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專業內卷加劇，都怪張雪峰？

張雪峰猝然離世的消息，在春意料峭的三月激起了層層漣漪。四十一歲，正是壯年，卻在耗盡心力后倒在了工作崗位上。人們在哀悼之余，更多地將目光投向了那些被透支的身體、被無限壓縮的睡眠，以及現代社會對"成功"的殘酷定義。然而，在法學這個特定的知識場域里，他的離去還觸發了另一重更為復雜的討論：這些年來法學專業的擁擠與內卷，究竟是不是張雪峰"害"的？

這種質疑并非空穴來風。張雪峰生前以高考志愿填報輔導聞名，在無數場直播和視頻中，他不遺余力地推崇法學專業。他的理由很務實——法學考公崗位多，職業體面，社會地位高，是一條看得見摸得著的上升通道。在他的影響下，大批原本可能選擇其他方向的年輕人涌向了法學院，法學專業的錄取分數線水漲船高，一些原本冷門或者地處偏僻的政法類院校也迎來了報考高峰。從這個角度看，張雪峰確實為法學專業的"紅火"添了一把柴，讓這門古老的學科在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重新煥發了迷人的光彩。

但硬幣的另一面很快顯現。在張雪峰去世后，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法學本就是多年的"紅牌專業"，就業形勢嚴峻，行業內卷嚴重，他的鼓吹只不過是在已經人滿為患的房間里繼續塞人。這些批評者認為，張雪峰用功利化的視角包裝了法學的現實困境，卻未曾向年輕人充分揭示這條路上的荊棘——法考的低通過率、實習期的微薄待遇、執業初期的生存掙扎，以及那條漫長得令人絕望的職業階梯。于是，一種帶有幾分情緒性的觀點開始蔓延：法學專業如今的內卷，張雪峰難辭其咎。

然而，這樣的歸責是否公允，值得細細思量。

法學專業的結構性困境，絕非一個網紅老師所能造就，也非他一人所能消解。若將行業的擁擠簡單歸咎于個體的推薦，便如同將交通擁堵歸罪于導航軟件的普及——導航只是告訴你哪條路看起來通暢，而道路的狹窄、車流的潮汐、基礎設施的滯后，才是造成擁堵的真正根源。

回溯過去二十年，法學教育的膨脹早有端倪。世紀之交，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深入推進和權利意識的覺醒，法學一度被視為顯學。各層次高校紛紛開設法學院系，招生規模滾雪球般擴大，法律碩士、法學碩士的授予點遍地開花。這種擴張速度遠遠超出了法律職業市場的消化能力。法官、檢察官的編制有限，優質律所的崗位稀缺，企業法務的需求增長緩慢，而每年涌入市場的法科畢業生卻如潮水般洶涌。張雪峰的出現，充其量只是將這個早已存在的供需矛盾提前暴露在了公眾視野之中。他用通俗的語言拆解了專業的"性價比"，讓更多原本信息閉塞的家庭注意到了法學的"考公優勢"，卻也讓那些原本就存在的就業壓力以更集中的方式呈現出來。

更深層的癥結在于法學教育的同質化與職業倫理的稀釋。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抱著"求穩""考公"的心態進入法學院，而非出于對正義事業的真誠向往或對規則之治的深刻認同，人才培養的偏差隱患便已埋下。我們的法學教育長期以來偏重理論灌輸，輕實務訓練；重條文記憶，輕價值塑造；批量生產著掌握了大量教義學知識卻缺乏實踐智慧的"準法律人"。當這些同質化程度極高的畢業生同時涌向體制內狹窄的入口，內卷便成了一種必然。這，不是張雪峰的過錯，而是教育模式與市場需求長期脫節的必然后果。

再者，將行業的競爭加劇簡單定義為"壞事"，本身也需要反思。適度的競爭本應促進專業水準的提升，推動法律服務的優勝劣汰。當下法學專業的焦慮，與其說是"人太多"，不如說是"用人的機制太僵化"。體制內逢進必考卻待遇參差，體制外案源分配不均且生存壓力巨大，這種結構性的資源配置失衡，才是年輕人感到窒息的真正來源。張雪峰不過是那面鏡子，照出了這個系統早已存在的裂縫，卻不幸地成了被遷怒的對象。

當然，這并不是要為張雪峰的推薦策略做完全無責的辯護。作為一名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他在強調法學"進可攻退可守"的同時，或許確實應當對行業的真實生態給予更平衡的呈現，對年輕人的職業期待做出更審慎的校準。但至少，我們應當承認，個體的選擇終究是個人在信息綜合后的決斷，而將一個行業的結構性危機歸結為某位老師的幾句話，既高估了話語權的力量，也低估了制度慣性的頑固。

張雪峰的猝逝，應當讓我們反思的，不是某個人推薦了某個專業，而是我們這個社會為何總是將個體的出路壓縮到如此逼仄的軌道上——以至于一個專業的"考公率"成為了衡量其價值的唯一標尺，以至于一個網紅老師的幾句話就能牽動數十萬人的命運抉擇，以至于四十一歲的中年人需要靠透支生命來換取所謂的影響力。法學內卷的根源，在于優質就業機會的稀缺，在于階層流動通道的收窄，在于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而非一位志愿填報輔導老師的幾句真話。

斯人已逝，指責也應該停止了。這不是什么鄉愿的“死者為大”。與其爭論張雪峰是否"害"了法學專業，不如借此契機審視法學教育的改革方向，拓展法律職業的出口，讓法律人的培養回歸對正義的求索而非對編制的競逐。當有一天，年輕人選擇法學不再僅僅因為"好考公"，離開法學也不意味著人生失敗，這門學科才真正談得上健康。那時，無論多少張雪峰推薦或勸阻，都不會再引發如此焦慮的集體共振。而這，或許才是對逝者最好的紀念——不是糾結于他帶來了什么，而是反思我們本應擁有卻尚未建成的，那個更遼闊的法治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