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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多年前寫了《1967年,許世友被毛主席召見,回來后說:要我當總長,我寧肯跳江》一文,文中講到, 1967年,7月到9月,毛主席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沿途在上海停留,突然想念許世友,便讓代總長楊成武打電話到大別山,要許世友趕來相見。見到了許世友后,著重強調了軍隊要保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叮囑許世友,說:“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一個多月后,毛主席又通過周總理打電話給許世友,要許世友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這一年國慶節,許世友跟隨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并且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室聆聽了毛主席的長時間的談話。
此后,南京便傳出了許世友要當總參謀長的“小道消息”。
許世友的秘書李文卿向許世友求證,許世友哈哈大笑,說:“總長屬于文職,我是莽張飛的角色,怎么當得了?哈哈,要我當總長,我寧肯跳長江。”
許世友說的真心話。
老覃在多年前還寫過《新代總參謀長被主席稱為“趙子龍”,許世友為之憂:光有膽氣不行》一文,講的是,毛主席在1965年底選定楊成武接替羅瑞卿出任總參謀長時,許世友作為楊成武的好友,就曾向楊成武表示出了自己的擔憂,說:“總長可是軍機大臣,你老哥光有膽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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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認為,他和楊成武都是當不好總長的,倒是皮定均、秦基偉這些人有勇有謀,文武雙全,才是當總長的料子。
不得不說,許世友表面上貌似是一介武夫,但他看問題非常準。
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后不久,就出事了。
話說,1968年3月5日,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經正常程序獲準進入了釣魚臺,準備匯報魯迅手稿的去向,結果陷入了一出現代版的“林沖誤入白虎堂”中去,被人蓄意歪曲、惡意抹黑,說是“武裝沖擊中央、企圖抓人”,遭到了撤職、監禁。
傅崇碧為何遭此不測呢?
原來,他負責北京治安,多次保護老干部,早被盯上了。
和他一起被盯上的,還有時任代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常委的楊成武,以及時任空軍政委的余立金。
一句話,楊、余、傅三人都是身居要位,卻又剛正不阿,不肯與壞分子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錚錚鐵漢,因此成為了壞人的眼中釘、肉中刺。
壞分子借此機會,羅織罪名,誣陷楊成武與余立金勾結“奪取空軍領導權”,與傅崇碧勾結“奪取北京市權”,扣上“搞山頭主義”的大帽子,還無中生有地誣陷余立金為“叛徒”,將三人牢牢捆綁在“反革命”的恥辱柱上。
和傅崇碧一樣,楊成武、余立金也遭到了撤職、監禁。
在革命戰爭年代,楊成武是聶榮臻麾下的得力戰將,早在1933 年第四次反 “圍剿”時,楊成武任紅一軍團第 1 軍團第 2 師第 4 團政委,團長因病離隊,聶榮臻親自到團部協助指揮,被聶榮臻表揚為“模范團政治委員”。
長征路上,楊成武在聶榮臻擔任政委的紅一軍團任紅 4 團,負責在前面開路,飛奪瀘定橋、搶占臘子口等關鍵戰斗,都是在聶榮臻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抗日戰爭時期,聶榮臻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楊成武任第 1 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打了雁宿崖、黃土嶺、大龍華戰斗,殲辻村大隊,擊斃日軍“名將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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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時期,聶榮臻任華北軍區司令員,楊成武任第 3 兵團司令員,兩人在華北戰場協同作戰,參與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
楊成武被打倒后,壞分子還試圖牽連聶榮臻,稱聶榮臻為楊成武的 “黑后臺”。
聶榮臻氣憤不過,于4月7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要求與毛主席面談。
毛主席在信上批了16個字:“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
“五一”勞動節期間,毛主席接見了聶帥,大聲說:“要說楊成武的后臺,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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