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郫縣農科村。一個省委副書記,坐在鄉間小院,端起農家飯碗,吃完放下,拿起毛筆,當著兩百多位村民,三個字落紙。
沒人知道,就是這三個字,后來會變成席卷全國的經濟名詞,讓無數農民靠它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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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叫馮元蔚,彝名巴胡母牟。他的故事,遠不止這三個字。
1930年農歷六月廿四,大涼山西昌禮州。一聲嬰兒啼哭劃破彝寨的寂靜。這戶人家,給孩子取了彝名巴胡母牟,漢名馮元蔚。
祖上是御封百戶,隸屬尼尼土司家支,聽起來不錯。但到了馮元蔚這代,家道早已敗落。不到半歲,家里揭不開鍋,母親帶著他和五歲的姐姐,先寄居三姨媽家,再輾轉外婆家,一住就是十二年,才回到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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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歲跟私塾先生讀《三字經》《百家姓》,十歲插班到羲農中心小學讀四年級,成績始終名列前茅。那時候的馮元蔚,大概自己都不知道未來會去哪里。
1935年,紅軍長征途經大涼山,馮元蔚才五歲。他記住的,不是戰火,而是一個細節——紅軍戰士借了馮家的門板搭橋,用完之后原物送還,一塊不差。這件事很小,卻在孩子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真正有力量的人,從不欺壓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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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消息傳來,馮元蔚沒有猶豫,立刻趕到西昌報到,成為西昌軍管會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的第一批學員。訓練原定半年,三個月就被提前分配——涼山太需要會說彝語、懂彝俗的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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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參加工作,馮元蔚就接到一個沒人敢接的任務:調解涼山黑彝羅洪阿子兩家的械斗。
在當時的涼山,家支械斗是常態,有的延續數百年,死傷無數。官府來了也白搭。但馮元蔚沒有擺官威,沒有帶隊伍,一個人走進深山,坐到彝家的火塘邊,用彝語一句一句說,說了幾天幾夜。最后兩家握手言和,后來甚至結了親家。他一戰成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當時心里也沒底,靠的只有一顆真誠的心。
1951年5月,馮元蔚被送到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深造。彼時學院剛籌建,只有64名教職工,第一期招500名學員,來自西南4省區24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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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王維舟親自和大家一起扛磚修路。1952年,馮元蔚以優異成績畢業,被留校工作。這一留,就是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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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別較真,大概整理就行。他搖頭,只留下一句話:這些是彝家的根,不認真,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后代。
正是這份執念,讓他在60年代初陸續整理出版了《勒俄特依》《瑪牧特依》《媽媽的女兒》《我的幺表妹》等彝族民間敘事長詩,還合作出版了《大涼山彝族長詩選》《爾比爾吉》等。其中《勒俄特依》后來獲國家社會科學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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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馮元蔚正式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分管民族事務。從學者到省級領導,身份變了,但他做的第一件事,還是下基層。
他走遍四川各個民族地區,走進偏遠彝寨,看群眾怎么生活,缺什么。那時候涼山很多村子,不通電,不通路,老百姓還在貧困里掙扎。有一次到昭覺縣調研,看到孩子們坐在泥地上,沒有桌椅,沒有課本,用樹枝在地上寫字,他當場眼眶發紅。回到成都,立刻協調部門,為彝寨修學校、配桌椅、送課本、選派支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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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1994年,郫縣農科村的那一幕。
農民徐紀元在友愛鎮農科村開了一家鄉村飯店,想取個名字,一直沒著落。有人推薦找馮元蔚。他特意趕到郫縣,吃了一頓農家飯,看著院子依山傍水、充滿田園氣息,當場拿起毛筆,在兩百多村民面前,寫下三個字:"農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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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想到,這三個字后來會成為中國農村一種新經濟模式的專有名詞,在全國遍地開花,無數農民靠它走上了致富路。馮元蔚事后只說:我只是想表達農民的喜樂,說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智慧,我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他沒有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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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正式退休。但"退休"二字,對他來說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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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涼山出來的彝家苦娃,用89年的時間,走完了一段別人走不完的路。他叫馮元蔚,彝名巴胡母牟。這個名字,值得被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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