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緊急狀態”下的菲律賓人：?...

來源：澎湃新聞

　　清晨的寧靜被突如其來的喧鬧打破。在菲律賓馬尼拉家中的王曉軍還未完全醒來，樓下已傳來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數十名吉普尼（注：Jipney，菲律賓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司機聚集在街頭，抗議柴油價格飆升一倍多，同時呼吁美國停止在中東地區的戰爭。

　　菲律賓吉普尼司機3月26日在加油站抗議油價上漲。受訪者提供

　　隨著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引發的中東局勢震蕩進入第四周，其外溢效應正迅速傳導至亞洲能源市場。

　　長期以來，亞洲高度依賴中東油氣。在此輪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受限前，經由這一海峽出口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氣中，分別約有90%和83%流向亞洲。如今，隨著這一關鍵能源通道受阻，亞洲多國被迫啟動應急機制，一些國家甚至重新轉向煤炭，以填補油氣缺口、維持電力供應與交通運轉。

　　其中，98%的石油依賴從海灣地區進口的菲律賓是最先拉響警報的國家。自2月28日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該國柴油和汽油價格翻了一番多，于3月24日宣布進入“國家能源緊急狀態”。26日，菲律賓能源市場監管機構表示，由于中東沖突引發了燃料供應風險和價格劇烈波動，該國已暫停所有三個電網的批發電力現貨市場（WESM），恢復時間另行通知。這是該國政府為應對中東持續的地緣政治沖突所引發的能源供應風險和價格波動而采取的最新緊急措施。

　　能源智庫Ember高級分析師楊木易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表示，此次危機深層次地暴露出東南亞發展模式對進口化石燃料的結構性依賴。短期內，各國或許可以在煤炭和天然氣之間進行騰挪，以緩解緊迫的能源和經濟壓力，但從長期看，關鍵并不在于選擇哪一種化石能源，而在于能否擺脫對化石能源本身的依賴。只有通過發展清潔電力、推進終端電氣化、培育綠色工業和綠色燃料，重塑能源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基礎，東南亞國家才可能真正走出這一困局。

　　能源危機切實影響普通人

　　據中新網報道，菲律賓總統馬科斯24日晚簽署第110號行政命令，宣布菲律賓因受中東沖突影響進入國家能源緊急狀態。馬科斯表示，此舉是因為“國家能源供應的可用性和穩定性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

　　據《衛報》報道，該緊急狀態的初步期限為一年。

　　馬科斯在電視講話中表示，政府將采購100萬桶石油，以補充現有庫存，而目前的庫存僅夠維持45天。“一切皆有可能。我們正在考慮所有可能的方案，任何建議，任何想法。”馬科斯說。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穆亞爾德斯此前也向路透社表示，馬尼拉正與華盛頓合作，爭取獲得豁免，以便從受美國制裁的國家進口石油。

　　但宏觀層面的風險，早已轉化為普通家庭賬單上的現實壓力。

　　王曉軍提供的3月電費賬單，對比去年同期電價明顯上漲。

　　在亞洲氣候行動者（菲律賓）擔任總干事的王曉軍告訴澎湃新聞，他剛拿到這個月的電費單：今年3月與去年同期的用電量正好都是62千瓦時，但電費已從779比索（約合人民幣89.5元）漲至840比索（約合人民幣96.5元）。隨著下周復活節假期臨近，他預計今年菲律賓返鄉人數可能明顯減少，因為柴油和汽油價格自3月初以來漲幅明顯，而且未來還可能出現供應短缺。

　　“國家層面的能源緊急狀態，落到老百姓頭上，就是更貴的電費和更不方便的出行。”王曉軍說。

　　這種感受，在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菲律賓人那里，幾乎都能找到對應的切面。

　　38歲的阿爾弗雷多·奧倫西亞（Alfredo Orencia）是新怡詩夏省一所小學的校長，收入有限。他最感無力的，同樣是電價的不斷抬升，本就不寬裕的家庭預算因此被進一步壓縮。“壓力不只是經濟上的，也是情緒上的。”他告訴澎湃新聞。

　　住在帕西格市一處公寓的36歲家庭主婦馬喬麗·蒙塔爾班-博雷奧（Marjorie Montalban-Borreo）則把這場危機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被迫收縮”的過程。她告訴澎湃新聞，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里，因此最直觀的變化來自電費賬單——即便家庭耗電量沒有明顯增加，支出卻在持續上升。

　　她的丈夫在銀行工作，汽油價格的上漲同樣抬高了家庭通勤成本。為了應對壓力，這個家庭開始盡量減少外出，把活動范圍控制在居住區附近；在家中，則有意識地錯開電器使用時間，避免多個高耗能設備同時運行。

　　危機也在向中小企業傳導。35歲的何塞·多米尼克·托倫蒂諾（Jose Dominic Tolentino）來自奎松省，經營一家印刷店。由于此前預留了一定財務緩沖，這場危機對其個人生活水平的沖擊暫時尚未完全顯現，但他已開始主動收縮非必要支出，外出就餐、旅行等消費被壓到最低。

　　他告訴澎湃新聞，真正令他警覺的是經營層面的連鎖反應：公用事業成本、物流成本和原材料價格都面臨上漲壓力。為此，他不得不提前采購物資、鼓勵客戶盡早簽約鎖定價格，并把部分工作安排到夜間，以減少空調使用。同時，他還推遲了擴張計劃，以盡可能保留現金流。

　　從他們的講述中，所謂“能源危機”在菲律賓已不只是進口依賴、庫存天數和國際油價這些抽象指標，而是切切實實地在改變普通人的生活。

　　“重返煤炭”的短期自救

　　就在宣布能源緊急狀態數小時前，菲律賓能源部長莎倫·加林表示，由于天然氣運輸受到戰爭嚴重沖擊，菲律賓計劃提高燃煤發電廠的發電量，以壓低電價、緩解供電壓力。這一措施最早可能于4月1日開始實施。

　　菲律賓政府同時表示，已開始向全國摩托車出租車司機及其他公共交通從業人員發放每人5000比索（約合人民幣573元）的補貼，部分城市還為學生和上班族提供免費公交服務。

　　作為一個擁有1.16億人口的群島國家，菲律賓本就是東南亞能源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長期依賴進口燃料維持發電體系運轉。目前，該國約60%的電力來自進口的煤炭。

　　“這種短期‘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意味著，在經歷油氣‘卡脖子’之后，菲律賓未來還可能面臨煤炭‘卡脖子’的風險，長期受困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王曉軍說。

　　這一判斷并非杞人憂天。作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國，菲律賓的鄰國印尼通常優先滿足國內需求，而非出口市場。這種安排進一步加劇了依賴進口國家的脆弱性，也可能推高區域乃至全球煤價。

　　對此，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日前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警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可能引發一場“亞洲危機”。

　　“亞洲國家長期依賴中東能源，這個弱點早已為人所知，但從未經受過像目前這般嚴峻的考驗。”維文說，如果沖突演變為對能源設施的報復性破壞，不僅會導致油氣價格劇烈波動，還將引發全面通脹。菲律賓的處境，不過是亞洲的一個縮影。

　　事實上，亞洲多國已被迫開始重新增加煤炭使用，以應對液化天然氣短缺與電力供應壓力。

　　據《獨立報》報道，印度正提高煤炭燃燒量，以滿足即將到來的夏季高峰用電需求；韓國已放寬對煤電的限制；東南亞產煤大國印尼則表示將優先保障國內煤炭供應；泰國、菲律賓和越南也都在提高煤電產量。亞洲主要進口參考煤種——澳大利亞紐卡斯爾煤價，自戰爭爆發以來已上漲13%。

　　不過，增加煤炭使用并不必然意味著更低的電價和更穩定的供給。能源智庫E3G專家羅素·馬什指出，煤炭價格同樣受全球市場影響，進口國依然暴露在價格波動與供應中斷的風險之下。

　　轉型困境：不可持續，卻難立即替代

　　煤炭之所以被重新視為一種“保險選項”，在于其在部分國家仍具備相對可得性，且在短期內似乎更容易緩解電價上漲和供給波動帶來的壓力。

　　但問題也恰恰在于，越是在危機時刻對化石燃料“應急加碼”，越容易將社會重新鎖回原有路徑。《時代》周刊分析指出，此次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無化石燃料國家發展風光能源的意愿，但也給了化石能源大國繼續擴大開采投入的理由。

　　奧倫西亞并不否認化石燃料的現實必要性。在他看來，當前交通、電力等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領域仍依賴化石能源，因此其重要性短期內無法被取代。但他同樣清楚，這種依賴從長遠看并不可持續：價格波動之外，污染和氣候變化也在持續累積代價。

　　相比之下，太陽能和風能顯然更清潔，也更有希望成為未來方向。只是對于像他這樣收入有限的家庭來說，安裝成本高、基礎設施不足，使可再生能源仍然顯得遙遠。因此，他更支持一種有政策托底的漸進式轉型——政府通過補貼和公共服務改善，降低普通人進入這一體系的門檻。

　　這也是許多菲律賓普通居民的共同心態：支持轉型，但更擔憂現實門檻。

　　蒙塔爾班-博雷奧坦言，自己過去對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了解并不多，能說得上的主要還是太陽能板。但危機發生后，她第一次強烈意識到，能源結構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和每個月的電費、家庭出行和生活韌性直接相關。

　　她羨慕那些已經安裝太陽能系統的家庭，卻又因為住在公寓里，不確定自己是否具備同樣條件。她希望，未來公寓和商業樓宇管理方能考慮引入太陽能設施，城市也能建設更多電動車充電站；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和社區應加大科普力度，讓普通人至少知道該去哪里了解、如何理解這些新技術。

　　托倫蒂諾則代表了另一種更為審慎的聲音。作為企業經營者，他認為化石能源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但可再生能源是否已經準備好獨立承擔現實經濟運行的重任，他仍持保留態度。太陽能和風能前景可觀，成本也在下降，但儲能、穩定性以及能否在不推高綜合成本的情況下持續滿足需求，仍是他最關心的問題。能源轉型不僅要“更清潔”，也必須“算得過來、用得安心”。

　　楊木易認為，短期內重啟煤炭或許能幫助一些國家“止血”，但從長期看，這種應急選擇反而可能削弱轉型動力，并積累新的風險。

　　“這并不意味著東南亞國家正在系統性地重新轉向煤炭。因為若要以煤炭替代天然氣發電，無論是新建煤電項目，還是改造現有機組，都需要較長周期，同時還面臨技術可行性、融資條件和政策環境等多重限制，難以在短期內大規模實現。此外，隨著煤價本身也在上漲，煤炭作為‘保險選項’的成本優勢和穩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他說。

　　而在王曉軍看來，菲律賓的現實說明，所謂“能源緊急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被誤讀的概念。

　　“現在的危機其實帶有誤導性，準確地說，這不叫‘能源緊急狀態’，而是‘化石燃料緊急狀態’。”王曉軍強調，問題并不在于菲律賓沒有能源，而在于社會認知長期把“電力”和“油氣煤”錯誤地畫上了等號。

　　事實上，菲律賓是東南亞可再生能源資源稟賦最好的國家之一，擁有充足的光照、風能和地熱資源。在王曉軍看來，這場危機本應成為一個警醒，促使政府及早布局，讓分布式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進入更多鄉村與社區。

　　菲律賓當地人安裝的分布式太陽能光伏板。

　　現實障礙首先是成本和融資。王曉軍舉例說，他的一位朋友去年安裝了一套三千瓦戶用光伏系統，花費約14.9萬比索（約合人民幣1.7萬元），幾乎比在中國安裝貴一倍，而且必須一次性付費。對月收入平均僅2萬比索的菲律賓普通家庭而言，這樣的前期投入門檻極高。設備進口成本、關稅和人工安裝費用，共同推高了價格。

　　但即便如此，這套系統仍具備一定經濟性。由于菲律賓電價高企，這位安裝者此前每月的電費約為4000至5000比索，安裝后大約4年即可回本。更重要的是，在菲律賓尤其是鄉村地區頻繁停電的現實下，光伏還能提高家庭用電韌性。“去年10月、11月的臺風過后，他所在的村鎮就因為臺風停電，但他家還有電，他們周邊的村民就來他家給手機充電。”王曉軍說。

　　在王曉軍看來，燃油短缺也為電動交通工具進入菲律賓市場撕開了一道口子。如果政府能加快部署電動校車、電動公交等低成本公共交通工具，就能讓更多人直觀感受到：能源并不完全等同于油氣煤，交通系統也不必天然依附于化石燃料。

　　“如果人們能切身體會到，即使缺少石油，生活受到的影響仍然可以被部分控制，而不是一下子全面失控，那么社會對能源轉型的理解就會完全不同。”他說。

　　澎湃新聞記者 劉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