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羅杰瑞是怎么調查福建西北部內陸山區方言的

2010年，我還在澳洲跟墨爾本大學的伍云姬老師讀書，并一起完成了《湘西瓦鄉古丈話調查報告》。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在網上找到了羅杰瑞先生（Jerry Norman，1936—2012）的美國住址，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給他寄了一本書，還附上了一封信。之所以想要寄給他，是因為他是漢語方言、漢語史、滿語研究領域鼎鼎大名的學者，他所研究的邵武話正是我當時想要進一步研究的漢語方言。沒想到，不久之后，我打開電子郵箱，驚喜地發現了一封羅杰瑞先生發來的郵件，他說：

我獨立調查的第一個漢語方言就是邵武話，那是1965年在臺灣。可惜當時我的方法不太明智，主要都在收集讀字音。后來我有機會向另一個邵武人收集了不少詞匯材料。到了90年代，我終于有機會去邵武當地調查了！在最后一次當地調查時我去了和平，在那兒待了幾天調查當地話。1971年我還收集了將樂高唐話的材料……

沒多久，他又來了封信：

我已經決定把高唐的材料輸入電腦，做完了我就給你發過去，我估計要花點時間的。雖然高唐明顯跟邵武、和平屬于同一個閩語分支，不過它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差異。要是我沒病，真想再去福建做田野調查啊！

2012年6月，我去西雅圖他家拜訪了他，回來后沒多久，他就在寫給我的郵件里，附上了高唐話的詞匯表。可是，這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郵件——7月7日，羅先生就與世長辭了。

羅杰瑞郵件中提到的邵武、和平、將樂高唐都位于福建西北部的內陸山區（學術界一般稱為“邵將方言”）。那么，一位美國學者是怎么開始調查這些方言的，它們又為什么會引起他這么大的興趣？

“閩北區崇安方言詞匯集”中跟“雞”相關的一些條目

解開原始閩語構擬之謎的鑰匙

1965年，剛剛完成碩士論文的羅杰瑞到臺北調查閩語（同時也從事滿語的研究）。根據羅杰瑞夫人陳恩綺女士的回憶，他借住在臺北市近郊中和鄉一位朋友家，每天早上六點左右，趕在上班高峰之前，坐上公車去臺北。通過朋友的輾轉介紹，他請到了不少來自福建內陸地區的發音人，他們大都是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老兵，其中有一位是來自邵武城南的將近七十歲的退休軍官張博，雖然當時他已經來到臺灣將近二十年，太太是南京人，但他在家仍然堅持跟孩子說邵武話。

1977年，羅杰瑞終于又等來了一個調查邵武話的機會，還是在臺北，這次是來自邵武城關的沙輝先生，他也因此發現了城關跟城南的邵武話有些很有意思的區別。1985年，他還寫文章研究了邵武話的兩種歷史記錄，一種是1878年傳教士沃爾克（Rev.J.E.Walker）在《教務雜志》上發表的介紹邵武的文章中關于邵武話聲調與詞匯的描寫，另一種是1901年王琛編寫的《邵武府志》所記錄的一些詞匯音韻現象。

1987年后，羅杰瑞才終于有機會去福建當地調查閩語，他很想調查一些跟城關不一樣的方言點，可當時這些地方都不便住宿。1990年，羅杰瑞在邵武調查了來自和平鎮附近百沙下的吳子柟先生。1994年，當羅杰瑞得知離和平不遠有個招待所可以借住時，馬上就帶著太太陳恩綺一起去和平鎮調查。這些材料后來整理成“（邵武）和平方言詞匯”正式發表。

為什么羅杰瑞如此鐘情于邵武話？這牽涉到羅杰瑞在漢語方言研究中一項最重要也是最富爭議的研究——原始閩語的構擬。

1969年，回到美國加州伯克利校園的羅杰瑞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福建建陽方言”。在博士論文中，羅杰瑞分別構擬了原始西部閩語跟原始東部閩語，但卻沒有提出原始閩語的構擬。直到1971年，羅杰瑞才在一個內部期刊《麒麟》上發表了他的原始閩語聲母的構擬。這篇文章1973年在《中國語言學報》上正式發表，正是這個聲母異常復雜的原始閩語系統“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漢語方言學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到今天仍然還在延續。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1969—1971這兩年時間中究竟發生了什么，讓原本猶豫不決的羅杰瑞最終確立了全新的原始閩語構擬？

種種證據表明，這把解開原始閩語構擬之謎的鑰匙就是邵武話。在1969年的博士論文中，邵武話跟浦城話一起作為兩種歸屬不明的方言出現在附錄的對照字表中。而在1971年的論文中，邵武話搖身一變，作為一種準閩語（quasi-Min），成了六個閩語代表點之一。不難看出，正是對邵武話方言歸屬的重新思考，促成了原始閩語聲母系統的橫空出世。

福建邵武富屯溪 資料圖片

研究漢語方言的方法與旨趣

羅杰瑞調查邵武話與構擬原始閩語的經歷，看起來似乎有很多偶然。不過，在深入了解他對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旨趣之后，我又覺得在表面的偶然之下，冥冥中藏著一種必然。

早在大約一百年前，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發表了《中國音韻學研究》，用大量的方言讀書音材料來構擬文獻所反映的中古音，進而嘗試重建漢語通語的音韻史。同時，高本漢又用漢語通語的音韻史作為準則來理解漢語方言的形成與演變，這種方法至今在漢語方言學界影響深遠，被稱作“高本漢模式”。

羅杰瑞曾多次撰文批評這種“高本漢模式”，他認為這種方法其實忽略了漢語方言的復雜性，他更關注的是漢語方言本身的形成與發展，反對用《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統來理解漢語的歷史，而更強調用歷史比較法來重建漢語方言演變的歷史。

這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也直接影響到羅杰瑞調查漢語方言的方法。在筆者收到的那封郵件中，羅杰瑞對他自己早年以字表為主的調查方法進行了反思，他也專門寫了一篇“漢語方言田野調查與音韻學”，2007年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在這篇文章里，他反思了早期田野調查中以字音為主的調查方式，強調俗傳詞才是探索方言歷史的關鍵。他說：

現階段的研究最好對鄉土方言的俗傳部分優先調查，這部分是方言中的瑰寶。我們在哪些詞匯中最可能找到俗傳的詞語呢？俗傳的詞匯多半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現象、維生的器皿和用具、人身器官、身體活動和感覺、果蔬草木、蟲魚鳥獸、養雞喂豬、種田蓋房和當地地名等等，都是調查俗傳詞匯的富饒資源。

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羅杰瑞調查的正是這些俗傳詞匯，比如他在1987、1990年曾去閩北調查崇安話，這些詞匯記錄最近才整理發表（他的手稿去世后由夫人陳恩綺女士捐給了復旦中文系圖書館），其中就有一些跟“雞”有關的詞匯，體現了他對俗傳詞的重視。

羅杰瑞認為，正是這些日常口語中的俗傳詞匯，而不是那些漢字的方言讀音，才是研究方言最寶貴的材料。

田野調查中另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調查地點的選擇。

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一些較為古老的特征常常保存在一些較為偏僻、母語人口較少的語言，這樣的語言往往對于構擬整個語群的歷史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看，所謂“邊緣方言”往往比“核心方言”更有價值，比如：邵武和平話就比邵武城關話保留了更多早期邵武話的特征。同樣，從更大的尺度看，處在閩語與贛語交界地帶的邵將方言，也可以被看成是“邊緣方言”，羅杰瑞的研究表明，正是邵將方言對于原始閩語的構擬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語方言學的研究長期以來較多關注城鎮方言，很多偏僻地區、母語人口較少的鄉村方言至今仍缺乏足夠的調查與研究。這種情況所導致的一個后果，就是我們對于方言的分類標準往往是基于對城鎮方言的了解而總結出來的，而這些分類標準又進一步應用于對鄉村方言的理解，即通過跟鄰近城鎮方言的對比來理解鄉村方言的形成。而羅杰瑞的研究提醒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套用人口眾多的城鎮方言建立的知識，而要重視鄉村方言本身潛在的歷史語言學價值。這也許是羅杰瑞的邵武話研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2020年末，我接受了將羅杰瑞先生的論著介紹給國內學術界的任務，并聯系了柯蔚南、韓哲夫、梅祖麟、秋谷裕幸這四位著名的國外學者、同時也是羅杰瑞先生的友人來擔任各篇的導讀人。2026年1月，《中西學術名篇精讀·羅杰瑞卷》正式出版。此次集結成書的僅限七篇閩語研究的文章，但羅杰瑞先生在漢語方言領域的貢獻遠不止于此，他在漢語史、滿語研究上也成就斐然。他還留下許多未刊手稿。那一摞摞的田野調查筆記，記的都是上個世紀初出生的發音人的日常言語，可說是語言學研究的瑰寶。而那些泛黃的紙頁，也把我帶回到當年羅先生在田間地頭、在老鄉家里埋頭記錄的場景，仿佛跟著他一起做調查、做學問。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