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朗普“拿下古巴”，我們將迎來三波沖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花舞影】

筆者在去年十月關于委內瑞拉文章中的烏鴉嘴——“特朗普和他政府班子代表……部分由猶太教-基督新教末日敘事決定……不能以利益計算衡量……的魔怔”——似乎不幸正一點點言中。

特朗普、魯比奧和赫格塞思，一邊在東半球大打出手，一邊在西半球也沒閑著。隨著美以伊戰爭出現爛尾和危機溢出風險、共和黨內對“二次踏入中東泥潭”的分歧和焦慮日益上升，急于塑造新“贏學”熱點的特朗普在婦女節把13個拉美右翼極右翼領導人弄到邁阿密，召開了一場“和平（演變）、反共（古巴）、建國（MAGA）”的“共榮”峰會，提前慶祝了古巴的“最后時刻”：

“大地涌起和平的呼聲，激動了萬里的大進行。拉美民族，聯合起來，復興美國，共同防共！我們要撲滅世界的烽煙，我們要征服正義的反叛。努力前進，努力前進，完成毒品黑幫共榮圈……”（筆者填詞）

唐納德·特朗普的“圣意”飄忽不定，但他所依賴的這個充滿右翼魔怔的“外交”團伙，對搞垮社會主義古巴的執念卻是一以貫之的。雖然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和勞爾·卡斯特羅的代表一直努力與特朗普團隊對話，但有魯比奧這個“二鬼子”當道，預計這些對話和之前馬杜羅的對話一樣，指望“讓”出什么各退一步、和平共處的結果，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伊朗戰事越來越難“贏”下去的今天更是如此了！

3月13日周五，迪亞斯-卡內爾在全國廣播講話中承認，由于美國的石油封鎖，三個月來已經沒有燃料進入古巴境內。14日周六凌晨，古巴中部傳統糖業地帶——謝戈德阿維拉省的一些人在集會抗議糧食匱乏和停電后，打砸焚燒了古共莫龍市委大樓，這是1960年代剿匪結束以來從未出現的情況。16日周一，古巴再次發生全國范圍斷電。

不同于有戰略縱深和軍工體系的伊朗，甚至不同于至少能源可以自給的委內瑞拉；經歷了疫情以來的長期困境、長達六十余年令人疲憊的封鎖和十余年未按預期生效的“改革”和“開放”，在無數次孤身成功對抗美國帝國主義暴政的神話之后，古巴可能已經真的來到了某種臨界點邊緣。

CNN 3月17日報道：在美國實施數周石油封鎖后，古巴電網崩潰，特朗普揚言"拿下古巴”

筆者現在非常擔心，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足以對沖特朗普這波極限施壓的國際援助，甚至不需要等到特朗普政權設定的“實現古巴政權更迭”的“2026年底”時限，古巴形勢就將發生某種不可逆的變化。

目前，包括美國在內許多歐美和非洲國家的共產黨、左翼團體和民間進步人士（例如我們大多聽說過的科爾賓、哈桑甚至“環保少女”通貝里等）正在組織一個名為“我們的美洲運輸隊”（Nuestra América Convoy）的對古支援項目，試圖靠海空聯運突破美國政府的封鎖，在3月21日將一批人道主義支援物資送進哈瓦那。然而，他們畢竟只是一些有正義感的普通人。在這個空前的特殊時期，古巴仍然需要更加強大有力的援手。

古巴革命可視為伊朗革命的對稱鏡像

我們的革命不是紅色的，而是綠色的！（Nuestra revolución no es roja, sino verde oliva） ——菲德爾·卡斯特羅，1959年5月21日電視講話

隨著國際形勢演進到今天，對于古巴這個與我們距離最遙遠、形象最模糊、認知最“二手”的社會主義兄弟，我們已不應僅僅滿足于知曉和復述那些“中情局600次未遂暗殺”、“讓邁阿密成為犯罪之都”之類的“龍王爽文”，而有必要更清晰、深入地去認識古巴革命得以在其社會中長期維系的本質機理。

與當前正讓特朗普十分頭疼的另一個國際社會知名“反美大V”——伊朗的橫向對比，有助于為實現這一目的梳理出部分細節脈絡。

195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1978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都是20世紀“不得民心的美帝國主義地區利益買辦暴君被大帳篷革命推翻”的經典案例。兩場革命都發生在未達工業化門檻、三大差別極其顯著、內部發展極其不均衡，但已形成穩固國族認同的“典型第三世界國家”；兩場革命都存在流亡外國的“公知”魅力領袖、都發動了超越階級和意識形態界限的愛國精英和普通群眾；兩場革命一開始都因這種“大帳篷性質”展示出了自在或自為的意識形態模糊性；兩場革命最終的勝利者都帶有一定程度“摘桃”性質，最終都由早期并非明確革命主體、但獲得魅力領袖站隊的那種意識形態奪取革命解釋權，然后靠內部清洗運動完全奪占了國家政權。

然而，這兩場革命走向了外交政策立場十分相似、但意識形態內政完全相反的方向。

古巴革命史上有一個常被外界忽略的重要階段——“革命勝利的凝實”（Consolidación del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亦即其“先建軍、再建國、最后建黨”流程的第三步。

在“勝利凝實”階段前，古巴革命并無明顯可見的馬列主義色彩。七二六革命軍表現得完全是一支美式的自由主義英雄叛軍；直到1959年1月革命政府成立前，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里甚至在明面上與古巴當時存在的共產黨——人民社會黨（老古共）處于半敵對狀態。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第一任總統烏魯蒂亞、第一任總理何塞米羅都是來自卡斯特羅系統外的“清教徒小資自由派”；菲德爾·卡斯特羅既沒有任何公職，除“崇尚自由民主、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等共識性理念外，也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特殊政見。

從1959年春接管政權、直到1965年成立統一的古巴共產黨，這期間，古巴革命者中的共產主義者不僅對接管的舊國家機器、而且對革命政府和革命軍自身進行了大規模清洗，鎮壓了混雜于其中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福音派、清教徒、因巴蒂斯塔混血血統反對他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其他反共派系和親美買辦，將打著恢復資產階級民主旗號的民族革命“奪舍”成了反帝反跨國資本的社會主義革命。烏魯蒂亞、何塞米羅和一大批“反共革命者”都在這期間被趕出古巴或在外叛逃，成了繼巴蒂斯塔余孽之后的第二批古薩諾。

古巴革命進行期間和奪取政權之初，在前來采訪的美國記者眼中，卡斯特羅的革命軍基本上是某種吉姆·雷諾式的美式刻板“抗暴起義自由英雄”

相比之下，伊朗革命同樣是大學城鎮年輕知識分子和農村底層極端保守宗教群眾的共同行動，且前者中的無神論左派和信教世俗左派是革命早期（無論合法斗爭還是武裝起義）的主要組織發動者；但與古巴的區別在于，伊朗的魅力領袖霍梅尼不是散發朝氣蓬勃男性魅力的耿直青年，而是根據同行評議躋身頂級伊斯蘭圣職已十余年、早已享受近乎教主式“言出法隨”的權威長老和意見領袖，在十幾年前的1960年代初就初步具備了忤逆國王的政治能量，并長期在伊拉克和法國掌握著對本土強大的輿論輸入能力。

雖然由于巴列維國王的大量“西式侵犯人權”暴行（大赦國際在1975年曾怒斥巴列維伊朗為“世界上人權記錄倒數第一的國家”），早期伊朗革命在城市階層中，具有類似古巴的“打倒獨裁、回歸民主”敘事。但當時復興黨領導下的世俗伊拉克和后來的法國出于各種考慮，并未限制霍梅尼在自己庇護下發聲，最終使其成為“被預言的救世主”、在伊朗底層草根傳統信教群眾（大都是被巴列維快速西化運動甩下的受苦人）中完全掌握了敘事引導權，以酷似2016年特朗普動員美國銹帶底層工人的方式動員了他們。

然而，與一心搞錢毫無原則、與教會純屬互相利用（如上圖，拍攝于今年3月5日）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嚴肅誠實的宗教學者。他發自內心地相信，通過回歸古蘭經和圣訓，能讓民風敗壞、人心不古的伊朗社會“再次偉大”。這種差異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圖源：白宮官網

然而，與一心搞錢毫無原則、與教會純屬互相利用（如圖）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嚴肅誠實的宗教學者。他發自內心地相信，通過回歸古蘭經和圣訓，能讓民風敗壞、人心不古的伊朗社會“再次偉大”。這種差異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結果是，與古巴革命“鏡像相似”地，1979年巴列維國王被推翻后的第一任伊朗民選總統巴尼薩德爾、第一任伊朗總理巴扎爾甘很快都因立場世俗溫和而下臺。二人分別與伊朗共產主義者和“西式自由派”知識分子聯合試圖逆轉伊斯蘭革命，但這兩個圈子都在1980年代初被教士階層鎮壓——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霍梅尼那句名言“不要東方，不要西方，我們只要伊斯蘭”，但如果不了解這段歷史，未必能正確體會到伊朗人當時的心態。

1960年代，正在奪取革命解釋權、清洗福音派和西式自由派的古巴共產主義者們，在被美國入侵和導彈危機的大背景下成為古巴民族利益的強硬捍衛者，獲得了遠超當時古巴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接受程度的民意支持。類似地，1980年代初，正在奪取革命解釋權、清洗馬克思主義者和西式自由派的伊朗教士們，在被伊拉克入侵和人質危機的大背景下成為伊朗民族利益的強硬捍衛者，最終鞏固了今天的神權監護共和制。

古巴革命勝利后，曾有一個時期——也就是我們記憶中“安問狐貍”、“西方越南”的時期，曾十分積極地在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支持左翼反帝武裝斗爭，直接派正規軍赴外作戰。伊朗革命勝利后，其輸出什葉派意識形態的執念曾長期被與伊拉克的地緣對抗混淆，但隨著美國推翻遜尼派的伊拉克復興黨政府（即薩達姆）、使當地什葉派靠人數奪取國家主導權，伊朗開始像當年的古巴一樣積極輸出“革命”、支持巴解組織和黎巴嫩真主黨等、搞出了今天我們所知的“抵抗之弧”。

總結一下：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都是從民族主義反抗演變成的“去多元化”社會重塑，但在現代性光譜上最終走向了相互“對稱”的兩端。這種路徑相似、理念鏡像的道路，決定了二者在某些維度上強烈的“可參照”性和某些維度上的本質區別。

伊朗為鏡照古巴

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勞績。他的勞績，將被看見，然么他將受最完全的報酬…… ——《古蘭經》53:39-41

由于上節所述歷史淵源，那些支撐著古巴革命直到今天的民心，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認為具有與伊朗“相似但鏡像”的底層架構。

古共傳統基本盤中，“反美民族主義者”在革命勝利初期占據數量和人口比例上的絕對優勢。隨著1965年古共建黨、1976年古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制度，格瓦拉夢想中的一代（信仰傳統蘇聯模式本質優越性的）“共產主義新人”逐漸被培養出來，但他們剛成年就遇上了蘇東劇變和1990年代的“特殊時期”。

在艱難求生中，古巴無論黨和政府、還是民間剛普遍（而非局限于少數左派知識精英）塑造起來的理想主義價值觀，都向現實進行了大量自發乃至有意識的妥協：

1.一方面，革命敘事的務虛和“白左”化。

由于古巴革命史是一場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推翻西式獨裁”歷史，且早期革命者中很多是律師、作家、藝術家等“敘事制造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以對西方的此類“觀念輸出”起家，古巴革命政權保留了大量自由派文化色彩，且領導層天然傾向與文化流變中的“歐美主流左翼”共情。

冷戰結束以來，古巴雖然經濟上一直面臨嚴峻困難，但在對外宣傳上一直非常成功，不僅獲得了西歐北美大量左翼知識精英圈子共情，而且獲得了其主流民意的“同情不反感”，長期以來把反古共敘事成功擠壓在了美國華盛頓特區（“說官話的人”）和南佛羅里達的“古薩諾”（古巴裔潤人社區）這兩塊右翼小圈子里：

在復讀“資本把格瓦拉變成無害的神像”之類正確的廢話前，我們首先要意識到，美國的旅游網站一直在提醒美國主流青少年：去邁阿密度春假不要穿這些衣服，是有害的（會被當地人打）

我們中國民間對古巴社會主義的集體印象，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視為“西方的越南”、到了蘇東劇變，知識界對西方無原則崇拜迷思泛濫的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反而逐漸變好，其實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這種“推崇古巴理想主義的‘西方主流’認知”影響。

然而，為了在后冷戰時代維系這種對西方民間和相當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輿論輸出能力，古巴過度迎合了歐美發達社會興起的白左思潮和“教師爺優越感”，并為此付出了無形但巨大的治理代價。這其中，至少包括：

——因對“宗教自由人權”讓步過大導致的共產黨員世界觀純潔性問題； ——因國籍管理“美國化”（對雙重國籍合法化、尤其海外古巴裔后代復籍和“本土中產移民西班牙”口子放得過快）導致的輿情管理復雜化； ——因不合時宜的“應潤盡潤”非理性（民粹風格）價值觀、尤其（作為“自由遷徙人權”）明顯不符合當前國情的尼加拉瓜免簽而加劇的中產人口流失； ——因超越自身經濟基礎、過度迎合“生態農業”之類“發達國家左派熱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基本口糧安全的關注（具體情形可參見之前的文章）； ——以及，超越自身“冷戰后天主教回潮”國情、過度鼓勵LGBT權益（例如，將變性手術納入免費醫療福利），所加劇的生育率困境、與虔誠天主教保守人口的撕裂，以及“左翼人群‘白’化（意味著對西歐北美白左自由派議程的主觀警惕性下降）”等問題。

2.另一方面，經濟上的現實分層。

前一個方面演變的結果之一是，雖然美國拒絕承認，目前的古巴可能擁有所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有史以來最高水平的“西式”言論自由。這種特征與海外古巴人過大的經濟話語權結合，產生了一些十分獨特的“僑匯分層”現象。

今天美國邁阿密以西的小城海厄利亞有一家極其知名的小店“?ooo! Qué Barato”。“?ooo”是一個非常粗俗的西語單詞——“co?o”在古巴獨有的“去敏感”化版本，是古巴人在一堆西語拉美人中相互識別的獨特文化密碼；“qué barato”則是“多么便宜”的意思。實際上，這家店面布局“頗有八十年代奧爾金（古巴城市）社會主義雜貨店和廉價倉庫混合體”風格的百貨店，出售的就是各種面向古巴本土采購人的“特供”物資：

——多米尼加共和國生產的小圣像；

——仿佛東莞十幾年前外貿尾單的鄉村風文胸內褲；

——貼滿亮晶晶反光片的廉價舞裙（參加地下舞會的姑娘們要穿。古巴地下舞會是近年來當地最重要的社交文化之一）；

——精巧的陶瓷娃娃和縮比太陽帽玩具；

——古巴人維持自力更生必不可少的打火機備份火帽（1990年代以來，古巴的一次性打火機通常會在用完后重新加注燃料反復使用多年，因此火帽成為關鍵“耗材”）；

——委內瑞拉產的高仿古巴酒紅色小學校服（古巴正品校服由國家免費配發，但質量還不如仿品、往往跟不上小孩長個的速度，且一旦污損極難領到新的）；

——各種資料顯示，在2021年“祖國與生活”動亂前，甚至還有古巴少先隊的紅領巾！（古巴少先隊效仿東德，低年級少先隊員的紅領巾為藍色）

“?ooo! Qué Barato”店賣紅領巾的生意一直遭到當地一些反古共人士聲討，但一直能做下去。2021年古巴動亂時筆者正好在南佛州開會，慕名跑去造訪時，發現校服仍可買到，但紅領巾被下架了；2025年，托一個原籍邁阿密的美國同學幫我補拍照片，結果她去時發現紅領巾又出現在了校服區塑料模特的脖子上。

上：真正的古巴少先隊員（注意大部分紅領巾的藍色是褪色的）；下：邁阿密社區頻道UniVista TV一檔節目中，主持人米哈伊爾在?ooo! Qué Barato店試穿全套古巴少先隊員服飾商品

筆者在上一篇討論古巴的文章里曾經說過，存在一個跨越美古國境、在物質和意識上均相互連通的“古巴人社會”。官僚化的美國“對古禁運”執法機制與這一社會長期磨合，最終催生了這種“委內瑞拉生產特供商品，合法出口到美國邁阿密公開銷售，古巴‘騾子’以美國身份進去合法采購，然后再通過合法或灰色渠道拉回古巴”的奇觀。

如果說近幾十年的國營涉外窗口行業（旅游系統等，有的直接用外幣發工資）和近十幾年勞爾、迪亞斯-卡內爾的個體私營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那么傳統擁有海外古巴裔親友、2020年前能收到他們對古僑匯的島內古巴人，則組成了當代古巴的“‘原始富’人”。

古巴2013年開放因私出國、2019年進一步明確雙國籍合法性，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在古巴以外有事業和經濟實力（因此能“涓滴”他們在古巴境內的大量親友）、但持古巴護照、在古巴保有房產和生活，通常持不同政見（且為當今古巴言論自由空間允許）的“高能量半潤人公民”群體，他們構成了當代古巴的“‘移植富’”人。

這三個群體都明顯比沒有“海外門路”的普通國企職工或山區農民（國營農業職工）有錢。但他們中的多數人，能拿出的美元又不足以在美國大手大腳亂花，正好夠請“騾子”（或干脆自己）代購這些“特供古巴海淘商品”。這部分人口構成了“?ooo! Qué Barato”這類“邁阿密走私店”運作的商業邏輯；或者說，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超出我們傳統認知的、游離于古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之外的特殊經濟階層。

當今古巴的上層建筑危險：“階層斷裂”和“敘事斷裂”的融合

當人們，離開我們的國家；有時候，讓我啞口無言。我不懂，為什么他們不愿；和我們，生活在一邊…… ——《當人們離開我們的國家》，【東德】十月俱樂部，1988年

在之前的幾篇文章中，筆者已經介紹過古巴自疫情以來面臨的財政斷鏈、自然災害、自然資源和糧食困難等“經濟基礎”問題和他們民族的基本文化環境。本節將進一步討論，在當前美國政府極限施壓的形勢下，古巴在“上層建筑”層面對應上節所述兩種特征的兩種危險——“敘事優勢斷裂”和“階層心態斷裂”的合并趨勢。

1.“敘事優勢”的斷裂

古巴革命之所以能孤立地、在經濟基礎長期困難情況下在后冷戰時代支撐到今天，與兩種關鍵能力有關：

1）在國內精英圈層（藝術家、作家、記者、大學教授和其他文科知識分子、生物醫學科研人員等）中維系革命話語正義性的能力； 2）在國際社會尤其西方面前“向有利方向扭曲對己認知、并使對方接受”的能力。

這其中，前者與上述古巴革命的人脈源流有關，而后者需要尤其注意：這種我們中國曾長期夢寐以求的“輿論戰超能力”，是獨立于古巴本身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客觀免費醫療”、“客觀免費教育”、“客觀免費分房”等優勢之外的。

一個重要觀察角度是，在歐美各種從NGO到聯合國國際組織編排的各種主觀類“人民生活”排名中，朝鮮長年敬陪末座，而“在我們看來”政策相同的古巴卻往往排在中間靠前的位置：

2022年“良好國家排名”中，古巴躋身最佳（前五十名）榜單之列，把美國擠出了這個榜單；朝鮮直接被排除在全部163個排名國家地區之外。 2025年世界銀行報告中，古巴被列為“中上收入國家”組，而朝鮮被列為“低收入”組。 2024年“脆弱國家指數”排名中，當時國民經濟實際運轉已相當“脆弱”的古巴在179個國家地區中名列倒數第67（“基本穩定”，這個排名越低越穩定），甚至優于中國；而各方面明顯更加穩定的朝鮮排名倒數第139（低于洪都拉斯，“高風險”）！

然而，自2021年以來，古巴正面臨著自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國內“知識精英輿論陣地”的掌控開始部分喪失；另一方面，革命對國外“古巴形象輿論戰線”的掌控開始部分喪失。筆者不希望為古巴的內外反革命勢力傳播反宣傳，但可以概括地說，從疫情前數年至今，古巴知識精英圈層的集體心態是有明顯變化的。不熟悉西語的讀者，可以拿《流浪地球》小說中地下城后期的“還我陽光”劇情類比想象。

2.“階層心態”的斷裂

如前所述，隨著2008年新社保法（由國家包干轉型成社保自行繳費）通過以來的經濟改革深化，古巴產生了自己的貧富差距；而這種分化進程與美國“窮古”“困古”政策帶來的虹吸效應結合，在社會內部、尤其年輕人中間，形成了某種“東柏林式”的焦慮感。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對古政策的松緊隨著兩黨輪替不斷兩極反轉，部分古巴中產在物質供給上逐漸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對美國/其他拉美市場“依賴-斷裂-依賴加深”，最終與古巴國家商業體系“平行生活”、兩不相沾的惡性局面。

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古巴海淘電商的興起。

筆者在前文中曾指出，小麥并非古巴傳統糧食作物，古巴長期以來在本土的試種改良也只能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蘇聯時代到俄烏戰爭前，古巴面粉供應高度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目前面粉在國營的食品配給大禮包中則處于長期缺貨狀態。然而，為了滿足上節提到的那些因各種原因持有外幣的“特殊階層”，2016年，古巴（或者說佛羅里達）出現了筆者已知第一家專門服務古巴島的跨境電商公司——katapulk，它與西聯匯款合作，可以讓這些“外幣中產”們直接買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面粉，并直接配送到家。

由于katapulk的所有者是一個支持奧巴馬“鼓勵交流、和平演變”思路的美籍古巴人，不受古巴政府控制，而這種“私人海淘”客觀上造成了古巴境內嚴重的外匯流失。為減小這種損失，古巴黨和政府選擇了與之競爭、而非將其封殺形成新的黑市。

2020年疫情以來，古巴借助自己在海外古巴裔中的支持者幫忙，通過復雜的股權關系搭建了Supermarket23（庫房在美國南佛州，美元結算）、Merco Caribe（庫房在西班牙，歐元結算）等一系列“事實國營”電商平臺，配合古巴境內的配送系統，使“外幣中產”們可以用高于傳統實體國營店的價格，快速確保買到從面粉到Anker SOLIX C1000便攜式電源站的各種商品：

Merco Caribe提供批發服務，可以為古巴的私營小企業主大量代購面粉、奶粉、牙膏等

Fagales和Supermarket23更加離譜，可以代購iPhone17和小米14C手機、便攜式電源、短缺藥品和驗孕棒等，筆者之前文章里提到的私人進口中國光伏板也是這樣進去的，他們甚至可以海淘冷鏈生鮮和冰淇淋

這種“平行生活”其實最早在蘇東劇變前就存在，當時是通過在古巴稱為“外匯回收店”（Tienda de Recuperación de Divisas, TRD，俗稱“美元店”）的友誼商店系統實現的，是效仿蘇聯建立的特供體制的一部分。1993年古巴友誼商店面向本國公民售貨后，這種“國家用掌握的高檔商品從民間收回海外古巴人寄給國內私人的外幣”的運作體系已經成熟，但主要存在于一個相對小范圍的僑眷群體。

然而，隨著古巴體制改革深化、疫情以來財政資金周轉困難和自然災害造成的長期失血、加上在改革中形成的一點“造血能力”被美國持續極限破壞（除煽動古巴人才/勞動力流失外，美國一直利用自身體量優勢對古巴經濟改革施以強烈的惡意引導。例如魯比奧最近宣稱的“支持對古私營企業放貸”，通過下場站隊把新生的古巴民族資本“勾引”向買辦資本方向、鼓吹其與共產黨對立，就是這類促成古巴內部自亂陣腳的陽謀），今天古巴這種“有錢人直接依賴美國”的特征已達到任何人都很難忽略的程度：

例如，由于國家食品配給禮包經常缺貨，私人在facebook上囤積居奇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簡單地說，在孤軍奮戰中改革的古巴，同時占據了改革兩頭相互矛盾的問題：

一方面，親眼看到貧富分化的自然發生，導致年輕人心態躺平，對國家向心力下降； 另一方面，國家提供的絕對平均解決方案從“共同貧困”下降到“難以維系”，導致年輕人心態躺平，對國家向心力下降。

古巴“階層心態斷裂”問題的本質，是外（美國）來物質利益不均勻的“涓滴”進入、與本地物質財富創造能力不足以沖淡這種“天降”收益的矛盾。近年來、尤其特朗普二次上臺至今，這種結構性矛盾與伴隨輿論場復雜化進入的美國右翼極右翼敘事結合，正在催生出更加不祥的東西。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過一只狐貍”

沒有殘疾而安坐家中的信士，與憑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為主道而奮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憑自己的財產和生命而奮斗的人，真主使他們超過安坐家中的人一級…… 除安坐者所受的報酬外，真主加賜奮斗的人一種重大的報酬！ ——《古蘭經》4:95

經歷了60余年社會主義建設和十余年改革的古巴，正字面意義上地處于這樣一個關口：

“……這些年，由于國際大氣候的影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在資產階級的進攻面前，如果示弱、退讓，我們犧牲……換來的……共和國將毀于一旦，4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將毀于一旦……將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首先應當指出，從建國起到蘇東劇變的絕大部分時間，新中國與古巴這個國家的關系并不好。1959年之前，古巴是一個純粹的美帝國主義仆從國；從1965-1966年“大米事件”后很長一段時間，古巴則是毛主席所說“豺狼當道、安問狐貍”中的那只狐貍。1979年，中國懲戒越南的小霸行徑，古巴領導人和媒體發表了一些很不好的言論，中古關系進入廣為人知的歷史最低谷。從1990年代至今中古官方關系的恢復，其實更多地與中共-日共和解類似，不過是我們“不以意識形態決定親疏遠近”新政策的結果。

古巴沒有石油資源或其他值得貿易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還不如伊朗和委內瑞拉），原本的蔗糖產能與我國廣西等地沖突，2022年以來甚至連蔗糖都無法提供了。自從1966年《人民日報》公開喊話“中方早就建議實行糧食自給自足，但古巴不聽，要按蘇東社會主義大家庭‘分工’用蔗糖換大米、至今不能擺脫殖民地時期造成的單一經濟的格局”到今天已經整整一甲子過去，古巴在糧食自給問題上的局面仍然是老樣子。

考慮到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以及當前國際形勢下我國自身面臨的治理挑戰，如果強力幫助古巴度過當前的難關，避免他們的共產黨政府顛覆、或出現類似委內瑞拉那樣被美國劫持的局面，對我們自己是否還有意義和價值？

筆者以為，以下幾個點仍然是有必要考慮的：

1.防止中國在拉美的利益整體動搖。

拉美國家在現實合作中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政策隨選舉周期搖擺、且政府各派系都深受美國滲透，在美國極限施壓時容易動搖，巴拿馬最近的惡劣行為、墨西哥之前的對華加征關稅等都是典型例子。古巴擁有拉美唯一的憲法社會主義制度，且政府完全由共產黨組成，在我國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約束下，古巴的政策連續性預期理論上比其他任何拉美國家都要強。

隨著“一帶一路”發展和錢凱港落成，拉美已經成為我國有現實國家利益的合作對象，我們不能任之完完全全地成為美國的“后花園”。相比巴拿馬這類反復無常、政權嚴重缺乏連續性的國家，古巴面臨長期嚴峻的地緣政治困局，與巴基斯坦、塞爾維亞形勢相似。只要古共不被顛覆，收獲類似巴基斯坦的長期友誼是可能的。

2.防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輿論滑坡效應。

古巴不是阿薩德的敘利亞、也不是委內瑞拉，一個長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突然在特朗普的壓力下（以及“多年以后最終”）垮臺，必然在輿論場上造成一陣扇陰風、點鬼火的“無腦崇美、自我唱衰”浪潮，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迎來一些沖擊。

3.防止“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收縮為一個局限在東亞一隅的地域性運動。

一方面，雖然世界分為民族國家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我們終究還是應當有一些“認清生活本質后仍熱愛生活”的理想主義情懷的。另一方面，古巴在國際舞臺上有自己獨特的人脈圈子，有些甚至我們自己都做不到。

我們當年搞“農村包圍城市”、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不能指望因為鬼子國民黨進了村都是搶、我們買賣公平，所以我們到了一個新根據地就不必白白付出體力給房東掃院子挑水、或者做了以后找他們收勞務費。今天我們在世界范圍內做相似的事情，仍然有相似的客觀規律。

共產黨人的信心來源于理想信念，但廣大群眾的信心，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政權鞏固基礎上。大爭之世，我們自己其實和古巴人一樣，最重要的是因團結而生的信心。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