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軸心文明的停滯、超穩與飄變｜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為什么印度社會兩千年來看似“不變”？為什么中國歷史總是治亂循環、分久必合？為什么伊斯蘭世界的大帝國一個接一個興起又消亡，卻彼此毫無繼承關系？這些看似孤立的歷史現象，背后其實隱藏著不同文明最深層的演化邏輯。

金觀濤老師首先剖析印度文明的“靜態停滯”模式。印度教的超越視野指向舍離此世的解脫，其社會組織藍圖——種姓制度——極為簡單抽象，只規定種姓隔離，不涉及政治經濟具體形態。社會變遷無聲無息地發生，卻從未被歷史意識所捕捉，形成“靜態停滯”。接著分析中國文明的“超穩定系統”模式。儒家道德將社會組織藍圖等同于道德規范，對政治、經濟制度的規定極為詳細。

最后考察伊斯蘭文明的“飄變”模式。伍麥葉王朝吸收阿拉伯部落傳統，阿拔斯王朝吸納波斯政治文化，奧斯曼帝國融入草原民族與拜占庭制度——每當舊帝國被無組織力量瓦解，原有傳統被拋棄，超越視野又與新傳統結合，塑造出全新的帝國形態，形成“飄變”。

圖：文森特·梵高《羅納河上的星夜》

從靜態停滯、超穩定系統到飄變模式

文/金觀濤

印度的靜態停滯模式

印度超越視野（婆羅門教和印度教）對應然社會的想象，是種姓制度。該社會組織藍圖最顯著的性質，就是當其背后的超越視野是印度教時，不會發生不可欲問題。為什么？婆羅門教經過佛教的沖擊，吸收了佛教的修身方式，其超越視野亦不斷純化，不再存在不能解脫的“一生族”。而印度超越視野是舍離此世的解脫，種姓只代表解脫等級在現世中存在的部分。

人在此世活在某一個種姓里，只要遵循這個種姓的戒律，不讓低種姓人進入，下一世會到一個相對高的解脫等級。該社會組織藍圖簡單明確，除了強調不同種姓不能通婚、不可混同外，既沒有規定政治、經濟制度，也沒有涉及其他社會組織特征，甚至連種姓數目都沒有限制。現實的種姓社會無論發生什么變化，產生何種問題，都不會質疑該社會組織藍圖的可欲性。

我們在之前討論過與種姓制度互相耦合的經濟結構，即各種姓互相依賴的村社，國家等政治組織建立在村社之上。因為“種姓”對統一國家的拒斥，種姓社會往往處于小國林立狀態。必須注意，一個個小國也會被無組織力量侵蝕并走向解體，這時新的統治家族取而代之，國家名號、統治范圍也變換不定；村社也會因人口增長而變大甚至分裂，人口在流動，新一代取代老一代，土地和財富不斷重新分配。

也就是說，社會組織藍圖雖規定了應然社會的形態，但現實社會最基本的特點是變化不可抗拒。按理說，所有這些變動都會對社會組織藍圖造成某種反作用，而種姓這種社會組織藍圖的性質恰恰在于，它只注意種姓隔離本身而對所有其他變遷視而不見。現實社會有機體弊病越深重，渴望解脫也越強烈，社會實際變遷并不會質疑該社會組織藍圖的可欲性。

這樣一來，在印度文明長程演進中，無組織力量增加和現實社會變遷不會對社會組織藍圖發生排斥，只有社會組織藍圖對現實社會長期不斷的塑造。這會導致種姓制度的日益復雜化。在印度社會長程變遷中，種姓制度的不斷復雜化是一不爭的事實。我想強調的是，在印度文明中，正因為只存在社會組織藍圖對現實社會長期不間斷的塑造，現實社會變遷對社會組織藍圖的反作用則相對弱小，它帶來一個奇特的結果，這就是隨著種姓制度的復雜化，種姓數目以指數增長。

人人皆知印度古代有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種姓，如前所述，它們是從四大階層演化而來。四種姓一旦形成，種姓隔離出現，其數目就開始增加。種姓從四種變成幾十種，再由幾十種變為成千上萬種。到20世紀50年代，印度有數千個種姓和數以萬計的亞種姓。許烺光指出：“根據古里的統計，20世紀50年代印度亞種姓數目在2.6萬個以上，這樣每個亞種姓平均有1.4萬人。而從印度鄉村田野調查表明，每個亞種姓平均人數遠遠小于此數，也就是說，亞種姓數目要比2.6萬個多得多。”由此可見，種姓數目是以指數增長的。

圖： 尼古拉·普桑 《所羅門審判》

為什么種姓數目會以指數增長？關鍵在于種姓分裂，一個種姓過一段時間會分裂為兩個亞種姓。這樣，猶如細胞分裂，其數目一定以指數方式增加。由于印度一直缺乏歷史記錄，種姓增加的過程很難考證，但是種姓分裂這件事社會學家是知道的。韋伯曾指出，當一個種姓的成員遷居到他處時，時間一久，原有種姓常會拒絕承認他們，他們只能形成新的亞種姓。

此外，貧富分化亦會導致種姓分裂。韋伯沒有講種姓分裂更深層的原因。其實，背后的動力正是社會組織藍圖對社會有機體的塑造。也就是說，脫離自己的種姓是每個人追求解脫的表現，但高種姓會拒絕低種姓的人加入，于是，尋求超越原有等級解脫的人們除了從原有種姓分裂出來形成新種姓外，別無他法。

我問一個問題：種姓越來越多會沖擊社會組織藍圖嗎？不僅不會，反而有利于社會組織藍圖的加固。為什么？種姓的互相隔離來自超越視野的限定，同一種姓分裂是和達到解脫目標的修身細化相符合的。當某一種姓中的一部分人覺得其余人比自己不潔（自己比他人更優越）或遷移他處（如有可能脫離現狀）時，就可能脫離原有種姓并變成一個新的亞種姓，印度宗教對這種分裂是承認的。

原因不難理解，一是社會組織藍圖本來就沒有規定一共有多少個種姓，二是種姓解脫等級數目變多意味著等級差別不斷細化，從原有種姓分離出來意味著解脫在此世部分地實現。本來人離開其生活的種姓是死亡時才發生的，解脫通過種姓分裂的此世化，無疑會強化種姓觀念。它反過來更有利于種姓社會的加固。這也是印度文明種姓制度不斷強化的原因之一。

既然無組織力量和任何社會變遷都不會沖擊社會組織藍圖，根據圖3.1，社會有機體演化的宏觀進程和超越視野展開過程完全一致。我們之前討論過，印度宗教展開的邏輯，可以歸為解脫視野的不斷純化。這是一個從婆羅門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發展過程。具體來說，婆羅門教超越視野不完全靠個人修煉，還要依靠婆羅門這個種姓念咒及舉行儀式等。印度超越視野純化是不斷強調解脫的“自力”性質和普世化，其中存在反對婆羅門教這一必不可少的邏輯環節，后果就是耆那教和佛教的興起。耆那教和佛教都反對種姓制度。一旦種姓制度松動，村社的封閉性可能被打破，有可能建立統一國家。

圖3.1：決定長程模式的基本結構

但大一統帝國并不是佛教的社會組織藍圖，因此，在佛教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出現的大一統國家并不持久。而且，隨著印度超越視野的進一步純化，佛教會被印度教取代。印度教用佛教方法解釋《吠陀》經典，重返婆羅門教的立場，拋棄“一生族”不能解脫的觀念，把改進后的完善的種姓制度作為社會組織藍圖。從此佛教受到壓抑，在印度再也沒有自己的空間。這樣一來，隨著超越視野的普世化和純化，印度文明的演化是種姓制度形成、種姓制度變弱、種姓制度再次強化且種姓數目呈指數增長的過程。而種姓制度是拒斥統一國家的，印度歷史的展開必定表現為“分裂—不穩定的統一—分裂”的三部曲。

事實不正是如此嗎？印度最早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是婆羅門教，社會一直處于分裂狀態。隨著佛教否定婆羅門教，統一國家才開始出現。大約公元前324年到公元前185年，印度建立了最早的統一帝國，這就是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佛教否定種姓制度，但它自己的社會組織藍圖并不是大一統國家，所以統一佛教帝國不可能是印度傳統社會的常態。100多年以后，孔雀王朝被無組織力量解體，印度又回到小國林立狀態。接著大乘佛教興起，我們看到印度又出現過一些統一王朝，但都不穩定。如貴霜帝國，以及唯識論興起后出現的笈多王朝等。公元606年至647年，印度最后一個短暫佛教王朝叫戒日帝國。

玄奘當時正好在印度留學，他向我們描繪了佛教社會的狀況。需要注意的是，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并無對印度種姓制度的描述。這都說明佛教對種姓制度的削弱。戒日帝國以后，印度教興起，佛學被納入到婆羅門教里面去了。印度從此進入了長久而穩定的分裂局面。前面所說的種姓數量呈指數增長主要發生在這一時期。印度歷史中分裂狀態最為穩定，統一時期充其量不到750年，占全部時間的六分之一。

印度教的成熟意味著解脫超越視野已完全展開，這是不是說從此以后印度傳統社會再也不可能建立統一國家了呢？并不是這樣。我們之前討論過，在印度傳統社會，只要有一種外來力量把種姓村社組織起來，就可以建立統一國家。自13世紀起，伊斯蘭教進入印度，伊斯蘭教徒建立過兩個統一王朝。一個是1206年建立的德里蘇丹，1351年解體。

另一個是莫臥兒帝國（1526—1858）。這是蒙古人接受伊斯蘭教后在印度建立的帝國。換言之，印度傳統社會除了佛教帝國、小國林立外，還有另一種形態，這就是分裂的種姓社會接受外來統治，社會處于這三種狀態之一（圖3.2）。由此可見，雖然種姓社會存在著對統一國家的拒斥，但印度傳統社會早期有佛教帝國，晚期有伊斯蘭帝國。印度文明接受外來統治形態對理解其現代轉型特別重要。

圖3.2：印度傳統社會的三種形態

我把印度文明演化的模式稱為靜態停滯。“停滯”是指其社會組織藍圖不變以及由其規定的社會有機體基本形態數千年不變。“靜態”既指其保持不變的方式，亦指該文明對社會各種變遷的無意識。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由社會組織藍圖設計的現實社會不可能一成不變。

印度傳統社會兩千年中處于各種變遷潛流中，種姓在不斷增加，種姓越多，分工越細，市場經濟越發達，但是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種姓框架的。幾千年來，無論印度社會呈現出多大的差異，因社會組織藍圖不變，種姓制度沒有改變過。因所有這些變化都不是社會組織藍圖規定的有機體走向解體，變遷過程不存在明顯的治亂循環，可以說是無聲無息“靜態”地發生。

而且該文明對現實社會的變化毫無意識。一般說來，生活在某一文明中的人通過現實社會和應然社會的差異形成社會變遷感。因現實社會和社會組織藍圖的差異在印度不可能被感覺到，社會也就缺乏變遷的自我意識，加上解脫視野不注重現世發生的事情，歷史學及歷史記錄變得毫無意義。這樣一來，順著種姓碎裂化的軌道，一切社會變遷發生在黑暗之中，“靜態停滯”構成了印度歷史展開的基本特征。

印度文明的社會組織藍圖不變，源于超越視野對現世社會的想象過于簡單和抽象，以至于任何現實社會變遷都不會對其可欲性形成質疑。當社會組織藍圖足夠詳細即超越視野規定了社會政治、經濟具體制度時，無組織力量增長及各種變遷導致的現實組織對應然狀態的偏離一定會被該文明意識到。種種偏離通常都會使人去思考社會組織藍圖是否可欲。

此時，社會組織藍圖要保持不變，在邏輯上只有一種可能，這就是社會組織藍圖被等同于道德規范。這時任何對應然社會的偏離都被視為腐敗即不道德，現實對社會組織藍圖偏離越大，維護道德理想的力量就越強。社會組織藍圖作為抗拒腐敗（變遷）的中流砥柱，當社會有機體解體時，一次又一次成為原有社會結構重建的模板。這種文明演化模式和“靜態停滯”不同，存在著社會有機體被無組織力量摧毀后，用不變的社會組織藍圖對政治、經濟結構的反復重建。這就是中國文明存在的模式。

中國文明模式：超穩定系統

中國文明以道德為終極關懷，其對應然社會的想象是一個道德理想國。這種社會組織藍圖和印度的不同，其超越視野對應然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規定極為詳細。我在之前討論了傳統中國的社會組織藍圖，它是一個具有上、中、下三個層次的家國同構體：上層是以皇帝為中心、以道德精英為官僚的大一統政府；中層是縣以下的精英自治，他們放大了政府功能，進而將政府和每一個家族整合到一起；基層是以儒家倫理為道德規范的父權制家族。該社會組織藍圖不僅規定了政治結構，還包括與其相耦合的經濟結構的細節，它必須是以自耕農為主、地主與佃農的人數比例適當的地主經濟（圖2.2）。

圖2.2：家國同構體的三層結構

因此，在中國文明演化過程中，儒家倫理及其配套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塑造現實社會。由于被塑造出的道德有機體不可能不變，現實社會和社會組織藍圖的差異很容易被每個成員感受到。事實上，從漢代到清代，只有大一統王朝形成初期才會存在現實社會結構與社會組織藍圖基本吻合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間的偏差必然會越來越大。中國文明的進程就是這種偏離發生并被一次次感受到的歷史。

一方面是官僚機構膨脹和吏治日益敗壞。在一個盛大王朝初建時，其官員相對清廉，機構效率較高。隨著太平盛世的持續，機構膨脹，貪官污吏越來越多。皇帝整飭吏治，推動變法，用各種手段制止貪污，往往又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一般來說，精簡官僚機構冗員的結果只會是機構的進一步膨脹；依靠道德精英整肅吏治，則會產生新形式的腐敗。中國歷史中似乎存在某種腐敗不可抗拒的鐵律，當官僚機構腐敗到一定程度，就很難再被認為是道德精英治國。

另一方面是土地兼并，地主經濟與家國同構體的理想狀態相差得越來越遠。在一個盛大王朝建立之初，自耕農在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地主經濟中地主和自耕農成分保持著平衡，國家有充足的稅源和兵源。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土地兼并日趨嚴重。雖然歷朝歷代都不乏對土地買賣的限制和打擊，但是土地兼并似乎只可被減緩而無法被遏止。

因此，王朝一旦度過其鼎盛期，接下來必定發生貧富分化加劇、自耕農紛紛破產變成佃農。當自耕農數量減少到一定程度，國家賦稅的負擔必定壓在人數不斷遞減的戶口之上，這使得未破產的自耕農不堪重負而投靠大戶，最后出現雪崩般的效應：農村經濟徹底破產。在王朝末期，自耕農大多淪為佃農和流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國家因失去稅源而財政枯竭，處于崩潰邊緣。所有這一切都可以歸為一句話：現實社會對社會組織藍圖的不斷偏離導致社會有機體的瓦解。

從漢代到清代，幾乎所有大一統帝國都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農民起義的原因在各朝似乎都不盡相同。在唐朝以前，國家勞役、官僚機構的壓榨和豪門大族的土地兼并導致大量流民的出現，這是大動亂的直接誘因。唐以后，豪強兼并不再見于史書。從現象上看，王朝末期的農村再也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人口，結果是無法生活下去的農民選擇鋌而走險，吏治腐敗和土地兼并仍是農民起義爆發的基本原因。

唐宋以后士族衰亡，加上國家人口基數變大，使得家國同構體三層次的中間層次膨脹，縣以下的士紳自治和宗族維系社會穩定的功能日趨重要。而吏治腐敗和土地兼并會直接破壞家國同構體中間層次的協同調節功能，導致宗族維系社會穩定功能的喪失，宗族再也不能容納農村中的過剩人口。總之，無組織力量增長的后果是社會有機體被摧毀，社會基本秩序在大動亂中解體。

大一統帝國崩潰后，大動亂一般持續十幾年，最長的達幾十年。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貪官污吏被清除，土地兼并受到打擊；大城市毀壞，商業蕭條，人口亦大幅減少。宋代以前，王朝末期的人口一般不超過6000萬，在動亂過后會回到大約2000萬的水平。東漢滅亡后的動亂時間較長，西晉建立時人口只剩下800萬左右。宋以后中國人口過億，但大動亂對人口的殺傷力依然如舊。離當下最近的一次大動亂（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在19世紀中葉，十幾年的大動亂使中國人口減至1.1億，減少了26%。

在中國文明演化的過程中，導致統一王朝崩潰的大動亂有兩個重大功能：一是有效地清除使現實社會不斷偏離社會組織藍圖的無組織力量；二是社會組織藍圖在動亂中開始重新塑造社會有機體。無論是農民起義軍領袖稱帝，還是鎮壓動亂后豪強大族登基，抑或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新朝，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同的歷史過程：新王朝必會表彰儒學，恢復科舉考試，以孝治天下，強調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細胞，重建編戶齊民的政治社會結構。與此同時，實行均田，或承認農民對荒地的占有，重新確立地主經濟中的自耕農主體。新王朝利用儒臣建立一個新的官僚機構，恢復縣以下的士紳自治，再度整合國家和宗族。不僅如此，

新政權還要允許道德精英占有土地，或把土地賜給功臣，新的地主階級形成。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藍圖一次次地重建相應的社會組織，并與地主經濟相耦合。

大一統帝國之所以能迅速重建，關鍵在于社會組織藍圖的存在。無論是無組織力量增長，還是整個社會解體，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藍圖都保持不變。只要大動亂清除了無組織力量，社會組織藍圖重塑社會有機體的功能就能立即發揮作用。而社會組織藍圖之所以不變，正是因為道德實踐中實然不能質疑應然的原則。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藍圖本身就代表了道德規范，現實社會對社會組織藍圖的任何偏離都被視為腐敗。它不僅不會否定道德原則，反而能進一步證明道德意識形態所提供社會組織藍圖的正確性。故現實社會愈腐敗，對應然社會的想象和追求愈有力。

圖： 約翰·埃弗里特·米萊斯 《 奧菲莉亞 》

正因如此，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盛大王朝末期，無論是極為發達的商品經濟，還是商賈積累的財富與其在倫常等級中的身份不符，都被看作道德墮落、人心不古。與此同時，新科技發明被指責為奇技淫巧，新學說則成為敗壞人心的異端邪說。所有這些東西都被當成腐敗，正說明道德規范和社會組織藍圖合一對其可欲性的保護。換言之，道德規范和社會組織藍圖合一，使得任何社會變遷和腐敗不可區分。社會變遷即使被強烈地意識到，亦不會質疑社會組織藍圖的可欲性。

據此，我把中國文明演化模式稱為“動態停滯”。“停滯”同樣是指社會組織藍圖不變，它所設計的有機體亦維持兩千年不變。“動態”指保持社會有機體不變的方式。在社會制度被等同于道德規范的結構中，社會組織藍圖設計的有機體不可能以“靜態”的方式（如印度文明的有機體那樣）維持下來。不可抗拒的變遷和被特權腐化的道德精英一起摧毀社會有機體及其規定的社會基本秩序，使得大動亂不可避免。

問題在于，大動亂一方面是消滅腐敗的力量，另一方面亦將有效地清除和平時期所積累的生產力和各種新事物。家國同構機制在動亂中重建的新秩序，跟舊王朝的社會秩序是一樣的。換言之，家國同構體和地主經濟相耦合所構成的大一統帝國不可能靜態地維持自己兩千年不變，它只能在兩三百年一次的、周期性的“崩潰—修復”的動態循環中延續下來。以上便是“動態停滯”的準確含義。

“動態”還指中國文明包含明確而強烈的“治亂循環”的歷史觀念。和印度文明不同的是，自超越視野出現以來，中國就形成以道德實現來檢視社會變遷的觀念，歷史觀念應運而生。孔子修訂的《春秋》就把道德評判視作記錄歷史進程的意義所在。此后“治亂循環”成為中國文明有關歷史進程的自我意識。無論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還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內容核心都是現實社會偏離社會組織藍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會組織藍圖對社會有機體一次又一次地再塑造。

我和劉青峰把具有上述特征的社會有機體稱為“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這一概念既能被用來刻畫社會有機體在文明獨立演化過程中的動態停滯，還可用來理解特定文明在社會組織藍圖受到外來沖擊而變得不可欲時的演化模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果社會組織藍圖無法被實現，那么道德規范會變得不可欲，這將引發文明融合。東漢末年的天災使宇宙論儒學變得不可欲，加上東漢滅亡后半個多世紀的大動蕩導致社會人口減少十之八九。同時，少數民族南遷，這時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藍圖在原有社會組織規模上無法被實現，大一統帝國不能建立。

圖：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 《 帕臺農神廟 》

因此，當時超越視野對道德內容進行了重構，形成道德價值逆反機制，即超越視野不變，道德內容被與原來相反的內容取代，魏晉玄學的興起便是典型。魏晉玄學以“無為”為新道德，開啟了中國文化融合佛教的進程。對于魏晉玄學而言，雖然家族仍是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但主張玄禮雙修的士大夫缺乏建立家國同構體的能力，這使得應然社會藍圖不再指向大一統帝國。換言之，正因為原有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藍圖發生某種變化，中國歷史上才有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在中國文明演化的過程中，家國同構社會組織藍圖的不可欲出現過兩次。一次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另一次發生在1840年中國受到西方沖擊以后。第二次道德價值逆反所創造的新道德是道德烏托邦。它的社會組織藍圖不是家國同構體，而是以平等為終極關懷的道德理想國。兩次道德價值逆反都引發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明吸收了佛教文化；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思想在西方沖擊下流行起來，并與進入中國的思潮相融合。我在第二講中將道德價值逆反創造新道德稱為中國超越視野的展開方式，該展開方式最獨特之處就是促成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融合。我在后面將指出，除了古希臘羅馬文明，其他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展開過程通常都不包括文明融合，中國文明的這一特征對理解現代社會的演化極為重要。

飄變模式

社會組織藍圖被等同于道德規范，在軸心文明中只有中國如此。對于其他軸心文明，只要社會組織藍圖足夠詳細，對現實社會偏離應然狀態必定也很敏感。這樣一來，當無組織力量增加，現實社會弊病百出以致瓦解時，社會組織藍圖相關細節必須對此負責，人們往往會對社會組織藍圖發生懷疑。這是帶來社會組織藍圖變遷的巨大動力。如圖 3.1 所示，社會組織藍圖處于超越視野不變和現實社會對其沖擊的雙重壓力之下。

一方面，社會組織藍圖是超越視野價值的實現，超越視野不變，它也不能改變；另一方面，社會組織藍圖要對無組織力量增加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病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社會組織藍圖能夠分裂成兩個不同部分：一部分由超越視野直接規定，即不可變的；另一部分和超越視野關系不大，是可以拋棄的，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嗎？伊斯蘭教烏瑪的藍圖正是如此。

伊斯蘭教要在現世建立公正的社群，這就是烏瑪。伊斯蘭教的結構很有特點，一方面它有巨大的建構現實社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對社會有機體具體形態的規定。烏瑪巨大的建構能力由伊斯蘭教法和伊斯蘭教祈禱的模式決定，而對于國家的具體組織細節，伊斯蘭教講得很少（除了它必須實行伊斯蘭教法外，差不多什么都沒講）。伊斯蘭社會的組織要靠其他文明的傳統填充才能形成。既然細節是填充進去的，和超越視野關系不大，在外力下作用下也可以剝離出來。

這樣一來，當無組織力量對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時，我們可以看到對烏瑪想象的飄變：與超越視野關系不大的原有內容被拋棄，來自超越視野的不變形式結構和新內容結合，并開始塑造新社會有機體。新有機體和原來有機體形態可以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是新烏瑪的建立者，還是政治、經濟結構，都可以不存在繼承性。換言之，和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的“停滯”明顯不同，伊斯蘭文明演化呈“飄變”的模式。

圖： 彭里·威廉姆斯《 月下風景 》

在各軸心文明歷史研究中，伊斯蘭社會的演化最為復雜。很多人覺得阿拉伯歷史讓人眼花繚亂，其實如果我們只考察伊斯蘭文明中的大帝國，變遷主線則相當明確。除了前文提及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莫臥兒帝國外，其主要脈絡是三個帝國的興衰：第一個是伍麥葉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 —750），第二個是阿拔斯王朝（Abassid Caliphate，750 — 1258），第三個是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1299 —1922）。三者的社會結構有很大差別，幾乎不存在繼承關系，甚至在時間上亦無明顯的連續性。為什么如此？

因為這三個帝國所依據的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各不相同。伍麥葉王朝是阿拉伯部落傳統和超越視野的結合。當社會危機不可克服的時候，伍麥葉王朝被推翻，阿拉伯部落傳統被拋棄。這時波斯政治文化被超越視野吸收，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被無組織力量吞沒時，波斯政治文化又被拋了出來。伊斯蘭教通過草原民族接納部分拜占庭政治制度，新社會組織藍圖成熟，超越視野又建立了一個大帝國，這就是奧斯曼帝國。在整個變遷中，超越視野是不變的，但是被拿進來的傳統卻在飄變，這造成伊斯蘭文明社會有機體演化的無繼承性。

先來看伍麥葉王朝的興衰。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社會有機體烏瑪就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不到 30 年間，穆斯林就吞并了今天阿拉伯半島、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埃及等地區，定都大馬士革，并于公元 711 年占領西班牙，建立了盛大的伍麥葉王朝。烏瑪之所以如此快地變成大帝國，是因為伊斯蘭超越視野迅速吸收阿拉伯部落傳統，并將其發展為社會組織藍圖。

從表面上看，該伊斯蘭教帝國由來自先知部落（古萊氏族） 的伍麥葉家族統治，但伍麥葉王朝實際具有阿拉伯部族聯盟的性質。舉一個例子，當時哈里發的世襲合法性尚未確立，在伍麥葉王朝14位哈里發中，只有4位把王位直接傳給了兒子。依據年齒來推選族長是阿拉伯部落中早就存在的傳統，如果將其放大到社會組織藍圖中，就是伍麥葉王朝的組織原則：一是各部落都是平等的；二是原則上不接受一個家族的統治，哈里發只能由阿拉伯各部落推舉產生。

伍麥葉王朝延續的時間并不太久，它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就解體了。原因很簡單，隨著越來越多的被征服民族皈依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在帝國中成為少數，其部落聯盟的政治傳統再也不能維系整個烏瑪的統一了。伍麥葉王朝的擴張依靠阿拉伯部落的征戰，阿拉伯部落每征服一個地區，就在當地建立軍事要塞，這些要塞和被征服的、必須納稅的本地居民是分開的，很快就會變成統治農村的城市。

但是，這種把阿拉伯征服者和本地居民相互隔離的制度是不會長久的。伊斯蘭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其教義簡單、傳播極快，一旦被征服地區人民皈依伊斯蘭教，阿拉伯部落的要塞迅速和該地居民相混同，阿拉伯人在信眾中成為極少數。故而社會組織藍圖中的阿拉伯部落傳統再也起不了作用，其規定的制度難以保持帝國的統一。

圖： 亞瑟·利西默 《 掃雷艦，哈利法克斯 》

在伍麥葉王朝后期，內部危機重重，社會有機體質疑其組織藍圖，這集中表現為哈里發權威的喪失。在當時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爭論背后，實為社會組織藍圖中阿拉伯部落傳統被拋棄。在伍麥葉王朝解體后發生軍事混戰，伊斯蘭超越視野開始尋找可以建立大帝國的新民族政治傳統。公元750年，呼羅珊（Khorasani）地區的艾布 ·穆斯林（Abu Muslim）領導了起義，并在內戰中勝出，依靠呼羅珊起義軍的阿拔斯家族建立了新的大帝國。

為什么阿拔斯王朝能迅速被建立？因為在伍麥葉王朝擴張過程中，穆斯林征服了伊朗。伊朗的薩珊王朝（Sassanides）本是一個大帝國，有著深厚的波斯政治文化傳統。一旦波斯人信了伊斯蘭教，并在人口上占據主導地位，原來薩珊王朝的官僚政治傳統立即跟伊斯蘭超越視野結合，新社會組織藍圖迅速形成，它塑造的社會有機體就是阿拔斯帝國。

阿拔斯王朝將首都遷到巴格達，哈里發從此成為世襲的，原本的部落聯盟國家亦成為一個官僚統治的帝國。正如歷史學家所指出的，早期阿拔斯帝國的管理精英由伊拉克的官僚組成，他們全都受過有關薩珊王朝的國家管理經驗的培訓。阿拔斯王朝是伊斯蘭教最盛大的王朝。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所謂阿拉伯風情，實為阿拔斯王朝的社會面貌。伊斯蘭教中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哲學流派，以及它對古希臘科學的接納，均出現在阿拔斯王朝時期。

從表面上看，阿拔斯王朝的歷史長達500年，但其鼎盛時期只有100多年。自公元11世紀以來，它就變得弊病叢生，并開始衰落和分裂。在阿拔斯王朝過了鼎盛期（有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稱之為“正午時分”）以后，被引入伊斯蘭教的波斯政治傳統必須為社會危機負責，它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合法性一天天地遞減，由此引發關于哈里發的合法性來源和政治制度正當性的廣泛而持久的討論。

當然，該社會組織藍圖中由超越視野直接規定的部分不會受到挑戰，伊斯蘭教不同教義流派據此形成。公元 11 世紀后，波斯政治傳統被伊斯蘭超越視野拋棄，帝國陷于分裂。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中存在的巨大空白，可以用哪種政治文化傳統來填充，再次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伊斯蘭教世界因此動蕩不已。

最早從阿拔斯帝國中分裂出來的是法蒂瑪王朝（Fatimid Caliphate， 909 —1171），其中心是埃及，它源于激進的什葉派（伊斯瑪儀支派）征服北非的運動；接著是突厥塞爾柱家族建立塞爾柱王朝（Seljuk Dynasty，1037 —1194）；12 世 紀， 阿 尤 布 王 朝（Ayyubid Dynasty， 1169 —約 1260）推翻法蒂瑪王朝，其政治意識形態重歸于遜尼派；13世紀，馬穆魯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1250 —1517）又建立于阿尤布王朝的廢墟之上。 以上都是阿拔斯帝國分裂后各時代不同地區的小王朝，它們依靠的是超越視野吸收本地的不同傳統（如利用奴隸軍）。因沒有統一的政治文化可以吸納，烏瑪不再是大帝國，伊斯蘭世界陷入常年混亂時期。

為什么波斯政治文化被拋棄后，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建立大帝國的政治文化？伊斯蘭教和民族政治文化的結合，是一個實踐過程而非思想理論過程。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形成之初都有可利用的現存傳統。無論是貝督因人接受先知的傳教，還是呼羅珊人的皈依，這些民族成為帝國的中堅都意味著超越視野可立即將其政治傳統吸入烏瑪的想象和實踐。一旦阿拉伯部落傳統和波斯政治文化被社會組織藍圖排出，中東地區就再也不存在與皈依伊斯蘭教新信眾相對應的統一政治文化了。

當時存在兩種可吸入的政治傳統：一是拜占庭帝國的政治傳統；二是草原民族的政治傳統。拜占庭帝國統治區的人民大多信奉東正教，伊斯蘭教徒對這些地區的占領不同于其對伊朗的征服，東正教徒不可能像波斯人那樣迅速皈依伊斯蘭教。因此，拜占庭政治文化不會如阿拉伯部落傳統和波斯政治文化那樣迅速被伊斯蘭超越視野吸入。草原民族皈依伊斯蘭教雖然十分迅速，但其政治文化和伊斯蘭教相結合，乃至發展出可以統治大帝國的制度，需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創造和消化過程。

奴隸兵制度就是一個例子。伊斯蘭教在建立大帝國的過程中一定需要一支由哈里發統率的常規軍，伍麥葉王朝的常規軍來自各阿拉伯部落。阿拔斯王朝建立了龐大的行省制度，每個地方都有總督，也可以有地方軍。但常備軍從哪里來？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制度，叫奴隸兵。哈里發馬蒙首創由 4000 名突厥奴隸組成的衛兵隊，其后發展至7萬人。奴隸兵也叫“古蘭”（ghilman）。這一制度源自伊斯蘭教和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結合。

伊斯蘭教不允許把信教的人民變為奴隸，但可以把不信教的人變為奴隸，當然，一旦這些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其后代就不再是奴隸。奴隸兵制度正是利用從不信教到信教之間的狀態，把草原民族轉化為忠于哈里發個人的軍隊。奴隸兵制度造就了阿拔斯帝國的強盛，但也帶來很大的問題。

在草原民族皈依伊斯蘭教以后，其后代不再是奴隸，長此以往，奴隸兵的后代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反而會導致帝國不穩定。在阿拔斯王朝末期，中央權威解體，奴隸兵不受控制，成為導致伊斯蘭教國家動亂不安的重要原因。阿拔斯帝國解體后出現的部分小王朝，以及印度的德里蘇丹就是由奴隸兵所建立。

直到奧斯曼帝國時期，奴隸兵制度才被伊斯蘭教最后消化，并被吸入建立大帝國的社會組織藍圖中。一個關鍵性的變化是在帝國各地區中把不同信仰的臣民（包括東正教臣民） 中的男孩征召服役，他們在首都改宗伊斯蘭教并接受割禮，然后接受一系列測試才能的考試，最終成為忠于中央政府的文官和近衛軍。

這一草原民族完全皈依伊斯蘭教后在和拜占庭帝國的對抗中發明的方法，正是前面提及的“古蘭”制度。“古蘭”和“加齊”（Ghazi）、“蒂瑪”（Timar）共同維系著奧斯曼帝國的統一。換言之，直到草原民族將自身傳統、奴隸兵制度和部分拜占庭文化融入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中，中東伊斯蘭社會才再次穩定下來，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圖： 瓦爾杰斯·蘇雷尼亞茨 《 亞美尼亞的扎貝爾女王歸來 》

融入草原傳統的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分為兩種類型：突厥型和蒙古型。蒙古人據此在印度建立莫臥兒王朝；突厥人創立了奧斯曼帝國。一位學者這樣歸納突厥人的草原傳統：“他們（魯姆塞爾柱人） 留傳下的有：宗教事務的正統觀念，以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不同稅收政策為特征的財政制度，主要由封建賞金所支持的軍事編制，由奴隸侍奉蘇丹而培訓出來的上層軍政分子，以及依法把社會分成特權和非特權階層的階級結構。”“根據草原傳統，統治權是真主挑選出來擔負統治責任的那個家族的特權。”“統治權歸家族所有的觀念代替了伊斯蘭由選舉產生領袖的原則。”

奧斯曼帝國是當時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它滅掉了拜占庭帝國，一度對西方造成巨大沖擊，1526年它占領了匈牙利大部分地區，1683年其軍隊已經打到了維也納城下。甚至可以這樣講，如果不是現代社會在西方天主教文明中起源，也許西歐已臣服于奧斯曼帝國，正如西班牙曾成為伍麥葉王朝的一部分。

但必須強調的是，奧斯曼帝國雖然強大，但在西方現代社會興起的過程中，它很快陷于落后挨打局面，其中科技落后是關鍵因素。奧斯曼帝國一開始雖如阿拔斯王朝吸收了古希臘科學那樣對西方科技持開放態度，但社會有機體對科技的容量是固定的，當它和西方的沖突日益強烈時，反而認為本國文化最優，無須再向別國學習。一旦奧斯曼帝國解體，伊斯蘭教再一次失去了烏瑪的詳細組織藍圖，這充分顯示出伊斯蘭文明演化的無繼承性和飄變性。

我把伊斯蘭帝國演化模式稱作“飄變”，除了因為其政治文化的無繼承性，還在于它是伊斯蘭文明自身對歷史的認知觀念。著名的伊斯蘭教哲學家伊本 ·赫勒敦（Ibn Khaldun）在其《殷鑒之書》的“緒論” （Muqadimmah）中這樣總結伊斯蘭王朝的興衰：“每個文明有生命周期，衰落時團結紐帶削弱，游牧社會新紐帶建立新王朝。

”這是對“飄變”的最早描繪。這種歷史觀念使得伊斯蘭主義和極端宗教主義在該文明演化中交替出現：如果超越視野和民族政治傳統相結合，由此創造出新的社會組織藍圖，那么伊斯蘭主義就會勃興，并認為任何其他民族的好東西，都可以成為伊斯蘭社會組織藍圖的組成部分。如果一個伊斯蘭帝國走向衰落，那么宗教極端主義就會出現，把吸入社會組織藍圖的其他政治文化排除出去。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三章節第3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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