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入獄后，審判員讓他認罪，他卻說：我是遵照毛主席指示做的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同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依法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

姚文元

審訊人員在審訊姚文元時，發現他不像張春橋那樣死抗，也不像江青那樣胡鬧、撒潑，更不像王洪文那樣情緒低落，他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文雅、謙和，愿意交待問題。但姚文元有一個特點，就是把什么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

兩案審訊組長汪文風后來回憶說：

姚文元的特點，是竭力把他的一切問題，都推到毛澤東身上。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個完全被動地思想、被動地行動、被動地執行的人物。他總是說，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說他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去寫的，寫的文章，都是送給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對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刪的。因此，煽動十年內亂，亂中奪權的錯誤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一個執行問題。

姚文元受審

有一次，審訊人員專門以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運動為題，找姚文元談話，并問他：“把許許多多的人參加的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定為反革命事件，你說是不是錯誤？”

姚文元回答說：“是錯誤，當然是錯誤。特別是還栽到鄧小平頭上去，跟他無關么，更是錯了。”隨后他話鋒一轉：“當時是毛主席定下來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說，去做，也沒有辦法。”

為了揭穿姚文元的謊言，審訊人員當場出示了他在1976年3月下旬所寫的日記。姚文元在日記里把天安門人民群眾沉痛悼念周恩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活動稱為“反革命”，他還惡狠狠地寫道：“要鎮壓！”“要殺人！”

審訊人員還出示了4月4日晚華國鋒、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前，姚文元親自批改的《人民日報》內部情況的文章小樣，小樣也把天安門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審訊人員指出，正是姚文元這些歪曲事實真相的材料，才導致了毛澤東在天安門運動上的錯誤判斷和錯誤決策。

姚文元看到這些材料后，滿面通紅，頭上熱汗淋淋，瞠目結舌，支支吾吾，語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罪行嚴重，罪行嚴重”，思想上是早就與“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人民群眾對立的。”

還有一次，審訊人員問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后，你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還有什么接觸，有些什么議論？”

姚文元回答說：“毛主席病重后，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都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朝夕相處，議論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主席逝世后，張春橋有一段時間還住在中南海，不久就搬回了釣魚臺，我去看過他兩次，最后一次是10月6日下午。”

審訊人員問：“你同張春橋都談了些什么？”

姚文元說：“我問張春橋，你在這一段時間和國鋒同志相處，你覺得怎么樣？張說：‘我覺得一般還是能夠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他還說：‘我對國鋒同志講了，我有主意盡量向你提出來，我的主意可能是錯誤的，但我絕不會出壞主意。’這是張春橋的自我表白。他還說，他曾多次勸華主席要和江青搞好關系。當時我也勸張春橋說：‘對華主席還是要幫，這是大局。’他冷冷地說了一句：‘盡量幫吧！’現在我認識到：我當時找張春橋是錯誤的。”

從以上這段審問筆錄來看，姚文元交待問題是很細的，他交待問題時，幾乎把他與張春橋的對話全都談了出來，他還把許多問題都往張春橋身上推，把自己的問題輕描淡寫地掩蓋了過去。

姚文元之所以這么做，是由于他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都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江青被捕后，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抱著胡鬧的態度；張春橋也認為自己反正是一死，因此閉口不言；王洪文自知罪惡深重，他急于交待自己的問題，好保住自己的命；而姚文元經過反復考慮，認為自己不會被判死刑，活著出獄沒有問題，他只想爭取少被判幾年刑，因此他一方面表現出愿意交待問題，另一方面又極力想推脫責任。

“四人幫”接受審判

但歷史是公正的，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他受到了應有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