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外派員工親歷美以伊戰事

“晚上手機不敢開靜音，隨時可能在半夜被巨大的爆炸聲震醒。”兩周前，當周濤（化名）困在科威特的酒店房間里，聽著窗外的防空警報時，他清晰地感受到，和平與戰火的距離，不過是一趟航班。

受訪者供圖

如今，這位大廠“出海”的外派員工已經坐在北京的家中。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回憶起那段驚魂時光，語氣里已沒有當時的緊繃，只剩下劫后余生的慶幸。

時間回到兩周前的那個清晨。當地時間2月28日上午8點30分，周濤乘坐的航班降落在科威特國際機場。落地僅半小時，科威特民航局突然發布緊急通告，全面關閉領空。周濤成了當時最后一批進入這個國家的人之一。中午12點，刺耳的防空警報驟然劃破長空，徹底擊碎了他對這次外派的所有期待。

如今，當窗外的硝煙變成熟悉的車水馬龍，那段“圍城”六日的記憶卻依然清晰。

剛落地領空就關閉

春節后開工的第一天定在3月1日，周濤便把赴任的日期選在了2月28日。

當天下午，他早上剛剛走出的民用航站樓，遭伊朗自殺式無人機襲擊。據新華社3月2日發自迪拜的現場報道，本次襲擊中，科威特國際機場航站樓相關區域受損，數名工作人員受輕傷，機場因襲擊陷入癱瘓，領空持續關閉。

“我要是再晚一班飛機，根本到不了這里，直接就掉頭回北京了。”周濤在電話中告訴每經記者。前腳剛踏過的地方，后腳就被襲擊，這種強烈的反差，讓周濤始終有種電影情節照進現實的魔幻感。

而那些在赴任途中就被戰火困住的同事，處境也并不比他好。周濤告訴每經記者，他同事乘坐的航班飛到一半迫降到印度，沒有印度簽證的這位同事被迫在印度的機場滯留了三天，只穿著單薄的短袖，什么行李都沒帶。晚上只能睡在機場安排在登機口旁的床墊上。最后，這名同事輾轉到泰國曼谷，才脫離了險境。

周濤苦笑著提起了一個頗為戲劇性的細節。2月27日臨走前，母親讓他請假晚兩天走，說問了AI（人工智能）助手，預測2月28日當地可能開戰。他當時根本不信，只覺得是無稽之談，沒想到一語成讖。

“圍城”六日炮火里的無眠夜

從2月28日落地，到3月4日晚敲定最終撤離方案，再到3月5日開始撤離，這六天的“圍城”時光是周濤最難熬的日子。

襲擊不分晝夜，半夜巨大的爆炸聲經常把人從夢里驚醒。

周濤說，從沖突爆發的那天起，他晚上一貫開啟的手機勿擾模式就再也沒使用過。手機有一點動靜，他就會立刻驚醒，翻看有沒有新的通知、撤離消息或襲擊預警。“你不敢睡死，情況瞬息萬變，一旦睡死了，可能就錯過救命的消息。”

“圍城”的日子里，所有人的情緒都在高壓下瀕臨極限。周濤告訴每經記者，有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同事在被困期間整宿整宿睡不著，也有人在房間里崩潰大哭。周濤說他算是情緒比較穩定的，并且他落地后入住的酒店，已經是憑借現有資源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了。剩下的，只能聽天由命。

可安全從來都沒有絕對的保障，沒人知道下一枚導彈會落在哪里。

3月2日，美國駐科威特大使館遇襲，使館當天便發布聲明稱，鑒于科威特持續面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威脅，請民眾不要前往美國大使館及美軍基地附近，就近尋找掩護。周濤站在酒店窗邊，清晰地看到美國大使館被炸后升起的滾滾黑煙，他把這一幕拍了下來，發在了朋友圈。

也就是在那天，公司原本制定的撤離方案走不通了。他們本打算走陸路去沙特首都利雅得，再從利雅得坐飛機回國，結果同一天利雅得周邊也遭遇無人機襲擊，陸路出行的風險陡然升高。

“現在哪也去不了，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在這待著。”周濤聽去年就來科威特的同事說，那時候伊朗和以色列有過12天導彈互襲，科威特正好在導彈航線下方，他們親眼看到過頭頂的導彈雨，可那時候從來沒有導彈在地面上炸響，沒有這么近的生死威脅。

漏油大巴旁，美軍基地邊的90分鐘等待

當地時間3月5日上午8點，周濤和20多名同事終于坐上了前往沙特的撤離大巴。

周濤告訴每經記者，他們撤離的決定是前一天晚上臨時定下的。

“巴林那邊（團隊）的情況是最危急的，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離美軍基地非常近，他們是第一個跑的。連夜從巴林撤到了沙特邊境城市達曼。”緊接著，卡塔爾的團隊也定下了撤離計劃。周濤則是在3月4日晚上9點接到撤退的通知，全員前往沙特利雅得。

馬上，他們就遇到了撤離的第一道難關——找車。

周濤說，公司剛進入科威特市場，沒有太多的本地資源積累，只能通過當地經營多年的華人渠道找車，但未能如愿。最終，公司政府關系部門的同事聯系到科威特政府，協調來一輛大巴。

不承想，車的問題解決了，更危險的變數還在路上。

撤離當天，車剛開出一個小時，走完科威特到沙特邊境一半的路程，就在高速上突然熄火了。

司機把車溜到應急車道，周濤跟著司機一起下了車，映入他眼簾的是漏了滿地的汽油。司機試著重新打火，可油像自來水一樣嘩嘩往外漏，車根本動不了。

而比滿地汽油更令人擔心的是，高速路的外側就是僅一圍欄之隔的美軍軍事基地。伊朗隨時可能襲擊的目標，此刻就在他們身邊。

車上的同事起初不敢下來，但空調已經停了。科威特30多攝氏度的高溫下，密閉的車廂悶得像蒸籠，大家只能陸續下車，躲在應急車道的護欄邊，焦急地等待新派來的車輛。

這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三輛豐田考斯特先趕到現場。團隊安排女同事帶著隨身物品先走，周濤和另外4個男同事留下，等后續車輛轉運大件行李。周濤表示他是第二批撤離的，在那個隨時可能遇襲的高速路邊，整整等了90分鐘。

周濤事后才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撤離那天，伊朗的所有火力都對準了卡塔爾多哈，科威特全境沒有遭遇襲擊。而就在他們順利抵達沙特的第二天，據央視新聞報道，伊朗使用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打擊了科威特境內美國的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該基地的預警雷達及其附屬設施、飛機燃料庫以及兩條機場跑道均被摧毀，整個地區都能看到此處產生的滾滾濃煙。

若是晚走一天，他們很可能身陷險境、生死未卜。

回到祖國熱土 重識外派機會與安全邊界

當地時間3月6日晚上（北京時間3月7日凌晨），國航的航班從利雅得國際機場起飛，沖向夜空。周濤坐在座位上，沒有興奮，沒有激動，只覺得渾身疲憊，倒頭就睡著了。

他是幸運的。在回國這件事上，他幾乎踩中了所有的好運氣。

撤離前一天（當地時間3月4日晚），他先買了一張從利雅得經土耳其轉機的機票，當時從沙特直飛國內的航班還都沒有恢復。而就在他過沙特邊境的當天（3月5日），國航突然發布通知，宣布恢復北京至利雅得航線，開放注冊排隊購票。他剛填完排隊信息沒多久，就收到了購票短信。“我當時的排隊號是213號，一架飛機能坐300個人，肯定能買上。”他買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機票，票價5800元。

但更多的人還在為一張機票反復煎熬。周濤在飛機上遇到一位巴林的同事。對方租的公寓樓被炸了，一周前只背了一個小包逃出來，所有家當都扔在屋里。“他說已經不確定東西還在不在了，可能早就沒了。那張國航的機票是他買的第三張票。第一次人到了機場，航班取消。第二次上了飛機，又被通知下機，領空又關閉了。他說，在飛機沒真正起飛之前，永遠不要提前慶祝，變數實在太多。”

直到飛機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雙腳踩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周濤心里懸著的石頭才終于落了地。“終于到家了，終于安全了。”這是他落地后唯一的念頭。

這場戰火徹底改寫了周濤對外派的認知。以前他覺得，外派意味著高薪機會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經歷過這場生死劫之后，他才明白其背后暗藏著無法預估的風險。

“以后再決定外派，肯定不會像之前那么痛快了。”周濤表示，他會看公司在應急響應上夠不夠快，在沖突爆發后會不會將員工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地區選擇上也會優先考慮更安全的地方。

周濤的反思指向一個更普遍的問題：當中企加速“出海”、走向地緣風險高發區，企業和個人該如何在機會與安全之間找到平衡？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指出，核心思路是“多元化”，如人員回國的渠道要多元，原材料供應要多元，產品銷售市場也要多元。“不要依賴單一的供給和單一的市場，要通過‘分散’來防范地區風險。”

針對如何搭建風險評估與應急預警體系，盤和林認為，企業需要對地區戰爭風險有預判能力。“要跳出新聞媒體的認知框架，培養企業自己的預判決策能力。”他建議，對于地緣風險突出的地區，可以采取本土化策略，更多雇傭本地人開展工作。在需要派出國內人員時，要預先規劃撤離路線，同時購買保險以規避風險。

周濤的六天“圍城”驚魂，是中國員工在地緣沖突中遭遇風險的縮影。

隨著中企全球化布局不斷深入，地緣政治動蕩帶來的安全挑戰愈發凸顯。個人的命運，始終與企業的應急保障體系、國家的保護力量緊緊綁定。唯有建立前置化的風險預警機制，才能為每一位遠行的中國人筑牢安全防線，讓每一次出發都能迎來平安的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