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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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宣布中蘇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結束了長達30年的對立狀態。
這完全是一次蘇聯對我們的主動示好，他們甚至主動提出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
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話：一文錢難倒英雄漢。
雖然戈爾巴喬夫在北京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但他卻心急如焚。因為當時的蘇聯國內，經濟已處于崩潰邊緣，物資短缺達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蘇聯經濟就已經陷入嚴重的停滯，增長率為零甚至負增長。只是得益于嚴格的配給制和龐大的石油出口收入，普通民眾才沒有感受到劇烈的生活崩塌；加之統計數據的造假，讓全球誤以為蘇聯依舊強大。
蘇聯的經濟結構非常畸形，其設立的本質就是一切為了戰爭。軍費開支高達GDP的15%至25%，幾乎全球獨一份。重工業特別發達，飛機、坦克、導彈等高科技武器什么都能制造，卻制造不出一雙尼龍襪。
當時蘇聯青年最想要的東西，一個是邁克爾·杰克遜的唱片，一個是牛仔褲。
蘇聯輕工業和農業極度落后，有關民生的物資已經無法做到自給自足，大量需要進口。但在1986年，國際油價從每桶30美元左右暴跌至10美元以下，蘇聯政府對外貿易的現金流出現斷流。
蘇聯對外貿易極度依賴石油出口，后者占其外匯總收入的60%以上。失去外匯收入的蘇聯，無法再進口糧食和消費品來彌補國內生產的不足。這是蘇聯外部“輸血”機制的斷裂。
蘇聯內部很清楚這個風險點。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一系列政策，試圖扭轉不利局面，但他操之過急，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讓原本就脆弱的計劃經濟鏈條雪上加霜，供需進一步失衡。
戈爾巴喬夫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但沒有建立相應的市場監管機制。
這些企業管理者為了追求利潤，停止生產低價的必需品（如普通布料、低端食品），轉而生產高價的高檔產品，或者直接囤貨，等待黑市高價。這導致貨架上的普通商品迅速消失。
從1987年開始，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開始出現排隊購買基本食品的現象。百姓開始恐慌，未雨綢繆，大量囤貨，到了“看到哪里有隊伍排隊，管它是否需要，也要去排”的地步。
1989年蘇聯經濟正式進入負增長后，蘇聯中央財政捉襟見肘，只剩下空頭支票，無法向地方提供資金、補貼和支持。各加盟共和國為了各自的穩定和利益，開始搞“經濟割據”，拒絕向中央上繳糧食和物資，聯盟在經濟上事實上已經解體。
這一年，蘇聯商品進入“斷供”的地步。“排隊”成了這個國家國民的日常，“短缺”成了時代的關鍵詞。
老百姓穿著厚重的大衣，在零下十幾度的寒風中排隊幾小時，只為買一條面包、一截香腸。這讓一個自稱“發達社會主義”的超級大國國民感到極度的屈辱。這種屈辱感全部轉化為對體制的仇恨。
相對于二戰時期的物資短缺情況，這一次實際上要好很多——二戰餓死了很多人，這一次沒有。但讓蘇聯民眾憋屈和無法理解的是，短缺的原因是蘇聯的國家系統自己切斷了供應線。
大量的物資集中在私人手里、企業倉庫和黑市。這種自殺式的“自我毀滅”，讓民眾意識到這個體制已經無可救藥了。
真正讓蘇聯民眾想推翻這個體制的，則是“小白樺商店”的反差和戈爾巴喬夫的“勤政”。
“小白樺商店”是蘇聯時期設立的一類特供商店，店址選在僻靜街區，櫥窗用厚布遮擋，入口設警亭或專人守衛，普通民眾難以接近。它主要面向特權階層、外交人員、外籍游客及持有外匯的特定蘇聯公民開放。
即便市面上所有的商店物資短缺，“小白樺商店”里依舊堆滿頂級食材：魚子醬、鮭魚、鰉魚、法國奶酪、意大利臘腸、瑞士巧克力等，以及來自西歐的各類日用奢侈品……
這是蘇聯版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極致的反差，讓蘇聯民眾憤懣，就差我們替他們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這個時候的戈爾巴喬夫與崇禎皇帝幾乎一模一樣，勤政卻是“亂作為”。他處于一種極度焦慮、瘋狂折騰，甚至可以說是“病急亂投醫”的狀態，政策朝令夕改，思想瞻前顧后。民眾甚至懷念赫魯曉夫時代，那時的貨架是滿的，只是商品單調一點而已。
戈爾巴喬夫的一通“勵精圖治”，不僅沒有實現上臺時的承諾，反而讓整個國家陷入了“既無計劃，又無市場”的真空混亂狀態。
1989年7月，戈爾巴喬夫結束訪華回國不久，蘇聯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庫茲巴斯煤礦工人大罷工。工人沒有任何政治訴求，而是極其卑微的生活要求——肥皂和內衣。
礦工們的訴求很簡單：在井下高強度勞動后，卻連換洗的內衣和洗澡的肥皂都領不到。
西方媒體認為這是蘇聯經濟體系徹底失靈的標志，鼓吹這個超級大國的根基已經腐爛。
這種情況下，蘇聯迫切需要與中國進行貿易，利用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填補其國內空虛。
買東西要付錢，但蘇聯的盧布在國際市場無法流通，沒有國家認可，畢竟其在國內因為買不到商品而不斷貶值。蘇聯沒有足夠的外匯與中國交換，雙方就決定以物易物。
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還不如今天強勁，也是原油出口國，所以蘇聯的出口產品中，能讓中國看中的只有武器，諸如驅逐艦、潛艇、戰斗機等。
但中蘇之間的邊境問題并未完全解決，雙方信任度也不夠，中國內部對此很猶豫，擔心貿然上門求購會破壞剛剛建立的緩和局面。
然而，現實和局勢讓我們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尤其以戰斗機最為急迫。
那個時期，中國空軍嚴重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差距已經不是簡單的性能，而是“代際差”。我們當時的主力戰斗機還是60年代的殲-6（源自蘇聯米格-19）和殲-7（源自米格-21），雷達、航電、導彈全面落后。面對美國的F-15和F-16，蘇聯的蘇-27和米格-29，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國產研發方面又受制于技術瓶頸，在航電、發動機、系統集成等方面束手無策。整個航空系統和軍方的業內人士都清楚這點：短期內中國無法完全依靠國產解決問題。
中國當時無法從西方獲得武器，也多年未從蘇聯獲得武器，但每年的航空展，我們還是全部參加，以了解全球航空發展的最新情況。
尤其是1986年，蘇聯的米格-29在英國范堡羅國際航展上首次亮相。作為一款能與F-15和F-16抗衡的戰機，米格-29震驚全球，我們自然也羨慕不已。
所以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后，我們通過非正式渠道，試探性地向蘇聯提出購買米格-29戰斗機。蘇聯當時對此的態度是：其他武器量大管飽，但米格-29等蘇聯新式裝備，暫不出口。
轉機出現在第二年。1990年，蘇聯經濟崩潰，盧布貶值，軍費被大幅削減。龐大的軍工業面臨停工風險，急需外匯“輸血”。獲知中國有意向引進米格-29后，蘇聯正式向中國推銷這款戰機。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隨后，空軍副司令林虎中將帶領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考察米格-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