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紅色特工謝漢光：潛伏臺灣42年，回大陸找到組織》、《直到中組部來人，大家才知道，這個老農民是潛伏臺灣40年的紅色特工》、《尋蹤臺灣隱蔽戰線上的中共英雄》中共黨史出版社《冷月無聲·吳石傳》（鄭立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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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8日，廣東省豐順縣埔寨鎮。
冬日風從北面刮過來，把村口幾棵老樹的枯枝壓出了細碎的聲響，落葉散在泥地上，被腳步踩過又踩過。
一個白發老人在女兒的陪同下走進村口，腳步遲緩，手里攥著一張臺灣省籍身份證，證件上的名字是葉依奎。
消息還沒有在村里傳開，路過的鄉親只把他當成又一個循著舊址找回來的臺灣老兵，像這幾年陸續歸來的那些人一樣，帶著歲月磨損過的面容，在老宅門口站定，等著里面的人把門打開。
但他不是老兵，他也不叫葉依奎。
他真實的名字，叫謝漢光，是有記錄可查在臺灣堅持斗爭潛藏時間最長的一位中共地下黨員。
從1946年奉命渡臺那一天算起，到1988年12月8日重新踏回大陸土地，四十二年的時間，流經了他人生中從壯年到古稀的全部歲月。
在這四十二年里，有三十八年，他以另一個人的名字、另一個人的戶籍，藏在臺東深山的密林之中，躲過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查和搜捕，守著一份無人知曉的名單，等待著一個長期看不見盡頭的歸期。
這一切，都要從1950年那場席卷臺灣全島的驚天大案講起......
【一】虎穴忠魂："密使一號"吳石與馬場町的終局
1894年9月14日，吳石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螺洲鄉一戶寒儒家庭。
1916年，他從保定軍官學校炮兵科第三期畢業，與張治中、白崇禧同為校友。
1929年，他以保定軍校最優異的成績東渡日本，先后就讀于日本陸軍炮兵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兩校畢業均名列第一，轟動中日兩國軍界。
回國之后，吳石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教多年，是軍中公認的參謀奇才，被同僚稱為"十二能人"，即能文、能武、能詩、能詞、能書、能畫、能英語、能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
抗戰期間，他先后任職于蔣介石軍事大本營情報處，主持日軍戰略動向分析，寫出的報告成為高層決策的重要參考。
他參與指導了隨棗戰役、豫湘桂戰役等多場重大戰役的參謀工作，在北伐和抗戰兩段歷史中積累了深厚的軍事資歷。
然而，這些軍中的顯赫履歷，遮蓋不住他在長期任職過程中積累的對國民黨政權的深度失望。
他在武漢讀過《論持久戰》，在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與葉劍英、李克農有過多次深入交往。
隨著國民黨從上到下腐敗潰爛的過程越來越難以掩蓋，他的立場發生了根本轉變。
1947年4月，吳石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等人在上海錦江飯店秘密會面，從此與中共正式建立聯系，開始系統地通過秘密渠道傳遞軍事情報。
他先后將《淮海戰場形勢圖》《敵我雙方兵力位置圖》等核心軍事文件，經由地下黨員吳仲禧輾轉交給潘漢年，再傳至中共華東局，為解放戰爭的進程提供了直接的情報支撐。
1949年8月，蔣介石一紙電令，命吳石攜家赴臺，出任國防部參謀次長。
赴臺之前，吳石將長子吳韶成和長女吳蘭成留在大陸，帶著妻子王璧奎和兩個年幼的孩子渡臺就任。
中共華東局在他出發前，給了他一個秘密代號——密使一號。
1949年11月底，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楓從香港抵達基隆，化名陳太太，落腳于臺北。
1949年12月初，吳石在臺北青田街公館秘密接見朱楓，將一批精心整理過的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卷交付給她，內容包括《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金門及舟山《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臺灣海峽海流資料，以及臺灣各戰略登陸點地理分析和空軍機場機群部署情況。
此后，吳石與朱楓以每周六定期接頭的方式保持聯絡，前后秘密會面六次，始終沒有被發現。
這批情報經基隆港、經香港傳至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門，其中數份絕密內容專呈北京，送達偉人案頭。
然而，嚴密布局之下的致命隱患，最終以極其偶然的方式暴露出來。
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這個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有著光榮革命資歷的中共黨員，在臺灣的潛逃生涯中生活日益腐化墮落。
1950年初，他為了讓與自己私通的小姨子偷渡返回大陸，違反單線聯系的根本原則，托聯絡員朱楓轉求吳石幫辦出境通行證。
吳石隨員聶曦在代為辦理手續時，按慣例附上了一張印有"國防部"燙金徽記的名片。
國民黨保密局特務谷正文從蔡孝乾被捕后的住所搜出了其小姨子的照片，在出境登記處核對后發現申請表上附有那張名片，偵查范圍從整個臺灣島驟然縮小到了國防部一棟大樓。
據谷正文后來在回憶錄中記述，看見那張名片，他便認定大魚上鉤了。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在一周之內將所知情況全部交代，供詞據當事人描述堆積起來有半人高。
這場清洗的規模迅速擴大。
以吳石案為核心的系列追捕行動，前后牽連1800余人，1100多人在臺犧牲，400余人遭逮捕，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受了毀滅性打擊。
1950年3月1日，吳石和妻子王璧奎被捕。
朱楓此時已撤退至舟山群島，距離登機返回大陸僅剩一天，一通電話傳到舟山，她在登機前落網。
被捕后朱楓試圖吞金自盡，被特務發現后搶救過來，此后歷經嚴酷刑訊，始終堅貞不屈。
陳寶倉、聶曦同日被捕。
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時，臺北馬場町刑場，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四人被押赴刑場，英勇就義。
四人遺體就地掩埋于臺北北郊一處名為"六張犁"的地方。
1973年，經周恩來力主，四人被國務院追認為革命烈士。
就在馬場町槍聲響起之前的數月，臺灣島上還有一個人，已經從所有檔案記錄里消失得干干凈凈。
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追查卷宗里只留下了最后一行字——迄未獲案，希各有關單位注意追查。
【二】新婚九天，奉命入臺
謝漢光，1917年9月出生于廣東省豐順縣埔寨鎮采芝村，家名丙坤，兄弟姐妹共11人，他排行第二。
家境清貧，自幼好學，1940年被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專業錄取，成為家族中少有的大學生。
廣西大學期間，學校里匯聚了竺可楨、李四光、陳望道、陳寅恪、王力等一批國內頂尖的學者，學術氛圍深厚。
謝漢光在這里與梁錚卿、陳仲豪、張伯哲等同學結下了深厚的交情，他們一起參加校內的抗日活動，共同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在那個戰火蔓延的時代里，逐漸形成了共同的志向。
1942年7月，謝漢光從廣西大學畢業，先在廣西省農業試驗場任技術員，后升任黔桂鐵路柳州農場主任。
在主持農場工作期間，大批來自潮汕陷落地區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流離至桂林一帶，謝漢光將他們收留在農場，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并將柳州農場辟為地下聯絡站，為中共在西南地區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落腳點。
1942年7月畢業不久，謝漢光與揭西縣的曾秀萍成婚。
婚后第九天，應同學邀約，他只身前往桂林赴任。妻子懷有身孕之事，那時她自己尚未知曉。
1944年11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桂林淪陷，謝漢光帶著妻兒隨難民潮輾轉向四川撤退，先后在高縣、邛崍等地以教書維生，度過了戰爭最艱難的一段。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謝漢光在廣西大學的一位恩師先行赴臺，出任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所長，寫信邀請他赴臺共事。
謝漢光準備啟程之際，途經香港時，與中共華南分局負責人方方、蘇惠秘密會面。
華南分局希望他赴臺之后，以專業身份為臺灣的地下工作提供支撐和配合，謝漢光當場應允。
考慮到赴臺執行任務期間妻兒隨行不便，謝漢光將曾秀萍和孩子安頓回豐順老家，讓她在當地中學任教，等候他的消息。
他只告訴妻子是去老師處求職謀生，穩定了便來接她。
華南分局還專門安排了一位女黨員與謝漢光假扮夫妻同行赴臺，以便掩護身份、減少盤查。
1946年，謝漢光登上了渡臺的輪船，帶著對數月后即可歸家的期待，踏上了臺灣的土地。
他不知道，那一年離開時，曾秀萍腹中已經有了他的孩子，但她自己還未察覺。他更不會知道，這一別，整整四十二年。
【三】蓮華池的隱秘布局：從林業所長到情報樞紐
抵達臺灣之后，謝漢光先在恩師主持的臺灣省林業試驗所工作，后經恩師推薦，接任蓮華池分所所長一職，駐扎于南投縣山區。
以林業所長的身份站穩腳跟后，謝漢光開始逐步落實組織交付的工作——為大陸陸續抵臺的地下工作人員安排落腳點和身份掩護，為島內的聯絡網絡鋪設基礎節點。
1946年底至1947年間，他先后將幾位從大陸派來的同志安排進島內各處合適的崗位：張伯哲進入蓮華池分所任科員，后升任科長，并擔任臺中工委書記；
梁錚卿先后在臺中農林總場、臺灣省農林處畜疫血清制造所任技術員；
陳仲豪、徐懋德等人在基隆中學找到教職，以教師身份為掩護；
另有一批人員分散在臺灣各地的農場、學校、機關之中，各守其位，相互之間保持單線聯絡。
這張以農林專業人士為主體、以各處工作崗位為節點的地下情報網絡，在臺灣島內悄然鋪展開來。
1947年初，經過中共臺灣省委的長期考察，由張伯哲介紹，謝漢光正式宣誓入黨。
入黨宣誓儀式在臺中一個姓林的人家中舉行，當時還有臺中中學一位姓張的老師在場，幾人舉起拳頭，面向黨旗，完成了莊嚴的入黨程序。
為了穩固個人的掩護身份，謝漢光將自己的學術能力充分用于日常工作之中，于1947年12月與同事聯合撰寫了《林分調查與初步研究》一文，在相關林業刊物上公開發表。
這篇論文進一步鞏固了他作為專業研究人員的形象，也為他在臺灣的活動提供了更為可信的身份背書。
在外人看來，謝漢光是一個埋頭于樹木調查和林場管理的技術官員，低調、勤懇，與島內政治風云沒有什么明顯關聯。
而在這層掩護之下，蓮華池分所實際上成了臺灣中部地下網絡運轉的一個重要支點。
這張網絡在高峰時運轉相對穩定，然而臺灣地下黨的整體處境，從未真正安全過。隱患早在幾年之前就已經悄悄埋下。
【四】1950年1月：一封來信與一夜之間的潰散
1948年下半年，臺灣島內地下黨組織的警戒出現了嚴重松弛。
部分人員開始公開集會、散發傳單，臺工委旗下的《光明報》甚至被送進了臺灣省主席陳誠的辦公室。
這種幾近半公開的行動，給國民黨保密局的偵查提供了可乘之機。
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保密局在基隆中學破獲了《光明報》印刷點，地下黨員王明德在刑訊中供出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的黨員身份，基隆中學聯絡點隨即瓦解。
陳仲豪借助戰友的周密安排，以假身份證從臺南取道乘船，在局勢最危急的節點安全撤回大陸，是當時極少數全身而退的人之一。
1950年1月29日，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國民黨保密局逮捕，一周之內將所知情況全部交出，地下黨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
就在蔡孝乾被捕前后，一封由陌生人秘密送來的信出現在了謝漢光手上。
那天，陌生人送來的是張伯哲寫來的信，附上了30元潛伏經費，信里要他立即離開蓮華池分所。
接到信的第二天，謝漢光轉移至嘉義縣中埔分所暫時隱蔽。
幾天后，分所一名工人帶來消息，六名刑警已經抵達蓮華池分所實施搜捕，沒有找到他。
局勢比預想的還要險峻。
謝漢光隨后請人帶路，輾轉趕往臺中畜牧場，準備找廣西大學同學梁錚卿會合。
畜牧場工人告訴他，梁錚卿已于前一天被捕，張伯哲的去向同樣無從打聽。
謝漢光意識到，整個臺中工委的組織鏈條已經斷裂。
他依照張伯哲信中提及的潛伏建議，輾轉抵達臺中南屯村，借助廣西大學同學的掩護，一路步行向臺東林場林業改良站方向撤去。
協助謝漢光脫逃的幾位同事——葉阿裳、韓萬生、林萬榮、洪基萬，事后均遭國民黨逮捕，分別被羈押8個多月及判刑兩年不等。
謝漢光的名字，從此出現在了追查令上。但追查令所對應的人，已經消失在向臺東方向延伸的山路上......
1950年的臺灣，是一座四面封鎖的孤島。
海路管控、空路封閉，蔣介石遷臺之后部署的特務網絡將每一個角落都納入偵查范圍，外省口音是走到哪里都無法消除的識別標記，任何陌生面孔出現在人群里，都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引來審查。
謝漢光孤立無援，同志或犧牲，或被捕，或已撤回大陸。
他手里沒有任何可以啟用的聯絡渠道，也沒有任何合法的身份證明，更沒有任何可以出島的路。
1800余人的追捕名單已經撒出，而他就在這張名單上。
然而，正是在這種幾乎沒有退路的處境里，臺東深山中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在悄悄決定著他此后三十八年命運的走向，也悄悄決定著1988年那個冬日傍晚，將會出現在豐順村口的那個白發老人，究竟還有沒有機會踏回那扇闊別四十二年的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