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至暗時刻

作者：孫樹強

《〈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如一枚重磅炸彈，震動了國際輿論場，這本書的出版也使凱恩斯在國際上名聲大噪，但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出版后，歐洲的政治僵局和經濟困境持續發酵；同時，《〈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中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深入探討，這促使凱恩斯再次提筆，在1922年出版了《條約的修正》一書，這本書延續了他對《凡爾賽和約》的批評，但書中的內容更具建設性，集中提出了具體的政策修正與制度設計建議。凱恩斯在這本書中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對事件的歷史進行記錄，并對彼時所發生的事實進行陳述，二是對歐洲應該何去何從給出若干建議，與記錄和陳述相比，這項任務更重要。凱恩斯主張，應該減輕德國賠款負擔，推動歐洲經濟協作，建立新的金融與制度安排。

與《〈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洋洋灑灑、嬉笑怒罵的寫作風格不同，《條約的修正》充滿了理性分析和邏輯推演。如果說《〈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是充滿感情義憤與悲情警告的檄文，那么《條約的修正》則是著眼于實際的冷靜建言和執著吶喊。對于《〈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中所討論的基本議題，凱恩斯仍持舊議，沒有新的驚人之語可以添綴。這本書中充滿著數字計算和嚴謹分析，正如凱恩斯所言，他是在用這些數字來衡量事實的情況，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愛恨情仇的文學表達。

毫無疑問，凱恩斯的這本著作會非常受德國民眾的歡迎，1924年德國經濟學家甚至集體提名凱恩斯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在推薦信中他們寫到：在他（指凱恩斯）廣為閱讀的著作《〈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和《條約的修正》中，他為世界樹立了一個范式——以客觀、公正的方式洞察《凡爾賽和約》的影響。英美世界及中立國家接受“徹底修訂凡爾賽和約不僅符合德國利益，更符合整個文明世界利益”的觀點，正是凱恩斯著作所促成的成就。他向世人證明，科學研究超越國界、獨立于真相。基于這些理由，我們提名他獲得和平獎。略顯遺憾的是，最終凱恩斯并沒有獲得這個和平獎。

關于德國賠款規模的商定

《條約的修正》這本書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要對賠款問題的認知提供一些新的事實和材料。《凡爾賽和約》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批準生效，除去那些需要進行公投來決定去留的地區之外，有關疆界的條款于和約生效之日開始執行。在1920年，德國也就特定的物資和賠款如約完成了任務，從法國和比利時掠奪而來的大量有主財產都物歸原主，德國也交出了其商業船只。同時，還交付了一些染料和一定數量的煤炭。這里有必要就煤炭多說一句，因為對于賠償來說，煤炭問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它是德國進行賠款支付的重要形式，而且也因為煤炭的供應對德國國內經濟復蘇也會產生影響。直到1921年年中，德國的賠款幾乎全部都是用煤炭支付的。但是，德國沒有支付任何現金，因為有關賠款的具體數額仍然遷延未決。從1920年4月開始召開的一系列會議最終議定了德國賠款的最終數額。

首先是1920年4月下旬在意大利圣雷莫召開的會議，但遺憾的是，這次會議上各方分歧較大，沒有就德國賠款的具體金額達成一致意見。接下來的5月和6月，協約國又在海斯召開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協約國對德國每年須支付的最低賠款額應與其經濟復蘇相協調之原則達成了一致意見，甚至會上也提到了具體數字，即要求德國在35年之內，每年支付30億金馬克的最低賠款額，這樣算下來德國至少需要支付1050億金馬克的賠款，但這次會議仍然沒有敲定賠款金額。7月召開的斯帕會議繼續研究賠款金額問題，雖然這次會議也沒有就賠款金額達成一致，但這次會議的意義在于，政治人物第一次和德國以及協約國的專家們以公開會議和私下會見的方式，面對面地進行討論。斯帕會議也沒有議定什么方案，但這次會議發出了一種信號，表明事情已經有了積極進展。

1921年1月，在巴黎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巴黎會議向德國提出的賠款要求由確定和不確定兩部分組成。確定部分要求德國在兩年內每年支付1億英鎊，接下來的3年每年支付1.5億英鎊，之后的3年每年支付2億英鎊，再之后的3年每年支付2.5億英鎊。最后，在31年間每年支付3億英鎊，所有這些賠款均以黃金進行支付。不確定的部分則難以計算賠款的具體數值。與之前的歷次會議一樣，巴黎會議所確定的賠款金額也不是定論。最終，1921年3月至5月，在倫敦召開了兩次會議，最終議定了德國的賠款金額，為1320億金馬克。凱恩斯認為，雖然倫敦會議確定了德國的賠款金額，但因為賠款規模過大，仍然不是長久之計。

凱恩斯對德國賠款金額的建議

賠款問題是橫亙在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鴻溝，也是影響未來歐洲經濟乃至美國經濟的關鍵所在。在德國的賠款總金額中，除了上面提到的1320億金馬克用于賠付撫恤金和賠償金，還有60億金馬克用來支付比利時的債務，實際的總金額是1380億金馬克。但1320億金馬克中并沒有明確說明多少用于支付撫恤金，多少算作賠償金。對于尚未從戰爭創傷中走出來的德國來說，這樣龐大的賠償金額，無論如何是難以支付的。

凱恩斯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就已經預言，一旦賠款條款付諸實施，必將伴隨著發生許多災難。這些災難之所以到目前還沒有出現，是因為關于賠款的條款還沒有真正實施。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賠款雖然沒有得到執行，但條約也沒有得到修正，前景仍然是不確定的。當時，歐洲的經濟組織中，在通貨管制、公共財政以及外匯方面，與過去相比仍是一樣糟糕，沒有大的改善，大部分歐洲國家仍沒有實現支出與收入的良好平衡，以至于通貨膨脹一直在延續，貨幣價值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當前主要目標應該是給各國財政部長設定一個在未來5年內能夠明智地加以解決的問題。

真正的良方在于降低賠款數額，使其達到一個合理的數字，部分或全部取消德國的賠款以及協約國內部的債務，這是凱恩斯的主要建議。凱恩斯認為，那些不打算接受這些建議的人，必不能自命對歐洲的重建懷有嚴肅的興趣。按照凱恩斯的想法，應該把1380億金馬克修改為360億金馬克，其中300億用于支付賠償金，60億用于支付比利時的債務。在凱恩斯看來，應該免去對德國提出的撫恤金要求，因為撫恤金的存在，使協約國的索賠在可以滿足與無法被滿足之間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界限。按照凱恩斯的分析，如果對德國的賠款要求是360億金馬克，德國竭盡全力倒還是有可能滿足的；如果把規模較大的撫恤金加入進來，就遠遠超出了德國的償付能力。凱恩斯的最終建議是，德國每年支付12.6億金馬克（6300萬金鎊），共計30年，另留出10億金馬克，援助波蘭和奧地利。這樣的賠款水平，足以恢復戰爭對法國造成的損害，也可以給德國喘息之機；不僅要讓德國賠付得起，還要細水長流。

而不顧一切地去壓迫德國、榨干德國，絕非明智之舉。凱恩斯在書中寫道：“把刀架在德國的脖頸之上，從中攫取一筆賠償金，讓德國承擔如此之重的負擔，以至于她絕不會出于自愿償還我們，而且我們還要一直堅持這般作為，直到《凡爾賽和約》的所有制定者皆已長眠，埋進了他們本國的英烈祠，如此這般，既不仁慈，也不智慧。”

德國賠償資金來自何處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償還外債無外乎這么幾種形式：在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壓縮財政支出，擴大財政盈余的規模；在擴大商品和服務出口的同時控制進口，提升順差規模；還有就是飲鴆止渴的方法，通過開動印鈔機來償還外債。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德國的財政形勢。根據凱恩斯在書中給出的數據，在1921年4月到1922年3月這個財政年度，德國的預算支出金額為935億馬克，這其中還不包括賠款支出，但收入只有590億馬克，財政赤字345億馬克。這樣的預算形勢，維持正常的財政運行都略顯吃力，更不用說賠款了。顯然，靠財政系統根本沒辦法支付對協約國的賠款。

除了財政渠道，可以用來償債的途徑是通過擴大出口來獲取順差，凱恩斯對此也進行了分析。德國要實現出口規模擴大，只能以比其他國家更低的價格來向世界市場提供產品。而要實現壓低價格這個目標，一部分要靠壓低德國勞動階級的生活標準，同時還得維持其生產效率，一部分要靠對德國出口行業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其代價只能是讓德國社會的其他行業來承受。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由于德國壓低出口品價格，它們所生產的商品必然會在世界市場上受到沖擊。凱恩斯寫到，毫無疑問，這必會在兩年或三年之內，打亂我們的出口貿易，破壞我們的工業平衡狀態，這根本就不值得，也就更不用說危及歐洲和平這樣的重大影響了。

但現實是，德國在當時的對外貿易是存在逆差的。1920年，德國出口大約為50億金馬克，進口則高達54億金馬克；在凱恩斯寫作這本書時所掌握的1921年數據，德國的逆差情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如此看來，短期內德國通過貿易盈余來支付賠款的希望也非常渺茫。凱恩斯認為，在某種適度的賠款規模下，德國可能還可以興建新的對外投資項目，而不需要一味地刺激出口，竭澤而漁。如果說財政盈余和貿易盈余都無法依靠，那么至少還有一個殺手锏可以使用，但使用這個殺手锏有非常大的副作用，這個殺手锏就是印鈔。

馬克匯率崩潰

凱恩斯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已經談到了匯率問題，在《條約的修正》中，他進一步討論了賠款對馬克匯率的影響。他指出，一國不可兌換的紙幣之黃金價值，可能因兩種原因而下跌：一是政府揮霍無度，超出了它通過借貸以及征稅所能取得的收入，不得不通過發行紙幣來平衡預算，這實際上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二是這個國家為了購買投資品或償還債款，要支付給外國人一筆金額不菲的資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開動印鈔機。

德國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在短期內，匯率還會受到投機的影響，投機背后的影響因素則是預期（anticipa－tion）。這種預期或許有憑有據，或許僅是空穴來風。正是在預期的加持下，上面提到的兩個因素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作用。

馬克的匯率崩潰主要是由于要向外國支付賠款，還要用馬克來償還外國投資者的投資，結果造成了馬克匯率的大幅貶值。1921年底，德意志銀行發行的紙幣流通量進一步增加，接近兩年前的3倍。有些投資于馬克的投資者開始感到擔憂，試圖減少對馬克的持有量。1921年夏季，1金馬克大約值20紙幣馬克，到了1921年12月，1金馬克已經飆升至45到60紙幣馬克。從購買力上看，為了實現各種總體目標，紙幣馬克在國內的購買力已經3倍于其在國外的購買力，也就是說馬克在國外貶值更加嚴重。凱恩斯預測，如果馬克匯率貶值不斷持續，國內的價格水平同時進行調整，最終帶來的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之間重新分配財富的結果，將會是一場社會災難。擺在那些肩負德國金融政策之重任的人們面前的，是一個無比困難的問題。

凱恩斯在寫作《條約的修正》這本書時，德國的馬克流通量和通貨膨脹水平還沒有高到離譜的地步，所以凱恩斯認為馬克正處在移動的沙丘上，不斷下沉，任何一個人想要把他對馬克的看法建立在可靠的堅實基礎上，都是癡心妄想。在之后的幾年，德國馬克發行規模激增，通貨膨脹也已失控，貨幣體系完全失靈，此時馬克已經不是不斷下沉了，而是直接跌下了萬丈深淵。有這樣一個數據，德國在1922年1月的通貨膨脹指數是100，到1923年11月已經飆升至100萬億，馬克實際上已經成為廢紙，現金成為最危險的資產持有形式。德國的這次通貨膨脹經歷是人類經濟史上十分慘痛的記憶之一，是貨幣發展史上耀眼的負面實踐，正是這次貨幣混亂直接奠定了后期德意志銀行把通貨膨脹視為頭號敵人的穩健基調。

協約國內部債務的處理

一戰期間，協約國向美國借了大量的債務，戰后也面臨著償債問題。在凱恩斯寫作《條約的修正》這本書時，協約國向美國做出的現款償付還沒開始，負面影響還沒顯現出來。凱恩斯認為，在這些戰爭債務的償還過程中，美國的工業將會受到損害，這主要還不是因為各協約國努力償還戰爭債務時在廉價商品方面對美國工業形成的競爭，而是因為協約國方面無力像過去那樣，按照通常的規模從美國購入產品。協約國政府為了還債，必將盡力搜羅資金，而所用手段主要還不是多賣，而是少買。因為要減少進口較為容易實現，至少還可以動用關稅這樣的手段，而要刺激陷入衰退的出口，卻沒有簡單易行的辦法。對于美國來說，美國的出口商人不可能猝然改變既有的生產布局，一開始或許還可以通過降價來應對一時的局面，但這種辦法勢難長久，苦撐一段時間之后，出口商勢必要縮小業務范圍，甚至完全放棄原有的出口業務。因此，凱恩斯同樣建議減少或免除協約國所欠美國的債務。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凱恩斯已經在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來思考經濟問題。國際貿易的均衡是建立在世界上不同國家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復雜的平衡關系之上的，是各個國家在勞動力和資本使用上專業化的體現。對于一個處在相互聯系中的各國經濟，試圖實施以鄰為壑、追求絕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最終可能會通過復雜的反饋鏈條反噬自身。一旦貿易平衡被打破，只有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和艱難的調整，新的均衡才能夠建立起來。在國際經濟聯系之中，應該秉承的思維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思維在這本書中得到了繼續發展，與微觀分析相比，他更著眼于總產出、就業、國際貿易總量等指標，對賠款引發的歐洲總需求萎縮、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衰退提出了警告，對美國的國際貿易前景也進行了分析，其宏觀思維框架已經略見雛形。

國際借貸的重要作用

凱恩斯在書中也強調了國際借貸的重要性。當一個國家無法獨自地依靠自己的資源走上發展道路時，可以在國際借貸的框架下，獲得先進國家一時之助力而實現進步。如此，雙方可以相互受益，資金借入國獲得發展，收益豐厚，資金借出國可以獲得本息收入。一戰結束后，美國就向歐洲提供了規模較大的貸款，幫助歐洲渡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

此時凱恩斯關于國際借貸的思考是二戰行將結束之時（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其所提建議的思想萌芽，布雷頓森林會議奠定了二戰后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和美國的哈里·懷特是主角，二者為了維護各自國家的利益互相博弈。為了解決各國的國際債權債務問題，凱恩斯建議成立國際清算同盟，建立多邊清算機制，并發行一種稱為班科（bancor）的超主權貨幣作為清算手段。懷特則建議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實施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由于二戰之后英國經濟地位的衰落以及美國經濟的崛起，最終懷特的建議得到了實施，奠定了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化貨幣的基礎。

凱恩斯認為，《凡爾賽和約》湮沒了世間的公義、溫情和智慧，淪為戰勝國一時泄憤的工具。戰爭的狂熱已然散去，人人都希望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在凱恩斯看來，《凡爾賽和約》的賠償條款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在大庭廣眾之下，不吝于表達自己的觀感，現如今已經不再是什么毫無意義的魯莽之舉了。由于時移勢易，情勢變了，人們逐漸認識到原來的賠償辦法無以為繼，繼續執著于原來的賠償金額將會帶來實際的損害。此外，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在感情上也不再如之前那樣堅決。這樣，對于一些基于事實的論證，也漸能入耳，這是凱恩斯寫作《條約的修正》時的輿論背景。《條約的修正》不如《〈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那樣廣為人知，也不如《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那般構建了宏偉的理論大廈，但這本書是在重要的歷史關頭以理智的思考、嚴謹的分析試圖改變歐洲經濟航向的時代之作。與《〈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樣，凱恩斯的一些經濟思想在這本書中也不時有所體現，是其宏觀經濟思想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在《凱恩斯傳》中寫到：“凱恩斯不僅因此（指撰寫《〈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舉成名，而且讓經濟科學對將來世界的形成發揮了作用。過去的那個世界里的統治精英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正需要一批科學家去清理和接管，這一信息對新生一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這也立即提出了一個讓凱恩斯困惑不已的問題：我們從19世紀繼承下來的經濟學是否能足以勝任這個接管和清理的任務？或者說，這個傳統經濟學作為舊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否也已被戰爭所掃除了呢？他為這個困惑又奮斗了整整16個年頭。他給出的最終答案便是那本《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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