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8歲男童高樓墜亡，唯一目擊者，他的母親，指認兇手是14歲的中學生高成彬；
高成彬之前并未有過犯罪記錄，他在法庭上痛哭辯稱，孩子是自己失足墜樓的，他試圖伸手施救，但為時已晚。
一邊是深陷喪子之痛的單親媽媽，一邊是前途未卜的未成年人。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么判？
這是優酷新劇《正義女神》開篇給觀眾拋出的靈魂拷問。
開局高能，比鮑國平還變態的角色出現了
負責審理這個案件的大法官言惠知，沒有感情用事，更沒有被輿論左右。
她根據證詞和證據，認為事件純屬意外，撤銷了對高成彬的謀殺控罪，還在結案陳詞中鼓勵案件相關的人士，要重新出發，好好生活。
法律界和坊間輿論一片贊頌，她也迎來事業高峰。
然而她錯了，小男孩確實是高成彬謀殺的。
那一天，高成彬先是言語引導小男孩翻過欄桿撿氣球，然后一把將他推了下樓。
高成彬之所以能成功脫罪，除了他用精湛演技博得同情，更因為他身后有一位手握頂級資源的大律師母親高淑樺。
高淑樺親自上陣，使盡渾身解數甚至不惜制造偽證為兒子脫罪，但高淑樺沒有想到的是，有過一次殺人經驗的小惡魔，在她的包庇和縱容之下，肆無忌憚釋出了更大的惡念。
高成彬會購買墜亡小男孩的同款玩偶，當作戰利品把玩；會重返案發地“打卡”，反復回味殺人的快感；
甚至故意刺激小男孩的母親挾持自己，然后在對方被擊斃之后露出詭異的微笑——驚悚程度堪比當年鮑國平。
看起來品學兼優的少年，內心一直有著非常暗黑的底色和扭曲的價值觀。
小時候，他頂多是在學校里虐殺小兔子，尚不敢對活生生的人下手，等到他從謀殺罪中輕易逃脫，發現原來自己只要通關一款叫做“完美犯罪”的游戲，就能隨心所欲地違背現實世界的社會規范，操縱他人的性命，他的暗黑人格被徹底激化了，小惡魔最終進化成嗜血狂魔，吞噬了他作為人的最后一點良知。
僅僅因為不喜歡自己的補習老師，高成彬就將她視為殺人游戲的新獵物，設計出新的犯罪計劃。補習老師死亡前痛苦掙扎的視頻片段，更成為他反復“欣賞”的片段。
這樣的未成年惡魔？到底是怎么養出來的？
沒有天生的怪物，只有異常的土壤
在法庭上，言惠知見過很多失職的父母。
他們有的把孩子當作自己的附屬品，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期待成長；有的把孩子當成累贅，不管不顧，放養長大；包括開篇墜樓案中受害者的母親，如果不是她疏忽照顧，獨留8歲小孩在天臺公園玩耍，孩子也不至于遭遇毒手。
溺愛包庇和監護失職，是惡魔少年背后的家長原罪，而那些看起來“病了”的孩子，實際可能是家里病得最輕的一個。
高成彬的媽媽高淑樺，在法律界出名擅長用法律漏洞為各種重犯脫罪。只要錢到位了，她可以無視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埋沒良知，顛倒黑白地為兇手辯護。
高淑樺在第一次意識到孩子可能擁有反社會人格后，不僅沒有給予及時的關懷和陪伴，反而簡單粗暴地限制活動范圍，雇人貼身監視，仿佛只要把孩子禁錮在家，只要孩子順利考上精英學校，一切就會自動變好。
母子倆看似平和的相處，實則暗流涌動。等到高成彬第二次殺人，并意味深長地對高淑樺說出“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講故事”時，高淑樺知道，這就是她多年職業生涯為虎作倀、言傳身教的“報應”。
高成彬的案件，也徹底改變了言惠知的職業生涯。
從程序上說，言惠知依照證據判案，在法律上無懈可擊，卻讓一個惡魔從她手下溜走，言惠知一度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中。
為此她放棄大好前程，主動降職到中區法庭擔任裁判官，負責裁決少年犯的案件。
一方面，她堅信惡魔少年會像那些盜竊成癮的孩子一樣，再次出手，她決不能錯過逮住他的機會；另一方面，她希望通過自己的方法，能夠阻止第二個惡魔少年養成害人。
經歷過高成彬的案件，她更加嚴格、縝密地對待每一起未成年人案件。
女學生傷人案中，那個用美工刀割傷男老師的女孩，用謊言和眼淚博得大部分人信任，在家都相信她是校園性騷擾的受害者，言惠知卻敏銳地洞察出案件中的疑點。
美工刀是怎么出現的？她和老師的關系怎樣？其他學生對老師的真實評價如何？老師手上的匿名情信，到底是誰寫的？
疑點逐一破解，案件幾經反轉，最終真相大白，原來女孩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在別人唆擺和刺激下做出傷人和誣蔑造謠的行為。
縱使情有可原，但言惠知仍然選擇較重的判決。
她認為，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女孩小小年紀就在法庭上說謊話，給假口供，如果判決沒有足夠的阻嚇性，孩子們就不會記得教訓。
而孩子們現在不教，將來釀成大錯才阻止，就太晚了——這也是他從惡魔少年案里得到的教訓。
再說，未成年人如果“有苦衷”就能隨意傷害他人身體、謀殺他人人格，那社會上其他人的性命財產，又談何保護？
希臘神話中的正義女神忒彌斯，一手持著天平，代表選擇，一手持著利劍，代表審判，蒙眼的布條則象征著正義。佘詩曼出現的女法官，比這個傳統形象還更立體和有血肉。
她內心還有一份對正義的秩序感和信念感要堅守，她相信“蒙眼”無法獲得真正的客觀，正義需要人們通過追求真相獲得，而人性的縫隙，是需要用法官的良知去填補的。
正義與惡的距離
律政劇一向是港劇的拿手戲，從早年的《壹號皇庭》系列到近年的《絕命法官》，都有鮮明的制作特色和敘事風格。
曲折離奇的案件背后，是幽微復雜的人性，以及律政從業者共同秉持的一份““持法之刃，懷人之憫”的人文關懷。
《正義女神》是港劇第一次集中關注少年犯罪的題材，依然有“真實事件改編”這種熟悉的配方，但更多的是深挖悲劇生成背后的家長失職和家庭教育潰敗真相，劇集有一個更先鋒性的嘗試，是對社會態度進行了開放性的探討。
比如說，“正義與惡的距離”這樣的復雜命題——
堅守程序正義，可能讓真正的惡行者逃脫制裁，間接帶來縱容惡的結果；全力懲治惡行，又會陷入“以非正義手段實現正義”的道德困境。
法官作為司法體系的核心，如何在兩者的拉扯間守住底線？
現實中的少年案件也時常遭遇類似的拷問。
2024年河北初中生殺人案，三個初中生只因一時矛盾，就將同學騙到廢棄蔬菜大棚殺害掩埋，手段極其殘忍，案發之后依然態度輕佻。事件引發網絡眾怒，強烈要求嚴懲罪犯，案件最后依照現有法規頂格處理，主犯頂格判處無限徒刑，從犯不予刑事處罰。
《正義女神》中的“離島三害案”，從案情到判決，都基本對應了河北初中生殺人案。
從各種少年案件的審理細節能看到，未成年被告是有被特殊優待的。
法官可以不穿法袍，也可以坐在和被告比較接近的距離和高度，減低他們的心理壓力……就算犯罪成立，多數也是從輕法落，原則是教多于懲。
初衷是好的，但也讓一些未成年人將這份包容和善意當作免死金牌，放肆作惡。
比如秋月樓縱火案的少年惡魔，只因跟陌生路人的幾句口角，就敢殺人縱火泄憤，在法庭上依然有恃無恐，叫囂“最多坐三年”。
可無辜的父親為了保護寶寶，致全身三度燒傷，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就此家破人亡——沒有犯錯的人，偏偏付出了最大代價。
對于“正義與未成年的惡”的思考，劇里借助不同法官的辦案風格，分成兩種：
一種是以鄭官為首的 “程序正義派”。
他重視KPI，只看卷宗和證據做裁判，認為找證據是警察或者律政司的責任，如果有疑點，那就“疑點利益歸于被告”。
程序正義的好處是，效率高，職責分明，法官的主觀情緒和視角不容易介入判決；壞處則是可能間接縱容罪惡。
像秋月樓縱火案，縱火少年的父親充當他的強力保護傘，把一整條街的監控都破壞掉，將事件唯一證人禁錮起來施以威脅，連律政處的檢控官，都遭遇他的恐嚇。
如果當庭法官堅持“程序正義”，在缺少表證的情況下，兇手就很容易在父親的包庇和操作下，輕松逃脫法律責任。
另一種就是言官為首的“真相正義派”。
她嚴格謹慎，執著真相本身，面對疑點，她絕不輕率放過，面對辯護律師愛鉆法律漏洞，她也有自己的方法將漏洞補上。
作為秋月樓縱火案的法官，她無懼惡勢力阻擋，親自將被禁錮的證人帶到庭上；打聽到受害者可能死亡的消息，故意拖延開庭時間，直到確認受害人死亡，案件指控即從縱火改謀殺，少年被告面臨的就是最高終身監禁的處罰。
雖然有“踩過界”和“低效”的嫌疑，卻有效打掉了未成年罪犯背后的保護傘，將公道還給了真正的受害者。
劇集對于兩位法官的做法，沒有給予好壞評價，但從每個案件人物的故事看來，觀眾其實很清楚，社會對未成年人的“惡”需要用哪種態度面對。
E姐結語：
真實事件取材”本身就自帶分量——那些從真實苦難中提煉出的故事，天然承載著厚重的時代記憶，當這些記憶經由富有張力的戲劇表達出來，由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還原出來，觀眾對于其中的人性光輝與黑暗，會有更深切的體悟。
港劇的向來有水準，優酷出品的《正義女神》更是敢拍敢講。它不止題材現實、具有先鋒性，在社會關懷與人文溫度上，也做出了獨特的表達。
比如對于言惠知的判案理念和司法堅持，還有“預防少年犯罪，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線”這一核心觀點，身為家長的觀眾，在看劇時很難不反觀自身：
我的育兒方式是否存在偏差？會不會一不小心，就落入“父母不教，法律來教”的悲劇？
這便是這部劇的現實教育意義，也是它的社會價值所在。
今天的深夜話題是：
你對哪個案子印象最深？
來評論區說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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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頭條の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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