貴族們對絲綢的迷戀，但希臘人和羅馬人對蠶和絲綢的想象并不準確。他們認為生絲是一種樹上長出來的白色絨毛，蠶是一種類似于蜘蛛的昆蟲，中國則是“賽里斯國”——絲國。

在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的《自然史》中，作者這樣描述賽里斯人和他們的織物：“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后再由他們的妻子來完成紡線和織造這兩道工序……”

德國博物學家瑪麗亞·西比拉·梅里安繪制的蟲與蛾

當然，蜘蛛的絲也不是沒有被用于人類的服飾，在成博“金線”展上就有馬達加斯加蜘蛛吐出的淡金色絲線，纖細美麗。但蜘蛛從未被人類馴化，也無法投入大規模養殖利用。

楚有神龜

穿越歐亞大陸北方草原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較早開通并有過輝煌歷史的商貿和文化通道。這一通道東起蒙古高原，翻越阿爾泰山，再經準噶爾盆地到哈薩克丘陵，橫貫東西。

馬背上的游牧民族是這條路的重要開辟者。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巨著《歷史》中就已提及：當時居住在黑海周圍的斯基泰商人曾沿著此道東來。

20世紀中期，考古學家在位于阿爾泰山麓凍土層中的巴澤雷克古墓里發現了精美的中國絲綢。墓葬所處時期約為公元前5世紀前后，正是中國的戰國時代，而那些絲綢上的鳳鳥紋，則是典型的楚國風格。

巴澤雷克墓出土的楚國風格絲綢紋樣

此類絲織物和楚式銅鏡在新疆多處也有發現，可知新疆也是草原絲路上的重要樞紐之一。成書于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中，提及周穆王曾西行遇西王母，所循路線正是由中原出發，經新疆、越蔥嶺而止于吉爾吉斯曠野的草原絲綢之路。

面對這位西方的女神，周穆王不僅恭敬地“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毋”，還向她獻上了“錦組百純，铻組三百純”——都是上等的絲織物。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絲織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襌衣就是大眾所熟知的“輕薄極品”之典型。

周旸在講座現場還提到了一個充滿遐思的發現，與三星堆那件最為奇特的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有關。

首先，三星堆出土的許多器物都曾包裹絲綢，這是已經被科技手段確認的事實。雖然絲綢是柔軟脆弱的有機質，但它同時也是天然的高分子材料，是由18種氨基酸構成的蛋白質，有著特定的序列和超強的保守性，在分子層面完全可以辨認。

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據視覺中國）

經辨認發現：這塊青銅網格里的玉板，在3000多年前曾被絲綢包裹著放入網格中，然后網格狀器本身再用絲綢包裹，并且人們將這塊絲綢染成了紅色。

周旸說，在研究這塊玉板和網格狀器的時候，莊子《秋水》中的一句話在她腦海中反復回響，揮之不去：“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聽說楚國有只神龜，已經死去三千年了，楚王用絲巾包裹著它，用竹箱盛裝著它，珍藏于宗廟里。

顯然，這只來自上古時期的神龜是楚國的圣物。與它相關的傳說，則大概率在更早的時候便已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所熟知。生活在商晚期的三星堆先民們，很有可能也聽說過這只神龜和與它相關的神秘故事，并對其充滿向往和崇敬。

細看青銅網格的造型，有著明顯的竹編感——以玉板模擬龜背，以銅網格模擬竹籠，大約便是那個年代流行于長江流域的“神龜禮器”。

千面至柔

得益于現代科學手段的先進，在肉眼可見層面早已湮滅無痕的絲綢，通過小小的試劑盒，在三星堆出土的多件器物表面、甚至坑內的泥土中，都發現了它們存在過的證據，有些還能辨認出品種——絹、綺等。

周旸認為，三星堆著名的青銅大立人像所著的華麗祭服，材質應該也是絲綢。

使用這些絲綢，無疑是為了增加祭祀的分量，進一步加強祭司和法器通達天地的目的。《禮記》中記載：“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早期絲綢除了用于制作日常穿著的衣物之外，還有祭服和尸服這兩種重要用途。古人不僅用絲綢包裹遺體，甚至會用絲綢包裹棺材，以示隆重與虔誠。

絲綢之所以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義，與蠶的特性不可分割——蠶是一種完全變態發育的昆蟲，其發育過程包括卵、幼蟲、蛹和成蟲四個階段。尤其是最后破繭而出、羽化成蛾的階段，在古人眼里就是重生的一種寫照。

成都博物館展出的蜘蛛金絲

除了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絲綢之外，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繭殼，鄭州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牙雕家蠶，山西夏縣師村遺址發現的石雕蠶蛹等文物，不僅充分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并且將蠶的一生與華夏文明的信仰緊密關聯。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絲綢也激發不同的想象。在熱愛絲綢的羅馬人眼中，身著絲綢服裝就代表了“頂奢時尚”。因為擔心沉迷絲綢令人墮落，羅馬皇帝提比略還曾幾度下令禁止男子穿綢衣。

羅馬人不僅大量輸入中國絲織品，還把從中國輸入的縑、素重新拆散成絲，加以染色，然后織成半透明的輕紗，或者另外加工成絲麻、絲毛混紡織物。埃及艷后克莉奧佩特拉和羅馬執政官愷撒，都喜歡穿輕軟透明的紫色輕絲——那是最昂貴的極品，價格與黃金相仿。

甚至，為了打破波斯人對絲綢貿易的壟斷，東羅馬帝國還與薩珊王朝進行過歷時數年的戰爭。

在意大利作家亞歷山德羅·巴里科的小說《絲綢》中，這種柔軟的織物托起的，則是西方人對東方與異國的欲望和想象：火紅的絲綢袍服，少女的細膩肌膚，柔弱無骨的雙手，黑暗中滑過肌膚的水流……走完絲綢之路，走到世界的盡頭，只為再看一眼她的臉。

阿拉伯人對黃巢起義印象深刻，很大原因是因為起義軍占領廣州時砍光了那里的桑樹，導致阿拉伯商人們最重要的貨物在很長時間里失去了供應；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專門寫過于闐“傳絲公主”的故事——為了獲得蠶種，國王特意求娶“東國君女”，并悄悄懇請她隨身藏一些蠶種帶來于闐國……

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傳絲公主畫版

在一千種想象中，絲綢有一千種形象；在一千種回憶中，絲綢有一千種命運。但即使是在今天，在全世界都見慣了絲綢的今天，回看歷史，竟然是這樣一種美麗的織物命名了那段跨越漫長時空的復雜路網，依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東方精神完美表達呢？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