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信，請董必武轉(zhuǎn)呈，周恩來：我沒看到

周氏兄弟出身紹興，追根溯源，都可在周敦頤的族譜里找到位置：魯迅是第三十二代，周恩來則排在下一代。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這層淵源，他打算憑著這點血脈加上年輕時代的幾面之緣，去敲開即將建立的新政權(quán)大門。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答得干脆：“翻案。”字短氣長，卻道盡心機。

列車穿過津浦線時，有朋友勸他再等等，大勢已去的南京不是還沒宣布投降嗎？周作人擺手——“拖不得，再晚就沒人理了。”那人問：“信里寫了啥？”周作人瞇眼，只留下一句，“自有分寸。”對話至此打住，氣氛頗像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局。

信的上半卷，夸贊解放軍紀律嚴，稱人民政府“是自己人掌舵”，甚至不吝言辭稱“共產(chǎn)主義乃中國唯一光明所在”。話說得漂亮，但縱觀周作人早年文章，對革命向無熱情；此刻忽然滿腔赤誠，難免讓人起疑。老北平街頭賣煙卷的小販都懂得一句話——風向變了，帽子得跟著轉(zhuǎn)。

真正的核心藏在后半卷。周作人竭力抹去“漢奸”二字，搬出“曲線救國”“虛與委蛇”一類說辭，聲稱自己在偽“華北教育督辦”任上“暗中維系文化火種”“日日與日人周旋”。他甚至拿出日本憲兵罵他“反動作家”的軼事，想證明自己并非真心合作。遺憾的是，1939年他參見日皇、1941年赴“偽滿”觀禮、宣揚“東亞共榮”的報道還躺在舊報館的檔案里，這些紙面鐵證可不會替他作偽證。

字里行間還有另一層用意：他懇請新政府“重新審核舊案”，最好將那十年刑期一筆勾銷；順帶希望保留北平書齋與少量租金，以便“埋頭譯介西方經(jīng)典”。這種求寬大加自辯的混合文本，在解放區(qū)屢見不鮮，審查員們一眼就能看出門道。

送信這件事，他找上了董必武。同鄉(xiāng)之情、同姓之誼，再加上董老溫厚沉穩(wěn)，或許能幫忙“打個招呼”。信封遞出那日，周作人心里似有落石，“從此命數(shù)系于一介素箋”。可惜結(jié)局不似設(shè)想：文件在中央秘書處的流轉(zhuǎn)記錄從此中斷，周恩來并未見到。多年后，胡喬木回憶此事，只輕描淡寫一句“傳閱失查”。是當時公務(wù)山積誤置？抑或?qū)徸x后悄然束之高閣？外人至今無從細查。

然而，中央檔案里并非無人翻閱。作家馮雪峰就曾在1950年初接觸過復(fù)印件，讀完后忍不住拍案：“他若有半分自知，也不至于寫出這種東西。”可見，周作人的辯護并未打動任何評閱者。毛澤東收到匯報時一句“叫他公開認錯，不亂說亂動，政府可以寬大”便定了調(diào)子。真正的裁決早已落槌，與那封風干的墨跡無關(guān)。

周作人自然不死心。1951年，他復(fù)寫長信投遞給毛澤東，同時致函周揚，措辭仍舊繞圈。“人可以遲悟，但不必裝糊涂。”周揚閱讀后給出建議：必須在報紙上公開承認錯誤，方談其余。周作人寫了檢討，卻仍避重就輕。胡喬木向中央請示后，得到的批示簡單直接：“照辦。”換言之——先承認，再言他事。

僵持至1955年，國家著手大規(guī)模翻譯外國文學。羅稷南、傅雷、楊憲益皆被邀請。主管部門思量再三，決定給周作人每月二百元稿費，讓他埋頭翻譯希臘神話和英國散文。政治權(quán)利仍停，但生活不至于斷炊。有人說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軟禁”，也有人說這已是最大寬宥。公論如何，眾說紛紜。

從此，北大紅樓不再有他的演講，八道灣小院里只剩紙墨翻飛。每天十小時，老花鏡后目光晦暗，他陸續(xù)譯出《伊索寓言》《狄奧尼索斯祭酒詞》數(shù)百萬字。譯稿署名一欄空白，出版時只寫“某譯”。對此他無可奈何，也無力爭辯。

1966年風驟起，周作人日記斷筆，精神急轉(zhuǎn)直下。一位老朋友見他穿黑棉短褂、立在屋角，低頭不語，“像是犯了錯的學生”。次年五月，他被兒媳發(fā)現(xiàn)伏倒床前，鞋還沒來得及穿正。去世當天，他七十七歲。

那封給周恩來的信，1987年方在《新文學史料》全文公布，成為研究者案頭的新材料。原件如今仍存中央檔案館。紙張泛黃，字跡猶清，卻無人再為其辯護。信沒送到，總理未批示，故事到這里畫上句號。周作人余生翻譯自養(yǎng)，而那樁心心念念的“翻案”始終沒有發(fā)生，歷史給出的答卷就這么被定格，既無雷霆，也無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