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60萬越南人：他們不只是打工，而是想留下來，把家安在那里

除了踏實干活、拼命攢錢，不少去日本打工的人還主動學日語，就盼著能把“技能實習生”的簽證換成“工程師”簽證，這樣熬了多年分居之后，就能把家里人接到身邊一起過了。

2026年農歷丙午馬年春節，是阮陳欽一家在日本過的第三個團圓年。他們現在住的是一套164平米的聯排小樓，想起疫情那陣子和老婆孩子分開的日子，這位36歲的漢子感慨，當年那些連軸轉、不歇氣干活的日子，全是為了能達到擔保家人來日的條件，現在總算是得償所愿了。

如今，阮陳欽夫妻倆已經給兒子報了一年級，看著孩子能在身邊上學，心里滿是踏實。

阮陳欽的赴日之路是從2014年開始的。那會兒他剛從電力專科學校畢業，之前已經在平陽省的一家日本企業干了兩年，后來決定以“電氣盤組裝”技能實習生的身份去日本打拼。為了湊齊出國的費用，家里還借了8000萬越南盾。

三年實習期間，他每小時工資才700多日元，差不多合14萬越南盾，加班的機會也少，掙得并不多。但他沒像其他同伴那樣去打零工多掙錢，反倒把所有空閑時間都用在了學日語上。實習結束的時候，他只攢了大概3億越南盾，比同期去日本的人少了不少，卻順利拿下了日語最高級別的N1證書。也正是這份語言本事，讓他回國后順利進了一家日企做辦公室文員。

2019年，兒子才兩個月大的時候，阮陳欽又一次去了日本，這次持的是“工程師”簽證，在長野縣的一家公司做翻譯。收入比之前差不多翻了一倍，公司還出錢幫他考了駕照，配了通勤用的車。可沒想到，新冠疫情突然來了，他回不了國，當時一張回國的機票，價格最高的時候漲到了幾千萬甚至上億越南盾。沒辦法，妻子只能帶著孩子回娘家，靠親戚幫忙照料。

“孩子生病的時候，我只能在手機屏幕這邊看著，那種幫不上忙的無力感，真的太難受了。”阮陳欽回憶起那段日子，還是滿是心酸。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他更拼了，一門心思攢錢，就想早點達到擔保家人來日的標準。到了2022年初，老婆孩子終于順利來到日本，一家團圓。兩年后，他貸了35年的款，買下了現在住的房子，每個月的月供和之前租房子的錢差不多，壓力也沒那么大了。

馬年春節的時候，同樣在日本的段芳草和她的兒子，穿上了越南傳統的奧黛，熱熱鬧鬧地過了個年。

現在，阮陳欽在長野縣的公司里，負責管理技能實習生和特定技能勞工的團隊，妻子則在一家餐館做兼職。他們的兒子每個月能領到大概1萬日元的兒童補貼，一直能領到18歲，這筆錢足夠支付孩子在學校的餐費和一部分學雜費了。“在外漂泊十幾年，苦是真的苦，但為了讓家里人過上好日子，所有辛苦都值了。”阮陳欽笑著說。

和阮陳欽從技能實習生起步不一樣，36歲的段芳草走的是留學的路子。2010年，她本來已經考上了越南國內的大學，卻毅然放棄，轉頭學起了日語，最后成功考上了日本的一所國立大學。靠著全額學費減免，再加上課余時間打工掙錢，她自己承擔了四年大學的所有開銷，順利畢了業。

畢業后，段芳草成功進了一家日企，拿到了“工程師”簽證。2017年，她和一位也曾在日本留過學的男友結了婚，之后陸續有了兩個孩子，還在神奈川縣橫濱市買了房。等工作穩定下來，夫妻倆又擔保她弟弟來日本留學，弟弟畢業后，也順利進入了進出口貿易行業工作。

現在，段芳草在一所私立大學上班，負責國際護理專業的招生工作，還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日本辦理各類手續、享受當地福利的經驗。“我們選的這條路，雖然慢一點，但更穩當。在異國他鄉，能有家人陪在身邊，日子才過得有滋味。”她這樣說道。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到2025年為止，日本一共有257萬外國勞動者，其中越南人大概有60萬，占了23.6%，是外國勞動者里人數最多的群體。這當中，“技能實習生”大概占35%，“特定技能”勞動者占22%，“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也就是我們說的“工程師”簽證）大概占18%，還有近11%的人是以“家屬滯在”的身份在日本居住的。

雖然現在為期3到5年的技能實習生依然占大多數，但高技能群體——也就是特定技能和工程師的總比例，已經快到40%了，能明顯看出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勞動者，正朝著能長期在日本居住、簽證可續簽，還能擔保親屬來日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