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和老周雙雙退休。
我55,他60。兩個人退休金加起來,五千六百塊。不多,但夠用了。
剛退下來那陣子,我整個人是懵的。三十年了,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擠公交,打卡,開早會,處理一堆亂七八糟的事。突然有一天不用去了,我站在陽臺上,看著樓下上班的人流,心里空落落的。
老周比我強。他退了沒兩天,就找到了組織——小區后面那個小公園,每天早上七點,一群老頭老太在那兒打太極。他跟著比劃了幾天,回來跟我說:“你趕緊來,李姐她們都問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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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
這一去,就扎進去了。
日子突然有了節奏。早上六點半起床,煮兩個雞蛋,熱兩杯牛奶,就著饅頭咸菜吃完,七點準時出門。公園里那棵大槐樹下,每天都是一樣的人。領操的是張姐,六十二了,腰板挺得比年輕人都直。她一邊比劃一邊喊:“沉肩墜肘,虛靈頂勁——”我們這幫人跟在后面,東施效顰似的,誰也不笑話誰。
打到八點半,身上微微出汗,太陽也上來了。大家收了勢,三三兩兩往菜市場走。
菜市場是我們一天里的重頭戲。不是因為有啥好買的,是因為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樂子。我們幾個姐們兒挎著布袋子,從東頭逛到西頭,哪家的西紅柿新鮮,哪家的豆腐是自己做的,門兒清。
“今天的黃瓜好,頂花帶刺的,買兩根中午拍蒜拌著吃。”
“老周不是愛吃紅燒肉嗎?今兒五花肉不錯,來一塊。”
“別買多,吃不完浪費。”
——這是我們最常說的話。
人老了,胃口小了。一頓飯一個菜一個湯,兩個人吃得舒舒服服。老周愛吃肉,但我控制著,一周最多兩次紅燒肉,其他時候都是魚、豆腐、青菜換著來。他嘴上念叨“清湯寡水的”,但每次盤子都吃得干干凈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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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一個月花在吃上的錢,也就一千出頭。穿就更不講究了,到了這個歲數,舒服比好看重要。純棉的褲子,軟底的鞋,怎么自在怎么來。
這樣算下來,兩個人一個月花銷兩千塊打住了。剩下的三千多,存著。
但日子不能光是吃吃喝喝。
李姐拉我報了老年大學,我選了書法班。不為別的,就覺得這輩子光寫報表了,沒好好寫過幾個字。老師說我的字“有骨無肉”,太硬了,讓我多練練圓潤。我就天天在家練,練得滿手墨汁,老周說我“越老越能霍霍”。
他也沒閑著,跟幾個老哥們兒學了下棋。每天下午,小區涼亭里擺一桌,殺得昏天暗地。有回他回來氣呼呼的:“老孫頭耍賴,悔了三步棋!”我笑著說:“你至于嗎,又不是贏房子贏地。”他瞪我一眼:“你不懂!”
我不懂棋,但我懂他。男人嘛,一輩子爭強好勝,老了也得有個地方較勁。
日子就這么不緊不慢地過著,像一杯溫水,不燙嘴,也不涼心。
那年秋天,我們幾個姐們兒商量著出去玩一趟。選來選去,定了青島。不是旺季,住宿便宜,海邊人也少。我們五個人,報了那種最普通的團,住快捷酒店,吃團餐,一共花了不到兩千塊一個人。
在棧橋邊,我們拍了張合影。海風吹得頭發亂七八糟的,但每個人都笑得很真。李姐說:“咱們以后每年出來一趟,趁還能走得動。”
回來的火車上,我靠在窗邊想了很多。
這輩子啊,前半截是在趕路——趕著上學,趕著上班,趕著結婚,趕著生孩子,趕著給孩子攢學費,趕著給他們買房。忙著忙著,頭發白了,腰也彎了。
現在好了,終于不用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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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都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日子。女兒在南京,兒子在杭州,都不在身邊,但隔三差五打個電話,逢年過節回來住幾天。他們過得好,我們就放心了。偶爾幫襯一下,但絕不摻和。
老周有時候會念叨:“咱要不要再多攢點錢,萬一以后生個病啥的……”
我說:“攢什么攢。真要有什么大病,咱那點退休金夠干啥的?有醫保呢,剩下的,該花就花,該活就活。天天提心吊膽的,活著有啥意思?”
他沒再說話。過了兩天,自己去買了根新魚竿。
我們這代人,苦日子過夠了。年輕時啥都缺,缺糧缺油缺布票。現在好了,不缺了,又學會省了。省來省去,省到最后,省的是什么?是日子,是自己。
那天晚上,老周在客廳看電視,我在旁邊練字。他忽然說:“你說咱這日子,算不算挺好的?”
我放下筆,想了想:“不算大富大貴,但,挺好。”
他點點頭,繼續看電視。
窗外是萬家燈火,屋里是兩個人安靜的呼吸聲。茶幾上放著下午買的兩塊錢一個的橘子,電視里播著天氣預報,說明天降溫,記得添衣。
這就是我們的日子。不值幾個錢,但每一天都是自己的。
退休金五六千,夠吃夠喝,不爭不搶,知足常樂。
人生下半場,不求別的,只求——吃得下,睡得著,笑得出。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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