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在近代上海，“看見”外國文學

20世紀上半葉，上海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為外國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場域內部的資本流動、商業考量、意識形態立場以及出版人、編輯和譯者的策略選擇等，共同塑造外國文學在上海文學界被“看見”、被“理解”、被“傳播”的面貌，并深刻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走向與發展。

「文化場域」

在近代上海的特殊場域中，較為寬松的出版審查制度為外國文學大規模、系統性進入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物理空間與制度保障。大量在別處可能被禁的文學作品，如左翼文學、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現代派實驗作品等，得以在此翻譯出版。

例如，魯迅、茅盾等主持的《譯文》雜志大量譯介蘇聯、東歐及弱小民族的進步文學，其運行與發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上海這座大都市的“海納百川”；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編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主要工作也是在上海完成。

當時的大型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憑借雄厚的資本和成熟的發行網絡，系統性地組織翻譯出版外國文學名著和暢銷書，構成譯介活動的主力軍和物質基礎。同時，文學期刊和報紙副刊也是譯介外國文學的活躍、前沿平臺。《小說月報》在茅盾、鄭振鐸主持期間，成為系統譯介歐洲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被損害民族文學”的重鎮，旗幟鮮明地倡導“為人生”的文學，影響巨大。

近代上海還匯聚了龐大的翻譯人才庫，包括精通外語的歸國留學生（如郭沫若、徐志摩、郁達夫、傅雷等）、具有深厚中西學養的學者型譯者（如伍光建、林紓、鄭振鐸、茅盾）、以翻譯為職業或重要副業的文人（如趙景深、李青崖、戴望舒、穆木天），甚至一些精通中文的外籍人士（如斯諾夫婦、史沫特萊）則積極參與翻譯中國作品。他們構成譯介活動的核心行動者，其個人趣味、政治立場、外語能力、翻譯策略直接影響文本的選擇與呈現。

各類文學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左聯，有組織地推動特定流派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其中，以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左聯成員為代表，積極倡導和翻譯蘇聯進步文學，將其視為喚醒民眾、進行階級斗爭的思想武器。他們強調翻譯的“目的性”和“戰斗性”，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翻譯觀。

「接受之維」

面對形態各異的外國文學資源，上海文學界并沒有全盤接收，而是依據自身的文化立場、文學趣味、現實關切、美學追求以及在文學場域中的位置，進行了有意識、有傾向地吸納。這種選擇性接受直接體現在作家的文學觀念、創作方法以及對風格流派的偏好上。

文學研究會及受其影響的廣大作家（葉圣陶、冰心、王統照、許地山），深受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影響，認同文學應反映社會現實、揭露黑暗、探討人生問題、改良人生的理念。易卜生的“問題劇”所體現的個人與社會沖突、女性解放主題，成為五四時期“娜拉出走”討論的直接思想源泉。魯迅更是將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和“改造國民性”的深刻命題與果戈里、契訶夫、安德烈耶夫等俄國作家的批判精神緊密相連。

創造社成員（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早期主要接受歐洲浪漫主義（歌德、席勒、海涅、拜倫、雪萊、惠特曼）和日本“私小說”的影響。郁達夫筆下“零余者”的苦悶、感傷與暴露，與盧梭的懺悔錄傳統和日本“私小說”的自我暴露精神一脈相承；郭沫若《女神》中狂飆突進的破壞與創造精神，被認為明顯帶有惠特曼、歌德的印記。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高爾基《母親》、法捷耶夫《毀滅》、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等）以及美國、日本等國的左翼作家作品（辛克萊《屠場》、小林多喜二《蟹船王》等）成為左聯作家（蔣光慈、茅盾、丁玲、胡也頻、殷夫）重要的思想與藝術資源。他們從中汲取階級斗爭意識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魯迅后期大量翻譯蘇聯文學理論和作品，并將其視為“竊火”以照亮當時的黑暗。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聞一多、邵洵美）深受英國浪漫主義后期及唯美主義（濟慈、王爾德、佩特）的影響，追求形式的完美、感官的愉悅和“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性。施蟄存是自覺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進行小說創作的代表；劉吶鷗、穆時英等新感覺派作家，在借鑒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的同時，也吸收喬伊斯、普魯斯特、福克納等西方意識流大師的技巧片段；戴望舒作為現代派詩歌的代表，其創作深受法國象征派（魏爾倫、果爾蒙、耶麥、后期波特萊爾）和西班牙現代詩人（洛爾迦）的影響。

張愛玲博覽中外文學，尤其喜愛《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英國作家毛姆的世故冷峻以及美國通俗雜志上的短篇小說。她將毛姆對人性弱點的犀利洞察、通俗小說的情節技巧與中國傳統世情小說的筆法相結合，在“孤島”的小市民生活場景中，書寫關于人性蒼涼與時代惘然的獨特篇章。

曹禺廣泛吸收古希臘悲劇（命運觀、亂倫母題）、易卜生社會問題劇（家庭倫理批判、社會結構分析）、奧尼爾表現主義戲劇（心理外化、象征手法）以及契訶夫式的生活化戲劇（潛臺詞、內在戲劇性）的精髓，并將其熔鑄于中國家庭與社會背景之中，創造出中國現代話劇的巔峰之作，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這種對外國文學的選擇性吸納，既反映近代上海的特殊場域所提供的豐富可能性，也體現本土作家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強烈的主體意識。他們積極尋找和擷取既能表達自我又能書寫中國經驗和時代主題的資源，這種接受正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第一步。

「轉化之道」

接受絕非終點，而是起點。上海作家將外來文學資源置于中國現實土壤和自身文化傳統之中進行轉化與重構，使之成為塑造中國現代文學獨特品格的養料。這種轉化是動態而充滿張力的，其結果既非簡單的模仿，也非生硬的嫁接，而是在碰撞、協商、融合中生發出的新質。

一是主題的本土化重置與深化。

易卜生《玩偶之家》引發的“娜拉出走”話題，在五四時期影響巨大。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及小說《傷逝》中，進一步將命題深化為對中國女性現實困境的拷問，深刻揭示子君式的“娜拉”出走后所面臨的貧困、社會壓力、愛情幻滅和死亡等悲劇。這是對易卜生命題的深入探討與本土化回答，將焦點從女性覺醒轉向覺醒后所面臨的殘酷現實。

新感覺派雖然借鑒了日本和歐洲都會文學的手法，但著力描繪的是具有鮮明上海特色的現代性圖景，如傳統倫理在物質沖擊下的崩塌，從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上海摩登”美學。

左翼作家的作品，有意識地將個體苦難融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宏大背景，展現外來理論與鄉土中國現實結合后產生的強大批判精神和感召力，如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葉紫的《豐收》、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

二是形式與技巧的融合創新。

相較于喬伊斯和普魯斯特抽象而晦澀的意識流，中國作家（包括新感覺派和部分嘗試意識流的作家）的運用常與具體場景、感官印象（視覺、聽覺）緊密結合，并融入具有民族文化內涵的意象。比如，穆時英的都市意識流片段常以快速的蒙太奇鏡頭呈現，以表現都市節奏；戴望舒詩歌中的象征意象（如“雨巷”“丁香”），既受法國象征派影響，又讓中國讀者聯想起古典詩詞，頗有意蘊。

三是傳統資源的激活與對話。

本土作家在轉化過程并非單向的“西化”，而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中國傳統文學、美學，去理解、消化乃至改造外來的影響。比如，施蟄存的作品在精神分析框架下，主動融入對志怪、傳奇筆法的化用；張愛玲的作品承襲《紅樓夢》等世情小說的傳統，并將之與西方現代心理洞察相結合。

施蟄存的心理分析小說，并非對弗洛伊德或施尼茨勒的簡單模仿。在《鳩摩羅什》中，他將高僧的宗教虔誠與凡人情欲的沖突置于中國歷史（后秦）和佛教文化的語境之中，宗教戒律與人性本能的對立與沖突具有東方式的深刻內涵。

總之，在近代上海這一充滿張力的“文化實驗室”中，通過持續不斷地對話、碰撞、篩選、融合與轉化，最終生長出豐碩的文學果實。它背后所體現的立足本土現實和文化傳統、融匯中外資源的創造性精神，對于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與發展乃至思考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交流不乏啟示意義。

（作者為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郭海霞）

原標題：《學林隨筆｜在近代上海，“看見”外國文學》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理論君

本文作者：郭海霞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