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王建安回紅安老家，離別時眼角噙著淚花：我一定還會再回來的

1979年深秋，湖北大別山一帶的天氣已經轉涼，晨霧裹著山路緩緩散開，紅安縣城的上空還殘留著昨夜的炊煙。就在這個時節，一位離鄉半個多世紀的老人，正安排著一次看似普通、卻意義非同一般的歸鄉之行。這位老人，正是1908年出生于黃安（今紅安）的開國上將王建安。

這一年，黃麻起義已經過去整整52年，縣里為此籌備紀念活動。戰火的硝煙早已散盡，當年的少年兵，多數已白發蒼蒼，有的甚至長眠他鄉。對很多紅安人來說，“王建安”三個字并不陌生，卻又有些遙遠。有人見過他在報紙上出現，有人只在老紅軍的敘述里聽過他的名字。誰也沒想到，幾天之后，這位在外征戰多年、長期在軍隊擔任要職的老將軍，會再次踏上沙河灣村那條熟悉又陌生的小路。

有意思的是，這次回鄉，并不是王建安生平中第一次“近鄉情怯”。在此之前，他已經在不同年代、以不同身份，幾次匆匆經過這片土地，而每一次，都留下了難以言說的復雜情緒。要理解他在1979年那句“我還會再回來的”，就得從更早的故事說起。

一、從苦孩到紅軍：離鄉，是被逼出來的路

1908年10月12日，王建安出生在湖北黃安縣桃花沙河村一個貧苦農家。那是清朝末年的農村，土地緊張，賦稅沉重，窮苦人家日子極難熬。王家靠給地主打短工、外出乞討勉強糊口，父親累死在地主家的地里，母親在外討飯時被狗咬傷，又挨餓受凍，不久便去世。家里只留下兄妹幾人，相依為命。

少年王建安吃盡苦頭。年紀小小，就拎著破碗走村串戶討飯，長大一點，又給地主打短工。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飯，挨罵挨打成了“家常便飯”。不得不說，這樣的環境，對一個孩子心里，是個極大的壓迫。然而，有一點很特別：在這樣的日子里，他居然沒有放棄“認字”的念頭。

村里有私塾，窮人進不去，他就躲在窗外聽先生講課，聽多了，居然能寫幾個字，還會背《三字經》。這種自學的勁頭，放在那個年代，很不容易。試想一下，一個衣衫襤褸的窮孩子，站在私塾窗外背書，在鄉親眼里也許只是個“稀奇事”，但在他日后的道路上，這點文化卻起了不小作用。

真正逼他離鄉的，是一次反抗。因為長期被欺負，他心中積怨極深。后來，他拎著一塊臘肉跑到滄州八極門李殿堂門下，拜其大徒弟學藝。學有所成之后，他回到鄉里，揍了曾經欺辱他的地主一頓，還一把火燒了地主家的房子。這一舉動，出氣歸出氣，卻也立刻捅了大簍子。

地主到處追捕他，當局也下令通緝，他在鄉里已無立足之地。就這樣，他走上了“被逼出來的路”，不得不離開生他養他的黃安。1924年，年僅十六歲的王建安，只身來到武漢，參加了吳佩孚部隊，當了兵。

在當時，很多貧苦農家子弟都把當兵看成“出路”，希望能混口飯吃，改變命運。但舊軍閥部隊的腐敗、欺壓也沒有少到哪里去。王建安很快發現，在這樣的隊伍里，當兵的命運依舊卑微，打罵、克扣、欺凌一樣不少。這讓他漸漸意識到，這條路并不能真正改變窮人的處境。

就在這種迷茫中，他又一次踏上歸途。離鄉兩年后，王建安回到黃安，卻發現老家已經悄然發生了一些變化。

那是大革命的年代。1924年國共合作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國，黃安、麻城一帶的農民運動興起，當地建立起農會和赤衛隊，開始同豪紳惡霸斗爭。王建安回去后，很快就被這股風潮吸引，參加了農會，還組織起一支六十多人的赤衛隊，隊員多是窮苦農民。

1927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雖然在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政變中遭遇失敗，但黃安、麻城的黨組織并未被完全摧毀。當地黨員人數發展到九十多人，參加農會的農民多達十八萬，兩縣還各有三百余人的赤衛隊。火候漸漸成熟，一場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正在醞釀。

1927年11月13日，黃安、麻城三萬多人的農民自衛軍發動了黃麻起義。年僅十九歲的王建安沖在前頭，帶頭登上黃安城墻。這一仗雖然遭到嚴重打擊，但起義余部在大別山一帶堅持斗爭，建立了以柴山保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為后來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蘇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從這時起，王建安正式成為紅軍戰士，離開家鄉，跟隨部隊轉戰南北。他這一走，就整整二十多年再未真正回鄉，黃安的山川，只能在心里默默惦記。

二、戰火與親情：歸鄉的路，總帶著遺憾

1930年代到1940年代，王建安幾乎一直在槍林彈雨中度過。從鄂豫皖根據地到長征，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他長期在紅軍、新四軍和解放軍部隊中擔任要職。戰功和職務的詳細展開，在這里不必贅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這些年的征戰，使他和故鄉的距離越拉越遠。

直到1953年，他才因為身體原因，有機會“光明正大”回了一趟家。這一年，他已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指揮部隊參加夏季攻勢。長期操勞、戰時工作強度極大，使他病倒住院。身體出了問題，領導批準他回國休養，于是，這才有了闊別家鄉二十六年后的第一次返鄉。

回到沙河灣村時，他發現村子變化并不大。道路依舊崎嶇，汽車根本開不進去，他干脆下車步行，一邊走一邊笑著說：“還是十一號可靠啊！”這里的“十一號”，指的是兩條腿。這樣的玩笑話，看似隨口而出，其實透著一種久別重逢后的激動。

親情這一塊，卻讓人心里有些發酸。他的父母早就去世，多年顛沛流離，他在老家已沒有多少直系親人，只剩兩個姐姐還在。那一晚，兩個姐姐把弟弟一家安頓下來，卻發現家里連多余的褥子都沒有，只好準備去左鄰右舍借。王建安卻拉住她們：“不要給鄉親們添麻煩了，過去打仗的時候，我們睡地鋪都睡慣了。”

最后，只能抱來幾捆草墊在地上，再借幾床被子鋪上，全家在地鋪上連著睡了好幾晚。不得不說，這樣的場景，在很多老紅軍身上都出現過：身居高位，回到老家，卻依然沿用過去在部隊里的習慣，能省則省，不愿給鄉親添負擔。

第二天，他挨家挨戶走訪，跟鄉親們拉家常，問生產、問生活。晚上，鄉親們也紛紛跑到他住的小屋里，圍在昏黃的油燈下，說起當年的戰事，聊起各自的遭遇，一直聊到很晚。對于長期身在軍中、遠離故土的老人來說，這樣的夜晚，情緒極難平靜。

遺憾的是，建國后雖然有了和平環境，他卻依然忙于工作，真正回到家鄉的機會并不多。1961年10月，他任濟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家中傳來噩耗：大姐去世。兄妹幾人，父母早逝，他與兩個姐姐感情極深。按常理，做弟弟的說什么也該回來送送姐姐。然而，當時濟南軍區正全面展開大練兵，部隊建設任務緊迫，他最終還是壓下個人悲痛，堅持留在崗位。

1969年8月，他調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主抓部隊訓練工作。沒多久，二姐在家鄉去世。情況幾乎如同十年前的翻版：工作任務繁重，抽不開身。二姐臨終前，沒能見到弟弟最后一面，這成為王建安多年來心中的深深愧疚。

人到暮年，親人一個個離去，對很多老一代將領而言，這是格外難以釋懷的事。革命年代，他們習慣了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卻很難彌補親情上的虧欠。王建安對人提起這兩位姐姐，心里一直存著一種說不清的內疚。這種情緒，也讓他對故鄉的掛念更重了一層。

三、掛念與回報：為家鄉操心不比為部隊少

1970年代初，王建安已經是福州軍區副司令員，肩上的擔子依舊不輕。盡管如此，他對家鄉情況的關注并沒有減弱，反而在一些細節中表現得尤為真切。

1973年，家鄉來了幾位親人，到福州看望他。一番寒暄之后，他們才說出此行的真正目的：當地農業生產遇到難題，急需大型拖拉機和化肥，這些物資當年有嚴格的計劃指標，村里自己根本解決不了，只好抱著試試看的念頭來找這位“老鄉將軍”。

有的人可能會顧慮這是不是“走后門”，會不會影響不好。但王建安聽完，沒有推脫，當場答應幫忙。他立即打電話給自己的老戰友——時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的孔慶德，請對方幫忙聯系有關部門。最后，為家鄉解決了兩臺“東方紅”拖拉機和一批化肥，緩解了當地生產上的緊張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家鄉建房、修路所需木材，他還托人在福州采購了兩車皮木料。考慮到火車車皮不好批，他又親自出面，讓福州軍區后勤部門協助解決運輸問題。這一前一后幾件事，看起來只是物資調配，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確實實實在在地改善了家鄉群眾的生活。

1975年11月，他在武漢調研工作結束后，臨時決定再回紅安看一看。這次歸鄉，他顯得比以往更為激動。原先計劃11月9日動身回沙河灣，沒等天亮就早早起床，催著上路。車還沒到村口，他就按老習慣提前下車步行。

那天的情景，村里很多人后來還在說：聽到他回來的消息時，鄉親們正端著碗吃早飯，有人甚至來不及放下筷子，就跑出門去迎接。一群人簇擁著，把他圍進老屋，屋里屋外擠得滿滿當當。

有人提起前幾年他為家鄉協調拖拉機、化肥和木材的事，連聲道謝。他卻擺擺手，說這都是應該的：“家鄉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付出那么大犧牲。現在生活上有點急需，能幫一點，是應該的。我們黨幾十年革命，說到底就是讓鄉親們過好日子，日子一年比一年強。”

這番話不能算“漂亮話”，更像是發自肺腑的實話。在紅安這片土地上，為革命犧牲的有名烈士就有兩萬多名，實際犧牲人數達十四萬。當年同鄉中走上戰場的人，能活下來本就不易。王建安清楚這一點，所以對家鄉的付出，他從來不覺得是“施恩”，而是理所當然。

這次回鄉，他因為工作所限，只停留兩個多小時。臨走時，鄉親們依依不舍，從村口一直送到永河區公所。吃完簡簡單單的一頓午飯，他就又趕回武漢，繼續投入工作。這種“閃電式”的歸鄉方式，其實貫穿他的中年后期，時間總是短暫，但情感卻一點不淡。

1979年5月，王建安結束赴云南前線慰問后回到北京。恰好，他在老家的一個遠房侄孫王文煌，被單位派往大連出差，得知將軍在北京，便決定先繞道去看望。對很多普通人來說，見一面開國上將并不容易，而王建安聽說是老家來人，當即高興得拉著他的手不松開，堅持留下住幾天。

第二天一早，王文煌還在屋里，就聽見敲門聲。打開門，王建安站在門口，說想拉他出去院子里散散步。院子不大，卻坐滿了回憶。他一邊走一邊問：“老家現在生產怎么樣？大伙日子比前幾年好些沒有？還有什么困難？”問題問得很細，涉及糧食、住房、社員生活等方方面面。

散步時，院子里又出來兩位老人。王建安笑著介紹：“這是陳再道，這是劉華清，都是咱們那邊的人。”兩個老將軍得知王文煌來自紅安、麻城一帶，也饒有興趣地圍坐下來，聽他講家鄉的近況。聊著聊著，陳再道突然感嘆：“我好想吃家鄉的魚啊，你怎么不帶魚給我吃啊？”一句玩笑話，讓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

等王文煌準備去大連時，王建安還不放心，叮囑：“東北那邊冷些，要多帶點衣服。”一看侄孫有點不好意思，他察覺到情況，一問才知道，對方只有身上的這套衣服，沒有備用的。老將軍當即叫來警衛員王登貴，讓他陪侄孫去翠微商店買一套新衣服，花了六十六元。按當時一個月工資三十多元來算，這已經不算小數目。多年以后，王文煌回憶起這件事，仍舊覺得像發生在昨天。

同一年的5月，紅安還有一位綽號“大漢子”的八十多歲老鄉，千里迢迢到北京找他。老漢年輕時曾在大革命時期跟著一位首長鬧過革命，但后來回鄉，幾十年過去，身邊再無人能證明他的經歷。聽說王建安住在翠微路二十一號，他認定這位“老首長的戰友”也許能幫自己說句話。

一大早，老漢就守在門口。警衛員一開始誤以為他是來托關系辦事的，后來王建安了解情況后，立刻把人請進屋，仔細詢問當年的細節。確認無誤后，他專門給那位老首長打電話核實，對方也認定老漢確是當年的同志，并拜托王建安幫忙照顧。

老漢在北京住了幾天，王建安安排吃住，又親自陪他去天安門廣場，進毛主席紀念堂瞻仰。臨走時，他替老鄉買好車票，還派人送到火車站。這類事情，外人未必知道，但在當時，在不少老紅軍和家鄉人心里，都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四、再上鄉路：含淚說“我會再回來的”

1979年11月13日，是黃麻起義五十二周年紀念日。紅安縣決定邀請幾位從這里走出去的老紅軍回鄉參加活動，王建安作為起義參與者之一，又是紅安籍的開國上將，自然在邀請之列。

那時他已是中央軍委顧問，正在武漢視察工作。接到邀請后，他答應得很爽快，但也考慮到手頭的公務，特意托人轉告紅安縣委負責人：“等我開完會就去。”對他而言，工作和回鄉，兩件事都重要，只能盡量安排得緊湊些。

11月19日，他從武漢動身，先到紅安縣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前往七里坪，參觀當年戰斗過的舊址。七里坪是鄂豫皖蘇區的重要根據地之一，很多老紅軍在這里留下戰斗足跡。王建安在舊址前站了很久，臉上看不出太多表情，但身邊陪同的人都能看出來，他心里翻涌的東西并不輕松。

11月21日，他再一次回到沙河灣。幾十年建設下來，村子已經大變樣，修了通村公路，拖拉機和汽車都能進進出出。不像1953年那次，只能在村外下車步行。然而，他還是照舊，在離村口不遠的地方就下車，堅持要走著回去。

消息一傳開，村里頓時沸騰起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往一條路上涌，想親眼看看這位從貧苦農家走出的上將。有人是老相識，有人只是聽過名字的后輩。按照慣例，他先去看望村里年紀最大的老人——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大姐。

推門進去，他快步走上前，俯下身子，問了一句：“老大姐，你還記得我嗎？”老人聽得出是本地口音，卻一時對不上號，瞇著眼睛打量了半晌，遲疑著問：“你是……？”他笑了笑：“我是王建安吶。”

那一刻，老人恍然大悟：“哦，你是建安！當了大官，還沒有把我們忘了？還記得常回來看看？”王建安在旁邊坐下，接過話頭：“沒有忘，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怎么能忘得了？你身子骨還結實吧？”老人咧嘴笑著回答：“不行啦，再回來就見不到啦。”這一句半是玩笑半是真情，屋子里的人聽在耳里，感受卻各有不同。

這幾句話，說得很平常，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酸楚。王建安聽著，心里非常不好受。村里雖有變化，鄉親生活比過去強了不少，但距離真正寬裕還差得遠。走在村前屋后，他看見舊瓦房、新土坯房夾雜在一起，見到鄉親們日子還挺緊，心中難免有些沉重。

那天，他在村子里轉了好幾圈，不時停下來同鄉親交談。有人拉著他的手不愿松開，問起外面的世界，也問起當年從這里走出去的那些人。年輕一輩有的還不清楚黃麻起義到底經歷過什么，只知道自家祖父、叔伯有在外犧牲的，卻說不清細節。

要走的時刻總是來得很快。臨近告別，鄉親們把他圍在路邊，有人眼眶發紅，有人只是默默站著。王文煌在旁邊，注意到一個細節：王建安眼角上，明顯閃著淚光。他停了一會兒，緩緩說了一句：“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還會再回來的。”

這一句話，說得不重，卻像在場很多人的心上敲了一下。大家都知道，他的年紀和身體狀況都不算太好，再回來的機會，說不定已經不多。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愿把話說得太絕，寧可留一點“下次再見”的余地。

離開沙河灣后，他又去了縣烈士陵園。在那里，他站了很久很久。紅安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十四萬人，這個數字背后，是一座又一座無名或有名的墳塋。碑林之間，風聲沙沙，仿佛在回應那些從黃麻起義走向各大戰場的英靈。對一個從十九歲起參加起義、在槍火中打拼一輩子的老兵來說，這個地方沒有多少言語可說，只能沉默。

時間往前推一年，1978年末到1979年初，中國的局勢已進入新的階段。對很多老一輩革命者來說，這也是重新整理個人生活、思考人生最后安排的時期。王建安也不例外，他的身體狀況在1979年之后，開始明顯每況愈下。

1980年7月中旬，醫生已經明確告訴他，病情不容樂觀，能為組織工作的時間不多了。他心里有數，開始考慮自己“走”的方式。有一次，他在電視上看到一位外國政要去世，葬禮辦得極其鋪張，場面隆重，儀式繁多。他看了片刻，對老伴牛玉清說：“現在有的追悼會，是越開越大。自己死了之后，就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骨灰撒在老家的土地上就行，不必進八寶山。”

這話，他不是只說一遍，而是隔三差五就再強調幾句，生怕老伴忘記。對他而言，虛名、排場，都不算什么。最在意的，是最后能不能回到那片生他養他的黃土地。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歲。他病重期間，子女幾乎都不在身邊，這也是他此前一貫堅持的結果。他常對牛玉清說：“子女可不是咱倆的私人財產，只要我還沒死，他們這幾個人一個都別想調回來。”在他觀念里，孩子們各自在崗位上工作，不該因為父親的病情就輕易調動。

等到人走了，牛玉清才緊急把在外地的子女召回，一同商量后事。家人最終作出決定：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搞遺體告別，不通知生前好友，也不請負責同志護送遺體火化。在當時，這樣的告別方式并不多見，中央軍委和中央書記處專門就此研究，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

得知情況后，胡耀邦感慨道：“在治喪問題上，建安同志又為我們帶了一個好頭。”這一句話，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一生作風的一種肯定。

1980年8月20日，在親屬的陪同下，王建安的骨灰被送回紅安，灑向那片他牽掛一生的故土。風從大別山吹過，泥土依舊，山形依舊，村莊也還在緩慢變化。很多鄉親可能并不知道，他當年在村口含淚說出的那句“我還會再回來的”，最終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實現的。

對經歷了整個革命年代的人來說，這樣的歸宿，并不算意外。出身黃安貧農，少年離鄉闖蕩，投身起義、浴血征戰，建國后長期在軍中任職，晚年仍牽掛家鄉的生產生活，臨終前反復叮囑不要鋪張，只求骨灰灑在老家的土地上。整個人生，被這片土地牢牢系住，從未真正走遠。

紅安人常說，這里是“中國第一將軍縣”。黃麻起義打響后，這片大別山腹地便與中國革命緊緊連在一起。紅四方面軍從這里成長壯大，新中國成立后，共和國的223位開國將軍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這片土地。十四萬人的犧牲數字，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普通農家子弟。王建安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醒目的名字。

1979年那次回鄉，他在村口再三回望的身影，有人記得；1980年骨灰灑向紅安時的具體場景，則未必有多少人親眼見過。但在很多老紅軍和當地群眾心里，一個事實很清楚：這位少年離鄉、老來回土的上將，將自己的生命軌跡，完整地畫在了黃安與祖國大地之間。至于“我還會再回來的”那句承諾，在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兌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