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市委書記劉仁秘書為何負責炮校對接蘇軍，深得向守志賞識？

1954年初夏，北京西郊的炮校操場上，風卷著黃土，一隊隊學員整齊列隊操課。遠處教學樓里，一間屋子燈光還沒熄，一個戴著老花鏡的中年軍官正趴在桌上推演彈道公式，紙上一串串數字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這人就是后來在導彈射表坐標研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席力。

很多年后，炮兵學院的老教員提起他，總會嘆一句：“這人啊，長得不起眼，穿得也邋遢，可真是塊難得的人才。”有意思的是，這位軍中“技術大拿”，早年卻是從一名市委書記身邊的小秘書干起，半路改行當了“數學先生”，最后又跑到導彈部隊里跟蘇軍專家較上了勁。

時間往前推十多年，他的人生路，其實拐得很突然。

一、從“鬼子三光”到市委書記身邊的小秘書

1942年夏，華北的天格外悶。冀中平原上，日本侵略軍在大肆推行所謂“三光政策”，燒村莊、抓壯丁、殺抗日干部，鬧得人心惶惶。那時，年僅十六七歲的席力，正在晉察冀邊區第八中學讀書。

這一年的大掃蕩持續時間長，規模也大。學校分散到各村，最后干脆被沖得七零八落，很多同學一夜之間就不知去向。席力找不到學校，只能回到保定附近的老家禮燦村，在抗日政權辦的一所小學里當教員，給鄉親家的孩子教算術、識字。

這種轉折，對那個年代的邊區青年并不稀奇。讀書、教書、參軍，本就是在戰火中反復切換的三條路。兩年后，抗日根據地擴展，部隊也迅速發展，他瞅準機會參了軍，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晉中七分區三十六區隊，當起了文化教員，專門給戰士補課。

教學任務挺重，數學、文化常識一樣都不能少。打起仗來，他又得跟著部隊上前線，炸崗樓、打碉堡，夜里趴在地上畫簡易地形圖，邊畫邊跟戰士算攻碉堡需要多少炸藥、繩子要多長。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他那點數學底子，被磨出了實打實的用處。

到了抗戰后期，形勢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中央準備加強城市工作，在華北設立晉察冀北方分局，由彭真負責。城市斗爭需要大量年輕干部，一批批學生出身的青年被抽調出來，集中培訓，準備潛入北平、天津、張家口這些城市開展地下工作。

席力就在這批人里。他從山區小隊伍里被調到北方局城市工作部，歸劉仁領導。

劉仁的經歷，在當時的干部中非常特殊。他年少時就參加革命，跟著舅舅趙世炎活動，在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進去關了十三年，是北平地下黨的骨干人物。關于他在獄中堅持斗爭、掩護同志的故事，在延安、邊區廣為流傳。

培訓時，負責上課的干部提到劉仁，不止一次強調：“這位同志脾氣暴，要求嚴，但是真正為革命不要命的人。”傳來傳去，年輕學員心里既佩服，也有點怕。席力也是如此，聽得多了，難免緊張。

再后來，上級決定給劉仁配一個“隨身副官”兼秘書，能寫材料、懂點文化，最好還會幫著管生活、跑腿。城市工作部一挑，覺得席力合適，就把他從學員隊里點了名。

第一次見面時，劉仁看著這個瘦瘦的小伙子，問得挺直接：“你叫席力？聽說你還有幾分學問？”席力老老實實地回答：“就讀過三年初中，算不上什么知識分子。”劉仁聽后笑了一下：“現在文化人是寶啊，讓你給我當糧草官，是有點委屈。聽說你愛看書，等打完仗，有機會送你去上大學。”

這句話，說得不算鄭重其事，卻在席力心里扎了根。

二、“大學夢”改寫人生軌跡

在劉仁身邊當秘書的日子，工作細碎得很：寫簡報、記會、整理文件，偶爾還要跑腿傳遞口信。不過，只要手上沒有急事，席力就捧著書看，數學、物理、化學，甚至舊版幾何教材，他都翻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劉仁看他夜里還趴在昏暗的油燈下算題，忍不住問：“怎么，總覺得自己學得不夠？”席力憨憨地笑：“總怕以后用得上，到時不會，就麻煩了。”劉仁聽了，也沒多說什么，只是心里暗暗記下。

隨著抗戰勝利臨近，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和平時期的準備工作。華北城市逐漸解放，但國統區的斗爭依舊激烈。根據部署，北方局要在北平搞公開合法活動，準備成立新華書店、新華日報發行處，打著文化旗號，宣傳黨的主張、聯絡各界人士。

劉仁覺得，席力能寫會算，人也機靈，就想把他從“生活副官”這個位置上挪出去，送到城里當新華書店的經理，讓他既能練口才、長見識，又能接觸社會各界知識分子。那一天，他叫席力到屋里，笑著說：“我的生活副官已經有了，你呀，就別在我身邊轉了。去城里開個新華書店，當個紅色經理，配合新華日報，還有葉劍英同志他們的工作。”

對一個只有二十出頭的青年來說，這算是極大的信任。席力一聽，心里也激動，想著能到北平城里工作，又能多讀幾本書，正合心意。誰知道，這個計劃剛冒頭，就碰上了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

新華日報在北平的發行處被查封，黨在城里的公開活動受限，新華書店的事情自然也就擱置了。人已選好，崗位卻沒了，一度很尷尬。

就在這個當口，另一條路突然打開。延安的自然科學院為了適應解放區工業建設的需要，準備搬到張家口，改名為張家口工業學校，招收一批有基礎的青年干部，重點培養工科人才。劉仁想起自己曾經說過的“送你上大學”，覺得機會來了，隨即把年僅十九歲的席力送進了這所學校，把原本口頭上的承諾，變成一紙調令。

對很多干部來說，戰火未熄時進“大學”，是件既興奮又有點不真實的事。席力到校后，才發現課程安排得非常緊：平面三角、解析幾何、三角函數、物理、化學……每天從早學到晚，教材多半還是根據地從舊版教科書里整理出來的。

半年下來，他把一整套高中甚至預科的數學基礎課程都啃通了。那段時間，他逐漸意識到，數學不僅僅是算賬、算路程，它在軍事上有著極大的用處。角度、距離、高度、速度，只要有合適的公式和圖表，就能變成可操作的戰術指揮依據。

正是這半年的系統學習，為他后來進入炮兵部隊、再到導彈領域，與蘇軍專家打交道打下了關鍵的基礎。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一段“趕集似的”大學生活，他很難在之后的技術攻關中站住腳。

三、炮校教員，和蘇軍“死摳公式”

解放戰爭爆發后，中國人民解放軍逐漸組建起自己的炮兵部隊。那時，炮兵數量不多，裝備雜亂，指揮方式也比較粗放。為了提升火力水平，華北根據地組建了晉察冀的第一個炮兵團，需要大量懂計算、會教學的軍官。

有數學底子的干部不多，席力算是“搶手貨”，被調去當數學教員。戰場上的炮兵射擊，遠不是“把炮架起來就打”那么簡單。地形、風速、溫度、濕度、火藥性能，統統要考慮。一個不小心，炮彈飛遠了是浪費，打近了可能誤傷自己人。

新中國成立后，部隊整編，軍種逐漸規范。1950年前后，北京炮校成立，專門培養炮兵軍官。席力被調到這里，當數學教員，后來成了教研組的負責人。對于很多出身工農的學員來說，他這個教員的課不好聽，卻不得不上。不少年輕學員直撓頭：“打仗嘛，多練瞄準就行，何必算這么多？”

有趣的是，這個“討嫌”的數學老師，很快又迎來一次身份轉折。1954年，中國選派一批炮兵干部到蘇聯進修，同步在國內建設高級炮兵學校，學習蘇軍在火炮射擊、偵察、測量方面的先進經驗。席力被派到沈陽高級炮校進修，回京后，升任北京炮校射擊系副主任。

不久，他接到一項新任務：帶領一個營的官兵，跟隨剛引進國內的蘇軍炮兵儀器營，專門學習最先進的聲測、光測、氣象和大地測量等技術。蘇軍在二戰中形成的一整套炮兵偵察體系，在當時世界上都算一流，與其說是“教學”，不如說是“整體移植”。

這一段中蘇合作的經歷，很能看出技術交流的復雜性。一方面，蘇軍確實按照協議傳授了許多儀器操作和基礎原理；另一方面，凡是涉及到核心機密的地方，他們又守口如瓶。三個月后，憑借良好的數學基礎和組織能力，席力被任命為北京炮校炮兵儀器偵察系主任，此后，凡是中國炮兵從蘇聯引進新式裝備，幾乎都離不開他參與組建教學隊伍、消化吸收技術資料。

沒多久，他被調到河北宣化的炮兵學院。政委劉春少將找他談話，語氣很慎重，傳達了炮兵領導機關的決定：讓他去長辛店炮兵教導大隊擔任諸元準備科長，對接蘇軍導彈營的大尉季米特連科，重點學習“導彈火力射表”的計算方法。

導彈，在當時屬于極其先進的武器。蘇軍派來的是實戰部隊軍官，對相關技術極為熟悉。季米特連科一上來，拿出一疊厚厚的資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公式。他熟練地在黑板上寫下一串七八十個數學公式，粗略講解了各項參數之間的換算關系，然后說：“照這個步驟算，就能得出需要的射擊諸元。”

對大多數軍官來說，能按步驟算出結果也就夠了。但席力眼里，那一串串公式背后，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這些公式的來源是什么？敵方目標坐標如何獲取？導彈發射后命中點如何判定？這些才是完整體系的關鍵。

他開始不斷追問。起初，季米特連科還算客氣，含糊答應幾句。問得多了，這位蘇軍大尉有點不耐煩，帶著些譏諷地說：“少校同志，你們國家的軍委首長會給你們大地坐標，你只要按表計算就行了，別問太多。”

席力不死心，又追問了一句：“那軍委首長的坐標從哪來？總得有依據吧？”這下，季米特連科干脆板起臉：“科長同志，別忘了，你只是少校。你問的這些，已經超出你的職務范圍了。”

說白了，人家只愿意教會怎么“算”，不愿意教“為什么這么算”。該說的部分完全公開，關鍵一環卻牢牢捂著。這在冷戰初期的國際合作中，并不罕見。

為了緩和氣氛，席力還試著從生活上“下工夫”。他把季米特連科請到北京城里的鴻賓樓，幾瓶茅臺一擺，氣氛也算熱絡。席力心里打著算盤：“喝高了，嘴就松了，說不定能漏兩句真東西。”結果卻有點出乎意料——對方常年喝伏特加，酒量驚人，喝得滿臉通紅，人卻十分清醒，尤其是涉及射表和坐標來源的問題，仍然守口如瓶。

這幾番較量，讓席力徹底明白了一個現實：指望別人把導彈核心技術完全交出來，根本不現實。要想掌握射表的全部原理，只能靠自己人慢慢啃。

四、破解射表之謎，贏得將軍賞識

導彈火力射表，說起來枯燥，卻是戰略武器的命脈所在。簡單說，它解決的是三個基本問題：目標在哪，自身位置在哪，彈道在什么條件下能從一點飛到另一點。任何一個環節含糊不清，打出去的導彈都可能成為“盲彈”。

蘇軍給的是完整的計算步驟，卻刻意回避“敵情坐標獲取”“落點測定方式”等關鍵信息。若照本宣科，中國的導彈只能在既定條件下使用，一旦需要發展新的戰術戰法，就會處處受制于人。

有壓力，就有動力。席力回到教導大隊后，把全部精力撲在這件事上。白天給學員上課，晚上關起門來埋頭算式。夜深人靜時，走廊里燈光最亮的常常就是他那間辦公室。堆在桌上的，不只是一摞摞蘇軍手冊，還有國內數學家、地球物理專家編寫的資料，大部分還是鉛印、油印版本。

他找來一群年輕教官，大家圍著黑板，從最基本的球面幾何開始，推導大地坐標之間的換算公式。有人算得頭昏腦漲，忍不住嘀咕：“何必繞這么大圈呢？照蘇軍給的公式用不就行了？”席力只回了一句：“試想一下，要是哪天他們不在了，射表壞了，你還打不打仗？”

為了搞清楚目標坐標的來源，他開始系統梳理各兵種的偵察手段：空中攝影測量、地面測距、無線電測向，甚至包括外軍公開的地圖資料和天文定位方法。每一種方法后面，都對應著一串數學模型。很多基礎知識，他在張家口工業學校時學過，但那時不知道用在何處，如今卻一塊塊拼成了完整拼圖。

不得不說，這種從零推導的過程極其枯燥，也極其消耗耐心。有時候，一套公式推完，和蘇軍資料一對照，誤差還不小，只能重來。反復幾次下來，不少人都煩躁了，只有席力還在琢磨：“一定哪一步假設不對，再查。”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科研力量也開始介入。部分從高校、科研院所抽調來的專家，與軍隊技術人員聯合攻關，把射表問題上升到系統工程層面。席力的優勢在于，他既懂部隊的實際需求，又能聽懂專家的學術語言，能在兩者之間搭起橋梁。

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大家終于摸清了蘇軍射表背后那套坐標體系的來龍去脈，把導彈火力準備的關鍵步驟，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再只會“算題”，而是清楚每一個變量的物理含義和來源，也能針對中國地形和裝備特點做出相應調整。

這件事在炮兵系統內部影響很大。向守志當時是炮兵系統的重要將領，長期關注導彈、火箭兵的發展。聽說負責導彈諸元準備的那位少校，帶著團隊啃下了射表坐標的硬骨頭，他的評價很干脆：“這個人，要好好用。”

有意思的是，與他出色的業務能力相比，席力在生活作風上顯得有點“另類”。作為軍官，他既不注重儀表，也不擅長在大會上發言。有人回憶，每次開會，他總愛穿著一件油漬斑斑的舊軍裝就來了，帽檐也壓得歪歪斜斜。一次向守志來學院檢查，他就這樣出現在會場門口。

按說，這種形象多少有些不給領導“面子”。可向守志看了他一眼，只是笑笑，說：“搞技術的人嘛，腦子里要是天天想著衣服干不干凈，就麻煩了。”這話傳開后，大家心里都明白，這個邋遢的教員在將軍心里的分量不輕。

還有同事說過一件小事。一次政治學習，大家集中聽報告，時間拖得很晚。席力前幾天連續熬夜，困得實在熬不住，竟在下面打起瞌睡，頭一點一點，最后直接低到桌邊。按軍隊紀律，這種表現不算光彩。但向守志事后并沒責備，只淡淡提了一句：“讓他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天精神足了再研究問題。”

1960年代初以后，社會環境開始趨于緊張。工程學院、科研單位中一批人被“揪出來”審查，有的人因為出身、履歷，被當成“重點對象”。席力曾在劉仁身邊當“隨從副官”的經歷，被一些人別有用心理解，甚至有人提出要“重點審查這條大魚”。

那是一段氣氛壓抑的日子，很多人戰戰兢兢地過日子，生怕哪句話說錯。向守志本人在那個時期也面臨不小的壓力，依然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為席力說話。他在內部講話中明確表態：這個人專心搞技術，對部隊貢獻大，不能因為捕風捉影的懷疑就輕易否定。

后來有人問起這段往事，說：“向將軍那時候，自己都有風險，還敢替別人擔保？”但站在當時的角度，這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對一個技術軍官多年表現的整體判斷。從戰場文化教員，到炮校數學教員，再到導彈射表攻關骨干，席力的經歷就擺在那里，誤不了人。

從抗日戰爭時期禮燦村小學的教員，到北方局劉仁身邊的小秘書，再到新中國炮兵系統里接觸蘇軍、破解導彈射表的技術骨干，這條路說來不長，卻幾乎囊括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軍官可能經歷的全部階段：在戰場摸爬滾打，在課堂惡補知識，在新舊技術交替的夾縫中，硬生生闖出一條靠自己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路。

對很多40、50年代入伍的軍人來說，“會打仗”是硬本事，“會算賬”是錦上添花；而在導彈火箭兵興起的年代，“會算賬”已經成了能不能打仗的前提條件。像席力這樣，既懂數學、又懂軍事，又能頂住壓力鉆研到底的干部，本就不多，自然格外搶手，也就更容易得到像向守志這樣的將領青睞。

這一切，追根溯源，不過是1940年代那句看似隨口而出的承諾：“等戰爭結束了，送你去讀大學。”戰火之中點燃的學習欲望，加上組織及時的培養安排，讓一個原本只是“能寫會算”的小秘書，逐漸成長為掌握導彈技術關鍵環節的專家型軍官。

在那個講求實績、講求擔當的年代，一個人的命運，往往跟他的真本事捆得很緊。席力身上這種“書讀得扎實，仗也打得明白”的結合，恰好說明了一點：在傳統“勇敢”“忠誠”之外，知識、理性、計算能力，也可以成為軍隊里極受看重的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