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騙中央，下騙地方，三回入獄，他出獄能否“東山再起”

1997年9月，一位在看雜志的中年讀者翻到一篇題為《大陸首騙牟其中》的文章，忍不住抬頭感嘆了一句：“原來這人當年這么風光？”那一刻，他大概想不到，紙面上的風云人物，背后是一條跌宕起伏的曲線：從四川小城走出，在改革開放的浪潮里狂飆突進，又三次入獄；被罵“首騙”，也曾被捧為“傳奇商人”。

時間往回撥半個世紀，1940年，牟其中出生在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一個做小生意的家庭。家里雖談不上大富大貴，卻比普通農戶寬裕些。小孩天天看著大人算賬、盤貨，說話做事都帶點算計味道，日后動了“經商腦筋”，也就不奇怪了。學校老師評價這個學生，腦子靈，嘴更靈，只是有點愛夸夸其談，話說得多，事落得少。

1959年，牟其中參加高考，志愿里填的是新聞專業，心氣很高，想做一名“敢說真話”的記者。然而，那一年他落榜了。家里沒條件讓他長時間“復讀熬歲月”，現實的壓力很快壓下來。為了養家糊口，他進入萬縣一家玻璃廠，當了鍋爐工，干的是又臟又累的活兒，聽上去和“新聞理想”幾乎沒有交集。

有意思的是，這段看似普通的工人歲月里，他仍舊不肯放下書本。馬列著作翻，毛選翻，法律條文也翻，甚至會在休息時和工友聊政策、聊國際形勢。對他來說，鍋爐房的煙塵之上，似乎還懸著一塊“精神黑板”。這種“愛想、愛說”的性格，為后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到了1970年代初，社會環境復雜、觀念激烈碰撞。1974年春天，牟其中與青年劉忠志合作寫了一篇長文，題目叫《中國向何處去》。兩人寫得嚴肅，又寫得激烈，自認為是在替國家前途擔憂。寫完不算，還到處張貼、宣講。這個舉動，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絕非小事，很快就被當成“問題”處理，兩人先后被關押。

這一關，就是好幾年。直到1979年12月，隨著時代氣氛的變化，對很多歷史問題的重新審視開始推進，牟其中被釋放。他走出看守所時，已經近四十歲。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個年紀再談什么“改變命運”，多少有點遲。但在改革開放的前夜，許多命運軌跡正在被重寫，不少人也就是從這個年紀開始“再來一遍”。

一、從“投機倒把”到“南德老板”

1982年，政策逐步放寬，個體經濟開始顯露生機。牟其中和人合開了“萬縣市中德商店”。名字里帶個“中德”，頗有點“國際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膽嘗試新路子的小商店。他搞得最出名的一招，是推出“包換卡”制度——顧客買回去不滿意，可以憑卡退換。當時的多數個體戶，還停留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概不退換”的老辦法。

這種做法，放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類似現在的“七天無理由退貨”；可在八十年代初，已經很新鮮了。很多顧客就是沖著這份“放心”，開始認同這家店。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承接代購、代銷、代托運等業務，把原本單一的買賣，擴展成服務性的經營，這在小縣城里算是很有點“商業頭腦”。

真正賺到“大錢”的，是價格差上的文章。那幾年，計劃體制和市場因素交織，各地物價出現明顯差異。有些緊俏商品在一地被定成低價，在另一地卻被當成稀罕物。牟其中看準這個機會，開始“倒騰貨物”。1983年，他從重慶以規定的低價拿到一批銅制鐘，運到上海后，以遠高于原價的價格賣給商店，差價利潤可觀。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是利用地區間信息和價格差進行流通，再正常不過。但在當時，“投機倒把”這個帽子仍然非常沉重。牟其中的生意做大了，引起有關部門注意。隨著對其經營方式的調查推進，他最終被認定為“投機倒把”，第二次走進了監獄。1984年，他再度獲釋。

兩進兩出，使很多人會選擇“安分守己”。牟其中的選擇卻恰好相反。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全國范圍內的經濟活力躍升，股份制企業、鄉鎮企業、合資公司紛紛冒頭，市場意識快速覺醒。在這種背景下，1988年，“南德經濟發展集團公司”誕生了。牟其中搖身一變，從縣城小商店老板，成了頭頂“集團董事長”頭銜的大企業家。

南德的業務范圍廣泛，從貿易到投資，遍布多地。媒體的報道漸漸增多，“牟其中”這個名字在商界頻繁出現。有人把他看成改革開放初期“弄潮兒”的一員，也有人隱隱覺得他“太敢冒險”。這種兩極化評價，從很早就伴隨著他。

二、蘇聯生意、衛星夢想與“首騙”之名

1989年前后，國際形勢出現劇烈變化。蘇聯經濟陷入困局，生活用品嚴重短缺，商店貨架時常空空如也。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在經歷一輪過熱、緊縮之后，部分輕工業品出現滯銷。一邊缺貨，一邊積壓，這種結構性落差，在有些人看來，是風險；在牟其中眼里，則是商機。

不久之后，他啟動了一筆頗為“驚世駭俗”的生意：用我國大量輕工產品換取蘇聯的圖-154型飛機。據公開資料，這一次，用上千車皮的輕工、食品等物資，換回了4架蘇制客機。對普通人來說，“用罐頭、紡織品換飛機”聽上去有點匪夷所思，但在當時特定的外貿結構下，卻又并非完全做不到。

這筆交易一度讓牟其中名聲大噪。有人贊嘆他的膽魄，認為這是民營企業家參與國際大宗物資交換的“創舉”；也有人質疑其中的成本核算和風險控制。無論贊罵，這個案例都客觀上把他推上了輿論的風口。

到了1990年代初，南德集團的動作越來越大。牟其中時常對外放話，口氣極為驚人。他說要在俄羅斯發射衛星，要策劃大規模移民三峽地區人口到美國，又談到要通過工程手段“炸開喜馬拉雅山”實現“南水北調”，還宣稱要在滿洲里投資一百億元，在陜北投入五十億元。數字一個比一個龐大，設想一個比一個超前。

聽慣了這種說法的人，有的拍手叫好，覺得這是民間資本家的“宏大構想”；有的心里犯嘀咕：這些項目到底有沒有嚴肅的可行性研究？能做到哪一步？還是說，僅僅停留在口頭宣傳的層面？這種疑問日積月累，為后來輿論態度的逆轉埋下了隱性原因。

進入1995年，真正讓他身陷囹圄的，并不是那些“驚人計劃”，而是冷冰冰的金融法律問題。據武漢檢方指控，從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牟其中通過湖北省輕工產品進出口總公司，在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騙開信用證”共33份，涉及金額75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6.2億元。

很多讀者對于“騙開信用證”的概念并不熟悉。可以簡單想象一幕對話：“我要從國外進口一批貨，合同在這里，幫我開個信用證，等貨到了，憑單據付錢。”在正常貿易中，信用證就是銀行出面擔保的一種支付承諾。買方先不付錢，由銀行替他“背書”。貨物運到，賣方憑真實有效的發票、提單等單據向銀行收款，銀行再找買方結算。

牟其中自己不方便直接向銀行申請，于是找到有外貿資質的湖北輕工，承諾給對方好處費，讓其出面向銀行申請信用證。問題在于，提交給銀行的合同，是由牟其中一方虛構的；所謂的“海外賣家”，也是他控制的公司。真實貨物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一整套被精心偽造出來的單據體系。

銀行在當時面臨的業務量巨大，出于對老牌外貿企業的信任，加之審核流程有漏洞，沒有對貨物實況進行嚴格核查，以為是一筆正常的進口業務，于是按程序開出了信用證。條款寫得明明白白：“憑真實有效的提單和發票，支付7500萬美元。”等到“單據齊全”交上來，銀行便依約付款。資金就這樣，從本應付給“國外賣家”的賬戶，流入了牟其中控制的體系。

1996年，有關部門接到舉報，指向牟其中涉及嚴重經濟問題。社會上關于“中國首富其實是中國首騙”的說法開始流傳。1997年9月，一家雜志刊發《大陸首騙牟其中》，措辭尖銳，將他描繪成“上騙中央，下騙地方”的人物。這篇文章掀起巨浪，引起了廣大讀者和監管部門的強烈關注。

隨著調查推進，案件事實逐步清晰。牟其中被拘押、起訴。2000年5月，法院以經濟犯罪為由，判處其無期徒刑。后來，經過減刑，其刑期被改為18年。這一判決宣告了南德昔日光環的破滅，也讓“大陸首騙”這個標簽牢牢貼在他身上。不得不說，在那個民營經濟剛剛成長、金融監管經驗不足的年代，這起案件具有鮮明的警示意味。

三、三次入獄與監獄高墻后的“籌謀”

回顧牟其中的一生，可以看到一個反復的節奏：創業、擴張、越線、入獄。1970年代的政治性案件帶來了第一次牢獄之災，1980年代的“投機倒把”是第二次，1990年代涉及信用證詐騙則是第三次，而且也是最重的一次。每一段經歷背后，都折射出那個年代的制度環境和社會心理。

第三次入獄后，他的生活節奏被徹底打斷。大量報道提到，他在獄中絕大部分時間用在看書和寫作上。政論、經濟分析、對未來發展路徑的構想，他寫了很多，字數難以統計。有記者后來轉述，牟其中在里邊幾乎從未放棄“思考外部世界”。對于一個已經被宣判重刑的人來說，這種狀態顯得有點“執拗”。

除了閱讀和寫作，他在獄中還堅持鍛煉。每天早晨，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圈；午休后，再在樓梯間上下往返，反復爬樓。這樣簡單重復的動作，一做就是多年。一名管教人員據說曾評價他：自視甚高，但日常表現守規矩，沒有明顯違紀行為。從某種角度看，他在高墻之內維持著一種近乎“自律”的姿態，這與外界想象中的“商界梟雄”形象，形成了一種奇特對比。

2016年，牟其中獲準假釋，結束了漫長的牢獄生活。那一年，他已經76歲。對于普通人而言，這個年齡早已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階段，而他面對的，卻是一個早已發生深刻變化的社會。互聯網經濟席卷傳統行業，房地產業態、金融工具、商業結構，與他當年所熟悉的世界判若云泥。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體披露，他在獄中通過各種渠道，持續關注外面發生的重大事件，新技術、新政策、新產業布局，多少都有所耳聞。也正因為如此，有人判斷，他出獄后不會完全“跟不上時代”。這種判斷有沒有道理，見仁見智，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從未認輸。

出獄不久，他寫下一聯：“人生既可超百載，何妨一狂再少年。”對熟悉他經歷的人來說，這幾句話并不意外。歷經三回入獄，仍然渴望“再狂一回”，這種心態，既讓人感到他的韌性，也讓人隱隱擔憂：倘若再次涉足商場，會否重蹈覆轍？

四、能否“東山再起”？現實與幻影

討論牟其中能否“東山再起”，離不開一個關鍵背景——年齡和時代。按出生年份計算，他在2024年前后已經84歲。這個年齡段的創業者并非絕對不存在，例如褚時健就是被頻頻提起的例子。褚時健1928年生人，1999年因經濟問題被判無期，2002年保外就醫，隨后在云南玉溪承包荒山，種植橙子，逐步打造出頗具影響力的“褚橙”品牌。

褚時健重返市場時，已經年過七十。他選擇的是農業領域，項目周期長，卻相對可控；同時，他在卷煙企業時期積累的管理能力和對品質的要求，也能在新行業里發揮作用。再加上家人陪伴、團隊配合，這條“再出發”的路，走得艱難，卻算穩健。

與之相比，牟其中的處境有顯著差別。一是聲譽包袱沉重。“大陸首騙”這個稱呼，在不少人記憶中根深蒂固；二是曾經涉案的金融問題屬于高風險領域，監管層的警惕度很高。想象一下，一個曾因嚴重金融犯罪被判刑的人，如果再大規模介入類似領域，合作方、金融機構乃至監管部門，都會極度謹慎。

此外，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現實：南德集團早年積累的資產和網絡，即便部分尚有殘留，也很難照搬到新時期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品牌早已“帶上案底”，舊模式也被時代淘汰。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多少帶有一點旁觀者的浪漫化想象。真正把賬攤開來看，資產負債、法律糾紛、歷史遺留問題，都會格外棘手。

出獄后，牟其中曾表達過繼續創業的愿望，也曾在一些場合談論宏大設想。這種表達，對于習慣于“布局大棋局”的人而言，是一種慣性。他曾經主導過跨國大宗交易，提出過動輒上億的投資計劃，自然不太愿意把自己定位成“種幾畝地、開個小店”的普通商人。

然而，時代不同了。1990年代的制度縫隙，已經在一輪又一輪監管完善中被逐步彌合。金融機構的風控，遠比當年嚴格；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也更重視合規性和長期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牟其中過去賴以施展的“空間”，明顯收窄。

試想一下，如果在公開場合，他再次提出類似“衛星計劃”“喜馬拉雅工程”這樣夸張的設想，聽眾的反應，多半已經從當年的“驚嘆”變成“質疑甚至調侃”。信息傳播環境變了，社交媒體讓輿論反饋更快也更尖銳。任何夸大其詞，都可能迅速被放大、拆解，受到嚴苛審視。

當然，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對于一個經歷過三次入獄的人來說，只要遵守法律邊界，從事一些不那么高風險的小規模投資，未必沒有可能。比如參與咨詢、出書、做一些經驗分享，或者以顧問身份參與項目，而不是親自站在臺前。這些路徑，從法律和現實層面，都明顯安全得多。

不過，牟其中過去的軌跡，幾乎從未停留在“低調謹慎”的路線上。每一次出現，都帶著強烈張揚的色彩。不少觀察者據此判斷，他再度“東山再起”的愿望，即便口頭上存在，真正落到地面，也很可能與往日有巨大落差。

再看個人狀態。八十多歲的老人，即便身體尚可，精力、反應速度、對新技術的理解能力，都不可能和中青年時期相提并論。商業環境節奏越來越快，人工智能、大數據、平臺經濟層出不窮，舊經驗未必能完全對接新局面。單憑一腔“狂氣”，很難在這樣復雜的市場中走得長遠。

比較牟其中和褚時健，兩人的共同點在于：都曾身陷囹圄，都在高齡階段仍然想要再做一番事情。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曾經的資本運作方式復雜多變，涉案性質嚴重，輿論評價兩極分化；后者則在專業管理能力和產品品質控制方面積累深厚，出獄后選擇的方向，也與此前經驗相對銜接。

從已公開的信息來看，牟其中假釋后，雖有活動跡象，但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復出”。這既與客觀環境有關，也與他肩上的歷史負擔有關。輿論的好奇心很強，圍繞“他還能不能再來一次奇跡”的討論不時出現，但這種討論更多停留在茶余飯后的話題層面，而不是現實資本市場的嚴肅議題。

如果把他的一生看作一條曲線，可以看到幾個清晰節點：1940年代的川東小鎮童年，1970年代因政論文字入獄，1980年代“投機倒把”再度鋃鐺入獄，1988年創立南德，1989年與蘇聯做交換生意，1990年代通過信用證操作卷入重大經濟案件，2000年被判無期，2016年獲假釋。每一個節點都緊緊拴在那個時代的制度與氛圍之上，不是一句“個人傳奇”就能概括。

他曾經用極端冒險的方式攀上權力與資本的邊緣，也因越過法律底線付出了沉重代價。三回入獄，讓“東山再起”不再只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法律信用、社會信任、時代條件多重作用的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即便仍有不甘，真正能做到的，也只能在有限空間內求一份平穩。

牟其中的故事，到如今已告一段落。他年事已高，外界對他的關注漸漸淡去。關于是否還能“再狂一回”的疑問，更多停留在歷史話題的層面。當年那句“上騙中央，下騙地方”的評價，伴隨種種爭議，已被刻進不少人的記憶。對后來的旁觀者來說，這段經歷更像一面復雜的鏡子，映照出特定時代里，個人野心、制度縫隙與法律紅線之間的微妙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