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波斯人的千年逃亡史：印度為什么是波斯版的衣冠南渡？

在《》一文中我們簡單介紹了波斯人后裔在印度的情況，他們是歷史上那些不愿意被阿拉伯人以強硬手段皈依伊斯蘭教，為捍衛自己的“圣火”祖先信仰，而被迫逃離到印度的波斯人。

在印度，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締造了碾壓式的科技與工業傳奇，一手撐起印度現代工業：印度核計劃之父霍米·巴巴領銜原子能與軍工科研，塔塔集團壟斷鋼鐵、電力、造船與高端制造，TCS領跑全球數字科技，以極少數人口掌控印度核工業、先進制造、航天供應鏈與軟件產業命脈。

不僅如此，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之所以能工業化，同樣離不開印度波斯裔商人、實業家、教育家與工業與技術精英的資本投資、技術輸出與商業幫扶，也就是說這些來自印度的波斯后裔，也為近代伊朗的工業奠基立下了不可獲取的巨大貢獻。

例如，有印度“石油之王”之稱的菲羅茲·薩克拉特瓦拉率專家代表團于20世紀20年代赴伊朗勘探能源，為伊朗石油產業規劃提供核心方案；印度波斯財團向伊朗現代運輸、商業農業投入啟動資本，引進印度成熟的機械制造與工廠管理技術；搭建印伊貿易橋梁，打通工業原材料與設備流通渠道，同時印度波斯人長期救助伊朗本土拜火教社群，培養技術人才與產業骨干，以同源血脈與產業經驗，成為伊朗從農業國邁向現代工業國的重要外援力量。

這些印度波斯裔在為伊朗提供工業投資、技術輸出與資本幫扶時，以扶持同族、恢復拜火教、復興波斯文明為核心宗旨，推動巴列維王朝政府弘揚古波斯傳統。

他們在亞茲德、德黑蘭等地興辦拜火教新式學校與文化學院，系統教授古波斯語、拜火教教義與現代科技知識，定向選拔伊朗拜火教青年前往印度孟買，進入印度波斯人創辦的J.N.塔塔理工學院、埃爾芬斯通學院及科研機構深造，再安排到塔塔、瓦迪亞等集團的鋼鐵、機械、化工、能源企業接受高端制造與技術實訓，為返鄉伊朗建設儲備工業技術與科研管理人才。

以馬內克吉·哈塔利亞、魯斯頓·馬薩尼、菲羅茲·塞特納等人為代表的印度波斯人投資公司，成立波斯工商貿易公司，向伊朗紡織、港口、能源、基礎制造領域注資建廠，同步在伊朗各地援建拜火廟、救濟波斯族社群，將產業合作與波斯文化傳承深度綁定，助力伊朗本土拜火教群體擺脫弱勢地位，以技術與資本力量支撐古波斯民族精神的復興，成為巴列維工業現代化與波斯民族主義崛起的重要推手。

然而，印度波斯人與伊朗本土波斯人的血脈羈絆，遠比常人想象得更為深重，遠不止近代工業與資本援助僅此而已。對伊朗波斯人來說，印度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幾乎相當于波斯版本的“衣冠南渡”。

就像五胡亂華時中原漢人舉族南遷、保存中華文明的香火那樣，每當伊朗高原遭遇外敵入侵、山河破碎、堅持拜火教信仰的波斯人面臨滅頂之災時，整個族群便會舉族南下，渡海求生，而印度，就是他們唯一的文明避難所與血脈延續地。

補充: 波斯在被阿拉伯伊斯蘭滅國之后，唐朝長安是波斯人最重要的避難地，當時波斯王族宗室主要分為兩個方向逃難求援，一部分是到印度求援兵，而波斯最后一位王子俾路斯則帶著大臣和僅剩的具有作戰能力的波斯兵逃到長安，一心指望唐朝能出兵幫他們打回老家、實現復國。

然而，當時唐朝正和突厥汗國打得不可開交，所有軍隊都在北邊打仗，根本抽不出兵力去遠征千里之外的阿拉伯占領的伊朗。唐朝雖然很照顧波斯王室，還專門設立了波斯都督府，封俾路斯當都督，給了他名分和待遇，但實在沒法幫他們復國。

后來俾路斯王子的兒子泥涅師在唐朝名將裴行儉護送下試圖回國，還是沒能成功，只能在吐火羅客居了二十年。最終，俾路斯在708年病死在長安，一輩子都沒能再回到故鄉。一群流亡的波斯人，就這樣在長安守著亡國之痛，再也沒能回去。

更要命的是，當時連接波斯與大唐的絲綢之路，長期被突厥勢力侵襲、攔路打劫，東西通道幾乎徹底斷絕。這一來，留在長安的波斯王室和遺臣被切斷了回國之路，再也回不到故鄉；而伊朗本土還想逃去唐朝投奔王子的波斯百姓，也過不去。

陸路全是兇險，走過去就是死路一條，只有走海路南下印度，才能躲開突厥騎兵的追殺。也正是從這時起，唐朝不再是波斯人的避難港灣。而印度，就此成為整個波斯民族最后的生路與唯一的避難地。

從波斯王國覆滅、阿拉伯入侵開始、以及眾多突厥部落的征服。上千年里只要伊朗高原的波斯人遭遇外敵屠城、戰亂動蕩，或是大批堅持拜火教、拒絕皈依伊斯蘭的波斯人面臨侵襲與迫害，印度西海岸的港灣，一批又一批的波斯難民逃難于此，這場救亡圖存之旅，持續了千年之久。

從8世紀開始，伊朗的波斯難民只要漂洋過海抵達印度古吉拉特、第烏、桑詹一帶，早已扎根印度的波斯同胞作為老移民，立刻出面聯絡當地王公爭取庇護，劃地安置、提供糧食與住所，幫他們建起火廟保住信仰，還手把手教他們經商、造船、手工技藝，讓流亡者能落地生根。

到了伊朗卡扎爾王朝時期，來自伊斯蘭的壓迫更嚴重了，伊朗境內拜火教徒處境再度惡化，大量平民與教徒舉家逃亡，印度孟買的波斯慈善組織與富商家族全線出動，甚至在霍爾木茲到古吉拉特的海上航線上接應過來的難民，在港口設立接待站，免費提供食宿、醫療與身份安置，還專門成立救助協會，持續向伊朗本土的同胞匯款捐物、修繕火廟、開辦免費學校。

更難得的是，這種守望相助不是單向付出，面對伊斯蘭的強制皈依，許多留在伊朗的波斯人在遭受監視與諸多宗教迫害的情況下，始終不肯放棄祖先信仰，暗中守護著波斯民族自己的語言、文化、傳統、典籍與祖先信仰，不斷為印度波斯人輸送原生文化與歷史傳承；而印度波斯人則用財富與勢力為同胞遮風擋雨，不僅收留一波波逃難者，還資助伊朗的波斯青年到印度孟買的波斯名校、塔塔集團等企業學習技術與管理，雙向延續波斯文明火種。

也正因這份千年不斷的血脈守護，波斯人成了被伊斯蘭征服以后，極少數沒有丟掉身份、始終記得自己祖先、牢記自己信仰之根在哪里的民族。直到今天，只要有人隨口把伊朗當成阿拉伯國家，波斯人無一例外都會立刻憤怒反駁，無比堅定地強調：伊朗從來不是阿拉伯國家，永遠也不可能是，波斯和阿拉伯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民族！當很多穆斯林國家的民眾都在刻意強調自己祖上是阿拉伯人的時候，波斯人卻是最反感被當成阿拉伯人的一個，沒有之一。而這份強烈的民族自尊，和印度波斯人千年守護的拜火教圣火密不可分。只要印度的圣火不滅，波斯民族的根就不會斷，這份圣火的希望之光，就始終能照回伊朗高原，等待著重燃光明的那一天。

南洋數千萬漢人后裔，又何嘗不是這樣一段悲壯而堅韌的歷史？明清易代、神州陸沉之際，大批不愿屈從的漢人從沿海拼死南下，流亡越南、緬甸、泰國、菲律賓及南洋諸島，在異國他鄉艱難求生，卻始終牢牢記得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根。他們私下尊奉殉國的崇禎帝為“朱天菩薩”“太陽菩薩”，把三月十九國難日當作太陽誕辰秘密紀念，“太陽三月十九生”，日月相合便是“明”。為躲避迫害，他們以祭拜太陽公公為名，家家戶戶點紅燈、設香火、誦經祭祖，在煙火繚繞中默默懷念故國。

波斯人在印度守著不滅的圣火，期盼祖先文明的重光；而我們南洋的漢人同胞守著綿延不絕的香火，一代又一代等待山河光復、華夏再興。只要香火不熄、血脈不斷、祖先不忘，光復之日，終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