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發生前，錢其琛勸不打，薩達姆居然敢說這和中國香港一樣

1990年，冷戰鐵幕緩緩落下，但新的熱戰陰云已在中東積聚，當薩達姆·侯賽因的坦克碾過科威特邊境時，他或許認為自己只是收回“自古以來的省份”，卻不知這一腳，將整個伊拉克踹入了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深淵。

國際社會震怒，戰爭機器轟鳴，而在武力解決似乎成為唯一選項的前夜，一道東方的外交身影穿梭于中東各國之間，試圖抓住最后一絲和平的微光。

中國特使錢其琛直面薩達姆，進行了一場堪稱經典的“最后勸阻”。當薩達姆試圖用“香港回歸”來類比其吞并行徑時，歷史的歧路與正道，在那一刻形成了最尖銳的對比。那么，薩達姆究竟為何執意走向戰爭？那場關鍵的會談揭示了什么？

1990年8月2日，當伊拉克共和國衛隊的鋼鐵洪流在十小時內席卷科威特全境時，世界震驚了。這不是邊境摩擦，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旨在吞并一個主權國家的現代侵略。

薩達姆·侯賽因迅速宣布科威特成為伊拉克的“第19個省”，其行動之果斷，意圖之徹底，將二戰后形成的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國際法基本準則踐踏在地。

歷時八年的兩伊戰爭，戰后重建急需資金，薩達姆希望OPEC減產以推高油價，充盈國庫。然而科威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加大原油產量，導致國際油價低迷，還緊逼伊拉克償還戰爭貸款。

在薩達姆的視角里，這無異于背后捅刀，他將科威特視為歷史上奧斯曼帝國巴士拉省的一部分，認為其豐富的石油資源是伊拉克“應得的補償”。經濟困頓、歷史宿怨與領袖個人的擴張欲望交織，最終點燃了侵略的戰火。

入侵當日，聯合國安理會便以14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了第660號決議，譴責入侵，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這一定性，徹底堵死了薩達姆試圖將侵略包裝為“內部事務”的退路。

老布什政府敏銳地意識到，這不僅關乎科威特主權，更關乎冷戰結束后“世界新秩序”的規則制定，以及海灣，這一全球能源心臟，的控制權。美國迅速拉起了一個多達34個國家參與的反伊聯盟。

“沙漠盾牌”行動啟動，數十萬大軍、上千架戰機、數百艘艦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沙特集結，戰爭的弓弦已然滿張。

1990年9月至10月的聯合國大會期間，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成了最忙碌的人。他先后會見了60多個國家的外長，一個共同的期待擺在他面前，中國能否利用與中東各方都保持良好關系這一獨特優勢，進行斡旋，勸薩達姆回頭。

約旦國王侯賽因、阿曼、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國家均明確表達了這一請求，肩負著沉重的期望，1990年11月6日，錢其琛以中國政府特使身份，踏上了這次堪稱“烈火中穿梭”的中東之行。

他的行程緊密而富有策略：埃及、沙特、約旦，最后直抵風暴眼，伊拉克。這是一次傾聽之旅，更是一次傳遞底線、試探可能的勸和之旅。

在開羅機場一次“偶然”的相遇中，錢其琛與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進行了一次簡短而至關重要的對話。貝克直言不諱，“大軍已集結，若伊拉克不撤，戰爭將不可避免。”

在各方鋪墊與期待下，1990年11月11日，巴格達，決定性的會談在高度戒備的軍事駐地舉行。薩達姆一身戎裝，腰間佩戴著手槍，在長達兩小時的會談中，這把手槍一度被解下放在桌邊，微妙地營造著一種混合了“軍人對峙”與“外交談判”的復雜氛圍。

錢其琛首先鄭重轉達了中方立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嚴重違反了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政府明確要求伊軍無條件撤出。

薩達姆則開始了長篇的辯護，他控訴科威特“經濟刺殺”伊拉克，指責美國意圖主導中東石油。

“科威特對伊拉克，就像香港對中國一樣。”薩達姆試圖用這個比喻，將赤裸的侵略包裝成“收復歷史失地”的正義之舉。這是一個危險的話術陷阱。

錢其琛當即予以清晰、堅定的駁斥：“香港問題完全是另一回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只是近代被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霸占。中國將在時機成熟時通過談判收回香港，這具有充分的法理和道義基礎。

而科威特是一個早在1961年就獨立、并得到包括伊拉克在內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同為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國家。兩者性質根本不同。”

錢其琛長達兩萬公里、遍訪六國的穿梭外交，帶回了明確的結論，薩達姆誤判了國際社會的決心，也低估了美國的軍事準備，和平解決的機會窗口正在迅速關閉。1990年11月29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授權動武的第678號決議，設定1991年1月15日為伊拉克撤軍的最后期限。在投票中，中國投下了棄權票。

這一票意義重大，它意味著中國不同意由美國主導的武力解決方案，但也不為伊拉克的侵略行為“擋槍”，體現了在復雜國際局勢中最大限度維護聯合國權威與國際道義的平衡藝術。

1991年1月17日，“沙漠風暴”行動開始，這并非一場傳統戰爭，而是首次向全球直播的高科技局部戰爭。多國部隊的空中力量在38天內出動近10萬架次，以壓倒性的電子戰、隱身技術和精確制導武器，在伊軍尚未看清對手之前，就系統性地摧毀了其指揮中樞、防空體系和空軍力量。

曾經號稱“世界第四”的伊拉克陸軍，在地面戰開始后僅僅100小時便潰不成軍，狼狽撤出科威特，并在撤退時點燃了700多口油井，制造了史上最嚴重的生態災難之一。

對世界軍事與政治而言，海灣戰爭是一次劃時代的震撼教育。它正式宣告了信息化、高科技戰爭時代的來臨，促使全球主要國家，包括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深刻的軍事變革。

對中國外交而言，這次危機處理成為了一個經典的范本。它證明，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隨波逐流，同時在聯合國框架內負責任地行事，能夠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公平。

錢其琛特使的外交努力，雖然未能阻止戰爭，但極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信譽，清晰地向世界闡明了中國處理國際危機的原則與智慧。

和平的機遇曾短暫叩門，卻又因偏執與誤判而沉重關上，留下的，是一個地區至今仍未愈合的傷口，以及一個值得所有國家永恒鏡鑒的教訓，大國崛起與地區穩定的道路，永遠無法通過坦克的履帶來軋平，只能建立在對話、規則與相互尊重的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