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憶述日軍狩獵花姑娘，奸惡行為令人痛心，罪行無法洗刷！

1993年冬天，東京一間并不寬敞的公寓里，一位頭發花白的日本老人忽然在話筒那頭沉默了很久。錄音機的轉軸還在“嗡嗡”作響，坐在對面的學者西里扶甬子卻不敢催問。過了好一會兒，這個名叫金子安次的老人嗓音發顫地吐出一句話：“那時候，在中國，沒有幾個日本兵的手是干凈的。”

就是從這一刻起，一段被壓在記憶深處幾十年的罪行，才慢慢被掀開了角落。金子安次開始回憶的，并不是某一場具體的戰斗，而是日軍在中國“找花姑娘”的暴行。對他這一代參與侵華的普通士兵來說，這四個字背后，是血腥、是恥辱，也是他晚年再也躲不過去的陰影。

不得不說，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一提戰爭，想到的往往是槍炮、堡壘、傷亡數字，卻容易忽視戰爭最陰暗的一面：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女的蹂躪。金子的回憶正好補上了這一塊，讓人看到日軍侵華的殘酷，不只在戰場，也在一間間被闖入的民房里，在一座座被封鎖的村莊里。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他被征入伍，編入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第十旅團第四十四大隊，只是千千萬萬普通步兵中的一名。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二十歲不到的青年，會親眼見證并參與一支軍隊如何一步一步滑入集體的深淵。

有意思的是，他最早感受到的，并不是“罪惡感”，而是“習以為常”。

一、從“多生孩子”到“多殺女人”：政策的冷血轉向

在被送往中國戰場之前，金子安次聽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口號。那時的日本，在軍國主義鼓動下，政府大肆宣揚“生吧，增加吧”的口號，甚至把多生孩子當作“報效國家”的方式。

宣傳畫上，女人被描繪成“生產機器”。男人上戰場，女人在后方不斷生育，孩子一多，就意味著未來多幾個兵，多幾雙勞動力的手。生的是男孩，將來能拿槍；生的是女孩，將來能生更多的孩子。生滿十個以上的家庭，還能得到表彰與獎勵。

這種冷冰冰的“人口觀”，在本土聽起來是所謂“國力”的象征。可一旦跨過海峽，來到中國戰場，它卻被倒轉過來，變成了極其殘酷的一句話——“中國女人要多殺，她們會生孩子。”

金子安次回憶，當他所在部隊進入中國后，從師團長到小隊長，都在反復強調這套邏輯。女人能生孩子，孩子長大了就可能加入抗日隊伍，所以要“事先鏟除隱患”。在這套荒謬又冰冷的推理之下，中國婦女和嬰兒不再被當做人，而是被當成“未來敵人”的“源頭”。

“她們能生孩子，所以要殺。”這話聽上去殘忍至極，當年卻被許多日本士兵聽得習以為常。對基層官兵來說，從報紙、軍隊教育，到長官訓話，都在不斷強化一個觀念：殺女人、殺孩子，不是“犯罪”，而是“防范”。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思想一旦在軍中成了共識，士兵對婦女的任何暴行，就有了“心理上的護身符”。既然對方的命不值得尊重，那么對女性的侮辱與摧殘，自然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

二、軍律失效與“花姑娘”：從法律懲罰到集體縱容

可輪到中國女人，這條軍律幾乎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金子安次回憶，自他入伍到戰爭結束，從沒聽說過有誰因為強暴中國婦女而被正式懲處，連象征性的訓斥都很少。中下級軍官最關心的是升遷、戰功，不愿意為了所謂“敵國女人的事”大費周章。只要不鬧出兵變、不引發大的糾紛，士兵怎么糟蹋婦女，他們幾乎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有年輕士兵剛上戰場時還心里打鼓，甚至有人小聲問過班長：“這樣做，不會被判刑嗎？”班長一句話就打發了：“軍律只管日本人，不管敵人。”

在這種氛圍之下，“找花姑娘”甚至成了部隊里公開的行話，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詞。慰安所等于是“合法”存在的淫窟，可那里價格并不低。按照當時規定，一次要一元五十錢，而普通步兵一個月的津貼也就十元左右，扣掉預扣款，能到手的不過五元上下。

算一算賬，一個月就算全攢著不吃不喝，最多也就能去幾次。實際上士兵還要買煙、買吃的，慰安所自然成了少數人才能經常光顧的地方。窮兵多，闊少兵少，多數只能干看著。

要錢的慰安所去不起，免費的“花姑娘”，自然就成了部分士兵眼里的“目標”。尤其是在深入農村、遠離大本營的時候，軍紀監督松散，指揮官本身也常常參與其中，整個軍隊就朝著集體墮落的方向滑去。

金子安次說，他所在的大隊中，新兵一般沒有機會親自下手，更多是給老兵“站崗放風”。老兵一旦占了某個院子，新兵只能守在門口端著槍，不許別人靠近，若有婦女哭叫，就威脅村民別出聲。有一次，一個剛入伍不久的日本兵臉色發白，小聲對戰友說：“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結果換來的是一頓拳腳和一句喝罵：“當兵的怕這個，還打什么仗！”

就這樣，個人的恥感，在“集體”的壓力里被一點點磨沒。

三、掃蕩、搜捕與“找花姑娘”：村莊噩夢的完整流程

日軍侵華時的大規模暴行，在各地留下了慘烈的記載。僅以有明確記錄的來看，超過一千人被屠殺的慘案，就有一百五十多起，更不用說那些零散卻同樣血腥的屠殺。伴隨這些屠殺行動的，往往就是對婦女的系統性侵犯。

金子安次對“掃蕩”的過程記得很清楚。他們通常會在凌晨發動襲擊。天色未亮，村莊還在睡夢中，外圈已經被日軍包圍。沖進村子的先頭部隊，會立刻搜查可能持有武器的男子，稍有可疑就地槍殺，根本不給解釋的機會。

男人倒下后，女人就成了被“處理”的對象。

當時許多農村婦女還裹著小腳，行動極為不便，跑都跑不快。聽到外面槍聲大作，能做的只是躲——躲在床下、柜后、地窖、干草堆，或者事先挖好的地洞里。可面對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這樣的躲藏無異于自欺欺人。

日本兵熟門熟路地翻找這些藏身之處，手里端著刺刀，把每個角落都戳刺一遍。被拖出來的中國女人往往已經嚇得全身發抖，有的被迫看著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里，有的懷里還抱著哭喊不停的孩子。

“那種眼神，很難形容。”很多年以后，金子安次只是簡單吐出這一句，卻沒有再多解釋。對于當年的他，這些眼神在那時可能只是一閃而過的畫面，可對這些婦女來說，卻是終身無法擺脫的噩夢。

掃蕩時，新兵被要求主要負責“實用”的事情：搶糧、搬運、看守俘虜。老兵則幾乎是公開地“分配”女人。只要進入村莊，連大隊長有時也管不住底下的人，有的軍官甚至親自挑選年輕的婦女，先自己占有，然后再扔給屬下輪番侮辱。

有人可能會問，這樣的事情到底發生了多少次？具體數字，任何一個當年的日本兵都說不清。因為那不是一兩次，不是十次二十次，而是隨著時間不斷重復的“慣例”。從華北到華中，從東北到華南，哪里有掃蕩，哪里就有這樣的罪行。

金子安次在訪談中，被問到一年大約涉及多少婦女時，他沉默了一陣，說：“至少一百人吧，兩年就是兩百，都是不同的人。”這只是他個人的粗略估計，考慮到各個部隊、各條戰線的情況，可以想見，整體的受害者數量遠遠超出任何統計。

更殘酷的是，這些暴行從來不是某個“變態士兵”的個人行為，而是集體默許、集體參與的結果。另一名曾服役于中國戰場的日本兵鈴木良雄就直言：“在中國服役的日本軍人，在對女人施暴這件事上，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干凈的。”

這種說法不可避免地帶有他個人的主觀感受，但也從側面說明了一個事實：在那樣的環境下，不參與反而成了“少數”。而這個“集體骯臟”的狀態，比單獨幾個惡徒更加可怕。

四、慰安所、貧窮士兵與“免費”的罪惡

戰爭年代，日本兵看上去握著槍，氣焰囂張，其實大多數普通士兵的生活并不寬裕。軍官可以搜刮錢財，還能享受優先待遇，普通步兵卻只能拿著那點微薄津貼，在生死線上掙扎。

在中國戰場，許多士兵心里都清楚，打仗等于賭命。每一次沖鋒，隨時可能倒在對面的機槍前。有人就想著，既然命拿出來拼了，那就趁活著的時候“多享受一點”。在這種扭曲心理的驅使下，錢成了快意享樂的籌碼，而女人則變成最容易被拿來滿足欲望的“工具”。

慰安所本身，就是日軍在侵略戰爭中設立的制度化犯罪場所。無論是強征的慰安婦，還是欺騙、脅迫來的婦女，她們的處境都極為悲慘。但即便如此，慰安所仍然不是普通士兵隨便能“常去”的地方。費用擺在那里，一個月去上三回，錢基本就花光了。

“窮兵”們自然不甘心。搜刮民財，需要冒著被游擊隊反擊的風險，平時戰斗又已經很辛苦，稍有不慎就可能丟命。相比之下，趁著掃蕩進村，順手抓女人發泄，在許多野蠻士兵眼里“不費成本”，既不用掏錢，又不用背負軍紀風險，久而久之便成了“首選”。

日軍內部的等級制度，也在這種犯罪中得到了反映。下級士兵要聽命令，誰先“挑人”，誰先“享用”，往往由軍銜高低決定。新兵被禁止去慰安所，平時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只能在旁邊看著、聽著，漸漸被這種污濁的氛圍同化。

試想一下，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被丟進這樣一個環境：長官默許，老兵帶頭，周圍的人都把找“花姑娘”當作常態。久而久之，他的底線一點一點往下移，哪怕內心深處還有隱約的抵觸，也會在一次次行動中麻痹。

很多年后，一些日本老兵在訪談中回憶，當時的自己年輕、精力旺盛，而且被戰爭的殘酷沖刷得幾乎沒有了對他人的基本尊重。急行軍時，一天可以走幾十里路，背負著沉重裝備，照樣還能在短暫休整期間，四處尋找女人。這種體力與墮落行為疊加在一起，讓戰爭呈現出一種極其丑惡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最激烈的戰斗空隙里，只要部隊有一點停頓，都會有人打聽附近有沒有村莊，有沒有“機會”。夜間突然襲擊時因為戒備嚴格，誰也不敢亂動，一旦進入相對安全的村落，很多士兵的第一個念頭，并不是補覺，也不是修整，而是問一句：“有沒有花姑娘？”

在這樣的集體心理之下，侵略者對中國婦女造成的傷害，就不再局限于某幾場大屠殺，或者某幾個著名城市，而是滲透在整個戰爭過程之中。從東北到華北，從長江沿岸到偏遠的山村，只要日軍踏足之處，這種罪行就極有可能發生。

五、個人記憶與國家罪行：難以逃避的追問

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十四年的侵華戰爭在中國留下了難以計數的創傷。按一些研究數據統計，日軍在中國制造的屠殺事件中，單次被殺超過一千人的，就有一百五十多起，而許多小規模屠殺甚至沒有完整記錄。

這些屠殺背后，婦女和兒童往往被視為“附帶目標”。在南京大屠殺中，僅被強暴、侮辱的婦女，就有數萬之多；在其他地區的占領和掃蕩中，也有無數女子遭到凌辱，很多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金子安次在九十年代接受西里扶甬子采訪時，說過一句話：“因反抗而被殺的，因害怕而自殺的，因救人而喪命的，還有被迫做慰安婦而走向墮落又無法自拔的，那些數字根本算不清。”這句話聽上去略顯籠統，卻折射出一個事實：戰場上的暴行，遠遠超出任何統計表格所能表達的范圍。

金子沉默了一陣，說：“那時候誰也不這么想，大家都一樣。你要是不跟著干，就會被當成‘怪人’，沒人愿意和你一組，甚至會被懷疑膽小。”這段簡短的對話，很殘酷地道出了一個現實：個體在強大的集體氛圍中，很容易變得麻木，甚至主動順從邪惡。

站在后來者的角度看，這些理由當然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借口。但也正是通過這些回憶，人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戰爭中的暴行，并不只是少數“極端分子”的行徑，而是由制度縱容、上級默許、集體沉默共同造成的結果。

更殘忍的是，受害的中國婦女大多沉默無聲，甚至在戰后幾十年里，都沒有勇氣、沒有渠道講出自己的故事。有的被家人當作“恥辱”對待，終生抬不起頭；有的則在貧困與疾病中默默離去，連一塊寫著名字的碑都沒有。

從這個意義上說，金子安次、鈴木良雄這些老兵晚年的回憶，雖然無法洗去他們當年的罪責，但至少留下了一點可以追問、可以記錄的線索。他們口中的“找花姑娘”，不是輕浮的戲言，而是無數中國家庭破碎的起點，是一段不容掩蓋的歷史證據。

這段歷史，就靜靜地躺在那里，不需要任何夸飾，也不需要任何借題發揮。它本身的沉重和殘酷，已經足夠令人久久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