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涉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

制圖/高岳

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發布的《刑事檢察工作白皮書（2025）》顯示，去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2.2%，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9.8%，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來首次實現“雙下降”。這一積極信號，彰顯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顯著成效，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兩個仍需深入思考的問題——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孩子免受外部侵害？如何讓更少的孩子走上歧途？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下降，是嚴懲形成震懾與關口前移筑牢防線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余華英拐賣兒童案核準執行死刑，到多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依法頂格量刑，司法機關始終保持高壓懲治態勢，持續向社會釋放“零容忍”信號。更深層的變化在于保護關口的前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落地以來，醫院、學校等機構成為線索發現的“前哨”，未履行報告義務者被依法追責。同時，入職查詢和從業禁止制度筑起“防火墻”，將有前科者擋在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崗位之外，從源頭降低了侵害風險。犯罪的高代價和制度的嚴過濾，為推動侵害類犯罪下降提供了可靠支撐。

未成年人犯罪的下降，則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教育矯治體系的完善以及家庭監護干預多管齊下的成效。與懲治侵害犯罪不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邏輯并不在于震懾，而在于分級處遇和源頭預防。在司法端，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綜合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助推“六大保護”相融互促。一方面，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為失足少年保留了回歸社會的通道；另一方面，對于嚴重暴力犯罪絕不手軟——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尸案主犯被頂格判處無期徒刑，最高檢依法核準追訴低齡嚴重暴力犯罪，傳遞出不因年齡而姑息的鮮明態度。在教育矯治端，專門學校建設已實現31個省區市全覆蓋，專門教育正成為銜接學校教育與刑事司法的關鍵一環。在家庭層面，督促監護令和家庭教育指導令的大量制發，倒逼監護責任回歸本位，從根源上減少未成年人失管失教問題。

在看到保護成效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未成年人保護與犯罪治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從現實看，對于一些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訓誡、責令管教之后缺乏有效的后續跟進手段，部分罪錯未成年人在反復違法中逐步滑向犯罪深淵。有基層民警反映，一些未成年人抱有“年齡小就管不了”的心態，部分家長拒絕配合將孩子送往專門學校，專門學校分布不均以及跨地域協同聯動方面問題制約著收治能力。與此同時，網絡空間正在成為侵害與涉罪的雙重風險源：“隔空猥褻”等新型犯罪手段不斷翻新，AI技術的迭代正在制造新的風險敞口。此外，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凸顯，校園欺凌向線上蔓延、從顯性暴力向隱性排斥演變。這些新問題需要得到及時回應、有效破解。

“十五五”規劃綱要對此已有針對性部署，其明確提出健全專門教育保障機制，要求強化未成年人關愛保護，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有效防治學生欺凌，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拓展網絡育人空間和陣地等。而要將規劃綱要的部署轉化為“雙下降”的持久動力，筆者認為，還需要在前端治理上做深文章。

一是加快發展“少年警務”，推動公安機關建立專業化的未成年人保護力量，讓訓誡、矯治教育等前端干預措施真正落地見效，同時推動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矯治教育相關規定落細落實。二是提升網絡治理實效，推動平臺企業切實履行主體責任。三是延伸家庭支持服務，從事后干預延伸為常態化服務，讓督促監護令的效力不止步于結案。四是補齊心理健康服務短板，在學校、社區和家庭之間搭建心理問題發現、疏導、專業介入的完整鏈條，實現早發現、早干預。此外，還需要各部門協同發力、形成合力：人民法院要繼續用好少年法庭，加強對撤銷監護權、從業禁止等裁判的執行跟蹤，讓司法裁判產生持續效力；檢察機關應當進一步深化未成年人檢察業務集中統一辦理；民政部門要切實發揮在困境兒童關愛保障工作中的牽頭作用，打通部門間信息溝通渠道；教育部門要將防欺凌、心理健康工作納入日常考核，讓學校保護真正成為常態而非運動式應對。

未成年人保護事業沒有終點，只有不斷前移的起跑線。從“雙上升”到“雙下降”，變化的數據是治理能力提升的階段性注腳。要守住這一成果，必須在新老問題交織中持續補短板、強弱項，讓保護的制度之網始終跑在風險前面。我們相信，通過全社會協同發力、久久為功，一定能夠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筑牢安全屏障，讓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陽光下奔赴美好未來。

(苑寧寧，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