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哈貝馬斯｜劉佳：為了人類理性的未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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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德國當代重要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于2026年3月14日逝世，享年96歲。《外交政策》雜志發文如此悼念這位思想家：“在這個日益沉溺于非理性主義、部落認同，以及對專業知識日益蔑視的時代，哈貝馬斯的離世，與其說是一個篇章的結束，不如說是一盞明燈的熄滅。”

從對“公共領域”的剖釋，到對“交往理性”體系的構建；從對“現代性”的反思，到對“后民族主義”構想的探索，他的思想為知識界提供了跨越學科疆界的、持續而深徹的理論滋養。然而，在生命晚期，哈貝馬斯所捍衛的“人類理性主義”，也因時代巨變而遭受挑戰。

IPP研究員劉佳撰文追思這位思想巨擘，從學理脈絡出發，回顧了哈貝馬斯與馬克思之間的思想張力及其與羅爾斯的理論交鋒，并結合當下地緣政治與科技變革的現實背景，對其思想遺產的當代意義展開進一步的觀察與思考。

劉佳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員

2026年3月14日，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哈貝馬斯去世了。“IPP評論”邀請我談談看法。坦率地說，我并非研究哈貝馬斯的專家，我那不怎么拿得出手的政治哲學理論研究，局限于羅爾斯理論視角下的全球正義理論構建。然而，也正是這項全球正義的理論構建工程，讓我無法繞過哈貝馬斯。

因此，下面所寫的，并非哈貝馬斯理論的完整思想肖像，而是一個羅爾斯主義者在借道哈貝馬斯時的私人閱讀筆記。

1969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學院的禮堂內。圖源：Max Scheler/Süddeutsche Zeitung

在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視野下，我們閱讀哈貝馬斯，往往遵循一條經典進路：首先是從他的交往行動理論入手，進而深入其商談倫理學，最終抵達《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德語原名《Faktizit?t und Geltung》，是哈貝馬斯在1992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所構建的制度藍圖。這條路徑清晰地展現了哈貝馬斯如何從人類言語行為中，提煉出理性的交往形式，并將其一步步凝結為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則，最終轉化為現代法治國家與民主程序的規范性根基。

當然，這條脈絡的走向并非唯一。法學家們或許會直接從他對事實性與有效性之間張力的剖析切入，再反向追溯其交往理性的源頭。但無論選擇哪條路徑，閱讀哈貝馬斯的過程，背后都隱含著一條非常鮮明的對現代性或者人類理性的高度關注。

這項事業的核心關懷在于，當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權威以及不言自明的習俗都已失效的時候，人與人之間、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甚至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沖突和隔膜，是否能夠依靠理性的力量來解決？對此，哈貝馬斯的回答是肯定的。這種解決沖突的力量蘊含在語言交往中的人類理性。

從左翼馬克思主義者到新康德主義者

在這一時期，哈貝馬斯的理論研究重心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矛盾。1962年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是一部帶有強烈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ffentlichkeit）奠定了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理論的基礎，也是法蘭克福學派延續與發展“批判理論”的經典作品之一。

彼時的戰后德國，正處于反思納粹遺毒、重建民主秩序的關鍵時期，也是西方社會經歷經濟繁榮后開始涌現社會運動的轉折點。哈貝馬斯在這本書里試圖追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德語: Offentlichkeit）的興衰，揭示其如何被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干預所侵蝕。

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僅國家開始干預經濟生活，包括工會、財團在內的大型社會組織也開始謀求政治權力，原本作為二者緩沖地帶的公共領域被逐漸壓縮。如果說最初的公共領域是批判性的，有賴于人們通過閱讀和討論所形成的理性判斷，那么隨著文化工業的興起，公眾逐漸蛻變為被動的文化消費者。

彼時的哈貝馬斯，思考的核心依然是解放與異化，是左翼批判理論的傳統議題。然而，也正是從這部早期著作開始，公共生活中的理性溝通這一貫穿其終身的理論關切已然萌芽。實際上，即便在這部早期作品之中，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理解，已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在哈貝馬斯那里，資本主義在生產領域的階級對抗，或者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并非其理論探討的重點。他所真正關注的，是一種交往和文化領域的公共性。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示意圖。圖源：Myra van den Goor、Tanya Bondarouk, “Calling and Comradeship,” 2021.

哈貝馬斯與馬克思之間的深刻分歧，可以從托尼·弗洛德（Tony Flood，英國記者、編輯和政治評論作者）的論述中窺見一二。弗洛德指出，對哈貝馬斯而言，人類物種在認同與控制自然方面的興趣，是其自我生成行為中同等重要卻又截然不同的兩個維度。

如果馬克思在此問題上的論斷全然成立，那么馬克思自己對神秘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反倒變得無從理解了。因為這種批判絕不可能從資本主義生產的概念中邏輯地推導出來。它只能被理解為人自我理解的一個實例，而這一理解過程必須被納入符號互動的范疇框架之中。然而，由于馬克思將自己局限于工具性行動的范疇框架，他實際上被迫將自己的批判誤解為一種自然科學式的探究。

這一判斷聽上去或許令人不安，卻不乏文本依據。馬克思不僅將“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徑直視為“自然規律”，還意味深長地引用并明確贊同一位俄國評論家對其《資本論》方法的評價——“該書的唯一目標，那位評論家寫道：‘通過嚴謹的科學研究，展示相繼的確定社會秩序形態的必然性，并盡可能不偏不倚地確立作為其基本出發點的事實……馬克思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受制于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智慧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智慧的規律。’”

在哈貝馬斯看來，這段引文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實證主義對馬克思的深刻影響。偉大革命者對何為有根據的社會知識之觀念，已然被實證主義所滲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物象化的批判，在其自我理解的層面上，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

對此，哈貝馬斯的立場則截然不同。哈貝馬斯認為，物種通過生產性勞動實現自身的再生產，卻通過一種黑格爾式的主體間“為承認而斗爭”實現自身的形成。哈貝馬斯意欲恢復的正是這一為承認而斗爭的互動性維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它體現為階級斗爭。但在哈貝馬斯的視域里，階級斗爭并不僅限于制度化的權力斗爭或爭奪剩余價值的分配，那不過是生產過程的直接功能。相反，主體間關系的場域，才是那些相互沖突的、大多處于虛幻狀態的自我構想相互對峙、相互檢驗的過程。

在哈貝馬斯的理論框架里，社會的問題源于不同層面的溝通失敗、制度僵化，以及“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之間的張力。圖源：Getty Images

新技術能將人類從必要勞動中解放出來，即從自然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但這只有在人類首先克服其在階級分裂社會中施加的支配時才能實現。生產性知識永遠無法替代人們所需的自我反思性知識。導致這兩種不同知識生成的過程，雖然相互依賴，卻并不匯合。哈貝馬斯斷言，馬克思試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中捕捉這種相對自主性，乃是徒勞。因為只要人與自然的物質綜合概念仍被局限于生產的范疇框架，這種辯證法的意義就注定模糊不清。

通過弗洛德分析，我們得知哈貝馬斯與馬克思經典理論的微妙差異。哈貝馬斯并不否認馬克思在其具體研究層面的價值，問題出在馬克思研究的范疇框架層面。馬克思用以理解自身實踐的理論工具，無法容納他自己實際上已經觸及的洞見。這一判斷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實質分析中得到了印證。馬克思揭示了階級斗爭主要并非采取暴力形式，而是采取意識形態幻象的形式。

換言之，勞動產品不再呈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呈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物理的、可量化的關系。人類勞動的商品化，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使沖突的對象對資本家和工人同樣變得不可辨識”；這一過程“既掩蓋又表達了對無約束對話關系的壓制”。這種客觀幻象及其經由社會主體的批判而被克服的過程，根本不可能僅僅被理解為生產過程在觀念上的反饋。

正是基于這一診斷，哈貝馬斯提出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方案。他建議對“階級意識的表現形態進行重建”。換言之，如果要闡明批判性社會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就應當給予它與追溯生產方式發展同等程度的重視。唯有在生產與互動這兩個范疇之間實現方法論上的對等，才可能建立起關于所謂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關系的真正辯證理論。

簡而言之，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診斷出了病癥，但他所開出的發展生產力、階級斗爭作為自然歷史過程等藥方仍然開在勞動的領域。哈貝馬斯認為，要想真正治愈資本主義的疾病，必須在互動的領域里下藥，也就是通過無扭曲的、理性的溝通和商談，來重建人與人之間被物與物關系所掩蓋的社會聯系。

對于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任何批判理論而言，哈貝馬斯的分析無疑至關重要。但對于我們而言，特別是今天處于地緣政治動蕩和技術革新的普通人而言，批判理論的批判價值或許在于：如果社會批判不能僅僅依賴于生產力的自然演進，那么批判的根基究竟應該扎在哪里？我想這是我們在當下，仍然可以回到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在上世紀末所展開的那場辯論的主要原因。

包容他者：一場羅爾斯和哈貝馬斯之間的爭論

1995年，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在《哲學雜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展開了一場正面交鋒，二人關于對于“他者”的態度的回應，構成了上世紀末全球化高歌猛進時代下的一場復雜而生動的思想圖景。

羅爾斯與哈貝馬斯的理論都從康德哲學出發，將正義理解為制度而非個人的首要德性，都試圖在理性多元主義的條件下重建政治的規范性基礎。然而，他們的核心分歧在于：正義原則應當如何被證成？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是1971年的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圖源：Getty Images

羅爾斯著名的原初狀態設想是一個思想實驗。在“無知之幕”的背后，各方被剝奪了關于自身階級出身、自然天賦、善觀念等特殊信息，只能依據一般性知識進行理性選擇。羅爾斯認為，他的兩個正義原則之所以是正義的，是因為被選擇出來的程序是公平的。這就是羅爾斯所謂“作為公平的正義”的核心含義。

哈貝馬斯對羅爾斯的質疑在于：原初狀態的設計是否在所有角度上都能保證對非本體論的正義原則進行不偏不倚的評判；以及羅爾斯似乎將論證問題與接受問題嚴格區分開來，并以放棄其正義概念的認知有效性為代價，換取該概念在世界觀層面的中立性。這兩條理論策略最終導致他在構建民主法治國家時將自由主義的基本權利置于民主合法性原則之上，因而未能真正實現現代人的自由與古代人的自由之間的協調統一。

如果說羅爾斯試圖通過“無知之幕”暫時擱置個體之間的差異，使理性主體能夠在一個抽象的選擇情境中就正義原則達成一致，那么哈貝馬斯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在他看來，差異并不需要被抽象掉，相反，它必須被納入公共討論之中。規范的正當性，并不來自思想實驗中的假想同意，而來自現實世界中所有受影響者的實際參與。這正是哈貝馬斯所謂“包容他者”的真正含義：他者并不是被我們在理論中所代表的人，而是與我們一道參與規范建構的主體。

這一分歧同樣體現在哈貝馬斯對現代法律的理解之中。在他看來，從法律有效性（legal validity）的角度出發，現代法秩序始終包含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事實性（facticity）與合法性（legitimacy）。一方面，實定法不同于習俗或倫理規范，它之所以在社會中發生效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法律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強制力，即通過制度化的執行機制形成的事實上的服從；另一方面，法律規則之所以能夠被視為正當，又取決于它們是否能夠通過合理的立法程序獲得辯護，并在實踐、倫理或道德層面經得起公共論證。正因如此，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法律的有效性始終處于事實性與合法性的張力之中。

海德堡哲學家小徑。圖源：作者提供

關于程序與實質的關系，二人的爭論尤為復雜。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在其研究《哈貝馬斯與羅爾斯之爭》（《The Habermas-Rawls Debate》）中指出，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將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與哈貝馬斯的普遍化原則（U原則）視為兩種相互競爭的社會正義理論。實際上，兩者的理論任務根本不同：

羅爾斯發展的是實質性的政治正義原則，旨在為自由民主社會提供一個關于基本制度的規范性藍圖。他的平等的自由原則與差別原則具有明確的實質性內容。哈貝馬斯發展的是道德規范之公正證成的程序，旨在闡明什么樣的程序能夠確保規范得到所有相關者的同意。他的商談倫理并不預先規定正義的具體內容，而是將這些內容留待真實的公民對話去填充。

芬利森指出，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在不同的傳統中工作。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源于英語世界的分析哲學，并受到他在牛津的導師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和H. L. A.哈特（H. L. A. Hart，牛津大學法學教授）的啟發。他發展出“建構主義”方法，從微薄的規范性前提出發，得出更豐富的規范性結論，其起源一方面源于他與康德的批判性交鋒，另一方面源于他對普里查德（Harold Arthur Prichard）的直覺主義和密爾（John Stuart Mill）、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功利主義的拒斥。

相比之下，哈貝馬斯的話語理論代表了對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德國批判社會理論傳統的徹底反思，這是他與法蘭克福同事卡爾·奧托·阿佩爾（Karl-Otto Apel）共同發起的轉變，并汲取了廣泛的資源，包括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實用主義以及奧斯汀（John L. Austin）和塞爾（John 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于1964年會面。哈貝馬斯（右一）出現在背景中。圖源：cc-by-sa-3.0/Jeremy J. Shapiro

哈貝馬斯關于政治和法律的思考，深受他與法律社會學批判性交鋒的影響，從韋伯和涂爾干到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以及他與德國法律和政治理論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伯恩哈德·彼得斯（Bernhard Peters）的密切接觸。哈貝馬斯也為德國的政治哲學開辟了新方向，并發展出一種新穎的方法，他稱之為理性重構，旨在重構實踐者能力和實踐背后的規則和原則。

然而，對于我們而言，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兩人各自的思想源流，轉向他們試圖回應的問題場域，便會發現，這種方法論與傳統的差異，恰好對應著芬利森在書中引述奧諾拉·奧尼爾（Onora O’Neill）時所指出的那種政治現實層面的深刻分野：哈貝馬斯面對的是“民族主義遺留問題以及在后遺癥中構建憲政秩序”，而羅爾斯面對的是“民權運動以及其他一些斗爭”。不同的病癥，自然催生了不同的藥方。然而，也正是這兩種看似不可通約的理論方案，曾在上世紀末被寄予厚望，共同構成全球化時代規范秩序的理性基石。

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當今的世界政治中，二人的理想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地緣政治競爭、民族主義復興以及全球權力的不對稱，都在不斷壓縮跨文化對話的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爾斯的理性選擇模型顯得過于抽象，而哈貝馬斯的商談理想又顯得過于樂觀。

“永久和平”、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人類理性的未竟事業

如果說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時代，為哈貝馬斯與羅爾斯的理性主義提供了一種近乎樂觀的歷史背景，那么今天的世界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冷戰結束后，人們一度相信，隨著市場、信息與人員流動的不斷加速，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將逐漸淡化，政治沖突將越來越多地通過國際制度、法律與談判機制來解決。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與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被許多人視為全球秩序可能的規范基礎。

在哈貝馬斯晚年持續發聲的諸多議題中，有兩個主題貫穿始終：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我們可以視這二者為其交往理性在現實政治中的試驗場。當然，當下的俄烏沖突、以伊沖突等等也表明，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恐怕只是人類理性的未竟事業。

哈貝馬斯對歐洲一體化的辯護，建立在他對民族國家的診斷之上。在他看來，民族國家曾是現代性的偉大成就。民族國家以領土邊界和公民身份為框架，為民主法治提供了制度容器。但隨著全球化的資本流動、氣候危機、金融動蕩、難民潮的發展，人們意識到資本、人員、信息、風險等早已越過國界，而民族國家的治理能力卻被鎖閉在邊界之內。這一結構性錯配，正是當代政治困境的根源。

法蘭克福大學校景。圖源：作者提供

出路何在？哈貝馬斯的答案是“后民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他主張，歐洲一體化的歷史意義，正在于它是一次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實驗。在不訴諸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通過主權國家的自愿協商與權力讓渡，建構起超國家的治理框架。各國人民之間、各文化傳統之間，可以通過持續的對話與商談，逐步培育出共享的政治文化和憲政認同。

他曾經指出:“要想把歐洲統一所帶來的經濟優勢作為繼續擴大歐盟的理由,就不能離開大大超越經濟范疇的文化凝聚力。這種生活方式所面臨的威脅以及人們要捍衛它的愿望,激發了一種未來歐洲的新觀念,從而可以再造性地迎接當前的挑戰。”

這一構想的核心概念是憲政愛國主義。哈貝馬斯認為，后民族格局中的政治認同，不必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或歷史記憶之上。憲政愛國主義完全可以建立在公民對憲政原則、民主程序和人權保障的共同認可之上。也就是說，歐洲人之所以能夠成為“歐洲人”，不是因為他們都讀過荷馬史詩，而是因為他們都認同于一套超越國界的法治與人權準則。

將視野從歐洲擴展到全球，哈貝馬斯的思考顯得更加緊迫。在他看來，當代全球化主要是一種經濟與技術層面的消極全球化：資本、商品與信息可以迅速跨越國界流動，而制度與規范的建構卻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層面。結果便是，市場的擴張速度遠遠超過政治調控的能力，經濟系統的邏輯不斷侵入原本由社會規范與公共討論所維系的生活世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哈貝馬斯提出了一項頗具雄心的政治設想。他認為，現代社會在民族國家框架內形成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已經難以單獨應對跨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要想維持既有的社會保障與民主調控能力，唯一的出路，是將部分政治權力與治理能力轉移到能夠適應跨國經濟運行的政治共同體之中。

換言之，政治整合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追趕經濟全球化的步伐。然而，哈貝馬斯同樣清醒地意識到，問題并不僅僅在于制度層級的提升。即便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被轉移到跨國政治共同體之中，如果缺乏民主程序與公共討論的支撐，政治仍然難以真正約束資本的力量。真正關鍵的，是以民主政治的力量重新馴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

但回顧近十余年的世界政治，這一構想似乎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大國競爭重新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軸，戰爭與制裁再次成為國家博弈的常見工具，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在許多國家卷土重來。與此同時，不僅全球治理機制運轉愈發艱難，多邊主義本身也不斷受到沖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尖銳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當現實政治再次回到權力、利益與安全的邏輯時，哈貝馬斯所試圖馴服的資本主義，是否仍然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困境？抑或說，當地緣政治重新主導國際秩序之時，人類是否仍然能夠寄希望于理性與公共討論，為政治提供某種規范性的基礎？

2013年11月6日，哈貝馬斯在阿姆斯特丹王宮發表伊拉斯謨獎獲獎感言。 圖源：Getty Images

地緣政治回歸下的人類理性

大國競爭重新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調，貿易武器化、能源政治化、科技脫鉤論甚囂塵上。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正在被地緣政治的邏輯撕扯得四分五裂。

“后民族格局”的歐洲，在安全威脅面前重新訴諸民族國家的硬實力；曾被哈貝馬斯視為交往理性制度載體的歐盟，在危機中屢屢暴露其決策機制的脆弱。多邊機制普遍失靈，聯合國安理會陷入癱瘓，國際法在強權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種地緣政治的回歸，意味著權力、資源、空間、利益、安全、邊界、軍事能力重新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變量。對話的空間被壓縮，妥協的可能被質疑，叢林法則和強者的邏輯重新主導國際舞臺。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時代與多個歷史時期存在相似之處，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政治碎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曼哈頓計劃引發的技術劇變，以及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峙。但從更根本的層面來看，當前局勢實則是1973年肇始的破壞性經濟動蕩的延續。

正如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者）所觀察，這一時期始終伴隨著經濟表現與利潤率的持續衰退。布倫納認為，高利潤率與經濟繁榮的長期維系，曾依賴于一種由美國國家權力支撐的強大共生機制。這種共生關系存在于兩類資本集團之間。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資本集團，其特征是技術領先、社會經濟演進更成熟，其國家與資產階級占據國際霸權地位；另一方則是以西歐和日本為代表的后發資本集團，其特點是技術追隨、社會經濟演進滯后，相關國家與階級處于霸權支配之下。這些后發集團最初主要在與先發集團相對隔離的狀態下發展。

然而這種共生模式的持續擴展與深化，最終演變為自我瓦解的過程。后發集團通過技術追趕和成本優勢，逐步侵蝕先發集團的市場份額；先發集團為應對競爭，不得不加速技術迭代和資本輸出。這一動態過程導致全體系范圍內出現產能過剩與利潤率持續下滑。布倫納指出，1965至1973年間，美國制造業和私人工商業部門的利潤率分別下降了40.9%和29.3%；七國集團制造業部門的利潤率在同期下降了大約25%。

1973年由此成為戰后經濟史的轉折點。這一年的石油危機只是表象，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在于，戰后黃金年代所依賴的制度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勞資妥協的福利國家——在利潤率下滑的壓力下逐一瓦解。此后五十余年，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始終未能真正走出這一困境。新自由主義轉向、金融化、全球化，某種意義上都是對利潤率下滑的回應，卻也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制造了新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疫情沖擊、當下的地緣政治回歸，均可視為這一長期衰退的不同癥候。

1971–2021年G7國家人口與生產率增長率。數據來源：經合組織《生產率指標匯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

這一結構性視角，為理解哈貝馬斯的理論遺產提供了新的維度。

第一，交往理性的制度前提正在瓦解。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預設了一種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的平衡。生活世界是意義、共識、規范的源泉，系統（市場與國家）則承擔功能整合的任務。但布倫納所揭示的長期衰退，則揭示了市場和國家層面失衡的后果：產能過剩與利潤率下滑，驅使資本不斷突破制度約束，將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商品化。結果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公共領域的商談空間被極具壓縮，共識形成的可能性被侵蝕。

第二，經濟競爭轉化為地緣政治沖突。布倫納的分析表明，先發集團與后發集團之間的競爭，并非純粹的市場過程，而始終與國家權力深度交織。當利潤率長期低迷，市場擴張的空間趨于飽和，這種競爭便從經濟領域溢出，轉化為地緣政治對抗。關稅壁壘、技術封鎖、貨幣戰爭、軍事對峙，這些都是產能過剩的另一種表達。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哈貝馬斯所期待的通過對話馴化權力，往往會遭遇最為嚴峻的挑戰。當經濟邏輯本身要求突破制度約束時，對話反而會更加輕易地淪為強權的裝飾。

第三，理性共識的物質基礎遭到侵蝕。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雖然強調程序普遍性，卻從未否認物質條件的重要性。平等的對話需要相對均等的資源分配，理性的共識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然而，長達半個世紀的利潤率下滑，加劇了各國內部的收入分化，也加劇了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當贏家與輸家的鴻溝日益擴大，甚至于當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一步發展，即便是作為消費者，贏家也不再需要輸家，理性對話的空間便急劇萎縮。人們不再尋求相互理解，而是尋找替罪羊。移民、鄰國、既有體制，都只能淪為情緒宣泄的對象。

行文至此，我很難提出任何有建設意義的解決方案。反而，筆者想用一個不怎么詼諧但可能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理解上述討論的段子結束本文的討論：

有人問：和雷蒙·阿隆同時代的最偉大的哲學家是誰？

答：讓·保羅·薩特，就是賣得更好的那位。

問：他倆有什么區別？

答：這么說吧，1968年法國學生上街游行，喊著“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

后來薩特去世，六萬人送葬，浩浩蕩蕩從蒙帕納斯走到蒙馬特。

阿隆去世，也有人送葬——不多，但都是認真讀過他書的人。

再后來，有個出版商出了一套“20世紀法國思想家”叢書。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印了兩萬冊，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印了三千冊。

三十年后的某天，書店盤點——薩特那本：庫存還剩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二冊。阿隆那本：賣完了，正在加印。店員撓頭：這到底算誰賣得好？

后來，店員把這事兒發到了網上。評論區吵成一鍋粥。

存在主義者說：當然薩特賣得好。兩萬冊印出來，就是兩萬種自由。印出來可以不賣，可以墊桌角，可以在五月風暴里當路障。這才是真正的“存在先于本質”。阿隆那三千人，哼，買的不是書，是墓志銘。

自由主義者回嗆：你們懂個屁。那叫“賣得好”嗎？那叫庫存積壓，周轉率為負。阿隆那三千本，每一本都被翻爛了，每一本都在深夜被人劃滿了線，每一本最后都傳給了下一個愿意動腦子的人。這叫復購率，這叫長尾效應。

有個學社會學的弱弱地問：所以……到底是印得多算好，還是賣得完算好？

沒人理他。

這時候，有個老人默默在底下回了一條：

“你們說的都對，也都錯。”

“薩特寫《存在與虛無》的時候，咖啡館里擠滿了人。阿隆寫《知識分子的鴉片》的時候，咖啡館里只有他自己。”

“但薩特晚年，被問起最后悔什么。他說：我后悔沒有多聽阿隆的話。”

“哈貝馬斯也說過類似的話。他晚年回望一生，最遺憾的只有一件事：1995年和羅爾斯論戰的時候，話還是說得太重了。他說，羅爾斯要的，其實和他一樣，都是在這個眾神喧嘩的世界里，給理性留一把椅子。”

“可惜當時不懂。等懂了，羅爾斯已經聽不見了。”

“所以你們吵誰賣得好，吵誰對誰錯，其實都沒吵到點上。”

“思想史這件事吧，有點像下雨。薩特是暴雨，嘩啦啦落下來，滿街都是水，大家都看見了。阿隆是地下水，看不見，但井都在它身上。”

“哈貝馬斯呢？哈貝馬斯是個挖井的。”

“挖了一輩子，也沒挖出個噴泉。但后來的過路人，渴的時候往下挖三米，總能挖到濕土。”

“你們今天能在這兒吵架，用的就是他那把鏟子。”

評論區安靜了很久。

后來有人問：那哈貝馬斯自己知道嗎？

老人沒再回。

窗外，法蘭克福的天黑下來了。2026年3月14日，剛走了一位老人。他挖了一輩子井，終于可以休息了。

劉佳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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