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出現美軍重大傷亡事件，否則特朗普不太可能從伊朗抽身

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已經持續一個月，在特朗普反復釋放出談判“煙霧彈”并遭到伊朗“打臉”之際，以色列政府的動向同樣引人關注。

3月28日-29日，伊朗首都德黑蘭接連遭遇大規模空襲，在美國壓兵伊朗的當下，這輪空襲也被看做是進一步施壓美軍繼續升級戰事。以色列決策層的終極目標究竟為何？在將美國“拖入戰爭泥潭”這件事上，以色列有著怎樣的盤算與決心？

青年國際政治觀察者汪英倫提出了一個觀點：內塔尼亞胡政府正試圖通過一場精心設計的“雙重博弈”，在清除伊朗這一系統性對手的同時，將美國拖入消耗戰以削弱其在中東的約束力，從而填補權力真空，確立以色列的絕對霸權。

在這場對話中，汪英倫結合現實主義理論與對親以游說團機制的剖析，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被“綁架”的內在邏輯。從伊拉克戰爭的歷史鏡鑒到中期選舉的政治算計，他冷靜地指出，除非美軍傷亡觸及國內公眾輿論底線，否則華盛頓很難在短期內擺脫特拉維夫的戰略牽引。

以下為對話實錄整理。

觀察者網：外界大多關注美國以色列宣稱要阻止伊朗“擁核”的目標，但您卻認為以色列決策層有更深層的終極目標，甚至涉及利用戰爭同時實現其雙重戰略意圖，能否具體闡述？

汪英倫：目前國際輿論關于伊朗戰爭的主流敘事，都聚焦在“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上，但我認為這個敘事框架是以色列精心設計的一種遮蔽物。如果目標真的僅僅是核遏制，以色列過去有很多更有效手段，比如通過震網病毒、定點暗殺或精準空襲等，而現在采取的手段與其宣稱的目標之間存在嚴重失衡。

我認為，以內塔尼亞胡為代表的以色列決策層真正追求的是中東地區的絕對霸權。為此，他們需要同時清除兩個地緣障礙：第一是伊朗，這是唯一在意識形態和軍事能力上能對以色列構成系統性制衡的區域力量；第二，我認為，以色列想通過伊朗戰爭拉美國下水，從而削減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存在本身。

3月21日，以色列南部城市阿拉德，救援人員在伊朗彈道導彈襲擊現場 。 以色列國防部

這聽起來可能違背直覺，畢竟美國是以色列最大的保護者，但保護者往往也包含約束者的功能。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在海灣有軍事部署，華盛頓也與沙特、阿聯酋等以色列敵對的國家有獨立利益，這些都構成了以色列實現中東區域絕對自由的“天花板”。

受過國際關系現實主義訓練的人都會明白，以色列追求的不是絕對安全，而是相對意義上的權力最大化。任何能約束你行為的外部力量，無論其初衷多友好，在結構上都是你的競爭者。

所以，以色列通過信息操控（或者說難聽一點，哄騙），把伊朗包裝成一種只有美國地面部隊親自下場才能解決的生存性威脅，然后把美國拖入一場全面戰爭。然而，美國情報界對于這場戰爭一直有反對聲音，他們知道現代戰爭中僅憑空襲，尤其是同一個遠離美國本土的國家打一場不對稱戰爭時，僅憑空襲是不足以成功的。

內塔尼亞胡告訴華盛頓，伊朗政權因1月份的示威已不堪一擊，只需空襲就能引發政權內爆。特朗普聽信了這一點，戰爭隨之爆發。但伊朗的人口規模、地理條件和制度韌性決定了這絕不會是閃電戰。一旦美軍被卷入，出于沉沒成本，弓一旦拉滿就很難收回，美軍會不斷地深度卷入。當一個軍事超級大國在遠離本土的情況下，與占據地利人和的對手陷入地面戰，這將演變成持續數年的高強度消耗戰。

這會同時達成兩個戰略效果：一是借美國之手摧毀伊朗的國家機器，因為以色列憑自己做不到；二是美國在消耗戰中耗盡干預中東事務的財政資源、軍事產能以及最重要的——國內政治意志。

回想起來，美軍在越戰死亡5.8萬人，伊拉克戰爭約4500人，而伊朗不是伊拉克，這場戰爭的烈度和代價肯定超越前兩者。按照以色列的設想，當美國被迫從中東收縮，而伊朗政權也被摧毀時，中東會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根據現實主義邏輯，真空必被填補。該地區唯一具備軍事投射能力、長期戰略布局能力和制度凝聚力的國家，只有以色列。

屆時，海灣君主國面對戰爭沖擊波，需要新的庇護者，而美國隨著戰略投資變少，已無力提供保護，以色列便可順理成章接管角色，成為中東地區新的絕對霸權。

最后我還有一個深層維度：認為內塔尼亞胡的決策帶有彌賽亞主義意識形態底色。在他眼中，美國是猶太人為了民族復興而必須克服、征服的“羅馬”。擺脫美國控制，相當于是在完成一種猶太民族背負使命的神學敘事。這種現實主義的利益算計加上末世論的使命感，在內塔尼亞胡身上形成共振。所以，他選擇打這場仗背后，其戰略冒險的烈度和決心可能超越旁觀者的理性預測。

觀察者網：綜合各方消息，美國確實正在開展一系列圍繞地面行動的調動部署，地面戰已經呼之欲出。但我想反問一下：美國是否真的已被以色列完全“綁架”？考慮到中期選舉、國內民意及可能出現的巨大傷亡，美國有沒有可能在短期內不顧以色列要挾而停止行動？

汪英倫：這個問題非常好。要回答它，先得了解美國作為頭號大國為何會被以色列這個小國要挾，這個機制是如何開始的。我引用米爾斯海默教授《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的觀點，所有支持以色列利益的游說集團統稱“親以游說團”，最具代表性的是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

親以游說團的厲害之處在于兩點：一是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二是財力優勢，這對競選資金影響顯著。美國選舉是靠錢砸出來的，親以游說團可以直接告訴候選人：“如果你不采取親以立場，我就把所有錢投給你的對手。”這種機制導致很多競選者即使私下不滿，公開場合也不得不堅定支持以色列，因為政治代價不對等：反對以色列會遭遇組織嚴密、財力雄厚的集團圍攻，而反作用力卻無法維持平衡。

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表示，當前這場戰爭“既不是伊朗的戰爭，也不是美國的戰爭”，是以色列把美國推向沖突。 塔斯尼姆通訊社

因此，涉及以色列議題時，我認為華盛頓正常的多方政策辯論機制被嚴重扭曲。這里最好的例子不是現在的戰爭，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親以游說團，那場戰爭很可能都打不起來。

我在美國學政治學的時候，大家都開玩笑說小布什差不多就是個傀儡，是“發言人”，實際上進攻伊拉克的決定是他的副總統和五角大樓一起定的，當時五角大樓的二把手保羅·沃爾福威茨和副總統切尼的幕僚長劉易斯·利比，都與親以游說團交往密密。美國的官方說辭是為清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已經成為知名段子了，包括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展示試管的畫面。

其實真正目標是移除薩達姆，因為他對以色列是巨大戰略威脅——伊拉克在海灣戰爭時期曾向以色列發射導彈，資助巴勒斯坦組織，并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公開資助自殺式襲擊者的家屬。沃爾福威茨當時強調，要在巴格達建立親美民主政府，以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聯動敘利亞和伊朗變得親西方。如果美軍占領伊拉克，就能與以色列對大馬士革形成左右包夾之勢。

而如果以伊拉克戰爭作為前車之鑒，那么這輪美以伊沖突的前景比較悲觀。美軍在伊拉克待了8年半，耗資兩萬億美元，傷亡加起來3.6萬多人。即使在面臨金融危機，可以說比較“山窮水盡”的情況下，小布什也從未選擇撤軍，直到奧巴馬時期才撤離伊拉克，這足以說明親以游說團的影響力。

有人肯定會說特朗普不是小布什，而且中期選舉臨近、美國民眾厭戰，親以游說團的勢力應被削弱。但從伊拉克的案例看，即使戰略邏輯非常薄弱、國內厭戰情緒高漲，親以游說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依然強硬。因為美國大選歸根結底決定性因素是金錢，不是人。事實是，親以游說團在統籌資金、規劃競選投資的效率和機動性上遠超反以力量。

政治學里把這種現象叫做“集體行動困境”：一個總體量很小的團體若特別支持某項政策，其在美國國會的說服力會遠超反對方，因為反對者有五花八門的理由、難以形成合力，而支持者的目標明確，可以反客為主。

從美國政治角度，我不認為短期內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支持會改變。此外，福音派基督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是特朗普MAGA基本盤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他們而言，支持以色列是特朗普的政治資產而非負擔。

最后，關于美國長期卷入的定義，如果按照現在的形式，僅由以色列承擔大部分的伊朗打擊，美國只提供空襲，只要沒有大批美軍士兵尸體運回國內，反戰情緒就很難被真正激活。越戰和伊戰留下的教訓是：美國公眾對戰爭的容忍度與美軍的傷亡數字高度正相關，而外國平民傷亡對他們來說基本不被考慮。這聽起來很殘酷，但確實就是事實。除非出現導致大量美軍直接傷亡的重大升級事件，否則，我認為特朗普因選舉壓力而實質性約束以色列的可能性較低。

如果說美國對以色列的約束有什么上限的話，我覺得就是戰略約束上限。美國認為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在總實力一定的情況下，美國每投資中東一分都意味著對印太投資減少一分。從現實主義角度看，美國長期卷入中東局勢得不償失。如果以色列要求美軍大規模地發動地面入侵，以美軍現有體量不足以支持打地面戰，那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征兵。到那個時候，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才會大規模爆發，而且烈度更甚，不是像現在這樣主要停留在社交媒體上的“口嗨”。因為恢復征兵是美國人發自內心憎惡的事。大部分美國人不在乎伊朗領袖是誰，只關心是否有美國人傷亡。

但問題在于，以上一切說的都是基于正常邏輯。而親以游說團的厲害之處就是讓美國政客出于私利忽略正常邏輯，即使只是暫時的忽略。

所以，問題不在于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否有上限，而在于美國政治體制能否在大量美國士兵喪生之前及時意識到并執行這個上限。如果是這樣的問題，我認為答案通常來說是不能，或者至少不夠快，不會在美國中期選舉前產生太大影響。

媒體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4日已下令，在未來48小時內全力摧毀盡可能多的伊朗軍工體系相關設施。圖為德黑蘭一處遭到空襲嚴重受損的居民樓。 IC Photo

親以游說集團存在的作用就是：確保當戰略代價變得如此清晰、無法否認之前，特朗普已經做出了承諾。一旦戰爭開打，邏輯就從“是否消耗戰爭資源”變成了“沉沒成本”邏輯：既然特朗普已宣布這是“閃電戰”，是“大勝”，哪怕已經不是事實了，但也得打贏。沉沒成本的邏輯將開始主導一切。

觀察者網：除了美以關系和游說集團因素，美國的中期選舉一般更加關注經濟議題，如油價和通脹。如果地面行動未能取得速勝，反而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封鎖長期化、油價飆升，民眾因錢包變癟而反對特朗普政府，這種危機感是否會迫使共和黨調整對伊策略？

汪英倫：這在邏輯上肯定說得通。中期選舉重心在眾議院，確實具有本地化特征，代表地方利益，選民更關心即時經濟問題。對美國這個沒有車活不下去的國家來說，油價最敏感，高油價確實會造成壓力。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上的底線（bottom line）沒有改變太多。現任共和黨眾議員和挑戰其席位的民主黨候選人，大概率不會明顯表現出反以行為。邏輯依舊：美國議員首要關心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自己能否當選。要贏就需要錢，光靠口嗨喊“降油價”是不夠的。尤其是眾議員只是435分之一，對整體政策的影響很小。從自保角度來說，他們最安全的做法仍是不明確反對以色列出兵，不明確反對美國介入沖突。

當然，現在有一些緩和因素，主要是美國的社交媒體和自媒體博主，他們有一定自主發聲空間。但我認為，這些媒體對標的受眾更多是美國的年輕民主黨選民。因為親以游說團幾十年來對美國從上到下的政治生態系統形成了堅固的戰略性掌控，緊緊捏著主流發聲渠道。雖然肯定出現了扭轉趨勢的勢頭，但鑒于親以游說團強大的政治基礎，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我覺得至少需要10年、20年時間，才能打破親以色列游說團隊美國政治的掌控。

最后，統計學上來說，美國眾議院在重新選舉時，最明顯、最大的優勢是在任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即一個在任議員贏得連任很簡單，但是一個沒當過議員的挑戰者，贏得一個席位比較困難。這一點在美國各級選舉都有體現，在眾議院最明顯。所以種種因素加起來，我肯定會選擇站在歷史規律的一邊，不認為油價會極大影響親以游說團在美國政治中的權威，當然也不會影響特朗普對這場戰爭的投入力度。

觀察者網：關于以色列決策層中“彌賽亞式”的宗教觀念。現實中，伊朗并未因老哈梅內伊遇刺而發生政權更迭，反而出現了聚旗效應，新領導層更為強硬，局勢似乎正在朝一場宗教戰爭演變。假設內塔尼亞胡及其核心支持者確實持有這種主導大中東的彌賽亞觀念，隨著局勢進展碰壁，他們是否可能調整策略？這種宗教觀在以色列國內及高層決策中究竟還有多大效力？

汪英倫：我理解這個問題的邏輯，核心觀點我是認可的。在常規戰爭中，如果出現己方傷亡過大，或者敵人變得高度團結和充滿斗志，決策者確實會產生及時止損的心理。但我覺得一旦加入宗教因素，犧牲和流血就不再是主要考慮的代價。普通犧牲是人命，是需要算進戰爭統籌的人道主義成本；但一旦被加上彌賽亞色彩，犧牲就變成了所謂“殉道”，而殉道會被認為是值得贊揚的。因此，我認為彌賽亞情緒短期內不會在以色列有太大消減。

我查了一些數據。近期民調顯示，64%的以色列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存在與《舊約》中的彌賽亞降臨有直接關聯；45%的人相信彌賽亞會在他們有生之年降臨；80%的以色列選民有宗教信仰。

而這里面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自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年輕選民的宗教信仰都在增強。最近的民調表明，最年輕的50萬以色列選民是以有史以來宗教狂熱和右翼民族主義情緒最強的一代人。我們將這一匯集彌賽亞信仰和猶太民族主義的派別稱為“圣殿山派”（Temple Mount Loyalist），因為圣殿山是猶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同時也是伊斯蘭教圣地）。

在八九十年代，圣殿山派還只是一個邊緣群體，以色列政府甚至需要主動監視或打壓他們，以防引發與阿拉伯世界的沖突。但現在，圣殿山派已成為以色列主流。不僅在民意基礎中如此，在安全政策制定者中更是如此。

利庫德集團的核心議員，包括國家安全部部長本·格維爾明確表示，以色列的一大目標是擴展猶太人在圣殿山的宗教權利。2025年，內塔尼亞胡任命大衛·齊尼（David Zini）為國家安全總局局長。這個人的意識形態狂熱到了什么程度，連內塔尼亞胡之前都覺得他太過彌賽亞主義而不能給他晉升機會，但現在齊尼卻執掌了以色列的安全情報機構。這說明，該意識形態已滲入以色列安全情報體系內部。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地時間3月19日發表視頻講話，否認以色列將美國卷入沖突。 視頻截圖

就算假設許多以色列人反對現在的彌賽亞主義政策，也不意味著政策必然改變。就像多數美國人也曾反對伊拉克戰爭，但小布什沒有撤軍；現在許多美國人反對伊朗戰爭，特朗普也沒有因為首輪斬首行動未達成政權更迭的目標就停手。這里面關鍵不在于民眾怎么想，而在于誰掌握決策機制。非常遺憾的是，現在的以色列，決策權掌握在圣殿山派手中。

觀察者網：如果局勢確實走向地面化、長期化，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受阻、油價飆升，對中國而言，除了能源成本暴漲、供應鏈（如化肥出口）受阻等負面因素外，是否存在某些機遇？比如人民幣海外結算加速，或提升中國作為安全調停者的地位？

汪英倫：謝謝，我接受這個挑戰。您提到的核心邏輯是“危”與“機”的對比，通過加減法判斷中國究竟是得還是失。我想挑戰一下這個分析框架。作為學現實主義出身，我認為您提到的經濟因素屬于“低政治”，而“高政治”其實只有一個因素，就是權力。

我最關心的不是經濟成本如何，而是這場沖突究竟改變還是強化了中美之間的力量平衡？如果是改變，往哪個方向？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我不否認伊朗戰爭會對中國造成很大沖擊，我們約三分之一的原油進口需經過霍爾木茲海峽。但在現實主義視角下，核心問題不是我們是否利益受損——而是要保證對手的受損比我們更多。只要相對意義上占優，絕對意義上的經濟沖擊就不那么致命。

我們需要關心的是，中國對手的處境惡化是否比我們更快？比如，日韓經濟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依賴程度遠超中國；歐洲因烏克蘭戰爭在能源問題上已捉襟見肘，如今要承受新一輪價格沖擊；美國更不用說。所以，從“相對脆弱性”標準來看，中國比任何其他主要能源進口國都處于更有利的位置。雖然體感上會有原油和供應鏈沖擊，但從長遠戰略角度，只要別人受的傷比我們多，這就無需過度擔心。

更需要關心的是戰略上的拉伸度。正如我之前所說，美國每向波斯灣部署一分資源，就意味著在印太地區少投入一分資源。蘇聯解體后的頭20年，美國毫無疑問是單極霸權，但這在歷史上是例外而非常態。常態是多元化或至少兩極化。現在中國已經崛起，即使沒有算上波斯灣的事，美國也無法維持全球霸權，因為在西太平洋，中國是同量級的競爭對手。如果美軍跨洋作戰，會討不到便宜。

現在美國試圖同時維持中東霸權并在東亞與中國博弈，這在戰略資源部署上是說不通的。由于親以游說團的關系，美國戰略中心被拉回中東，這對中國來說是絕佳的機會，可以縮短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對中國來說最有利的是，北京不需要費一兵一卒，只需讓華盛頓作繭自縛就可以了。

關于人民幣結算，這確實是真實的發展趨勢。但我依然堅持權力大于其他因素。貨幣的國際主導地位依附于權力，而非權力依附于貨幣。美元之所以是全球儲備貨幣，是因為美國的軍事投送能力、盟友網絡、資本流動性以及提供的安全保障。如果美國因深陷中東戰爭耗盡自身，而中國相對實力增長，導致美國霸權削弱，那么“去美元化”就是一個自然而然出現的副產品。反之，如果美國霸權得以維系，再多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合同也無法取代美元地位。

觀察者網：未來是否可能出現一個打破當前局勢走向的突發事件？這可能包括哪些方面的因素？

汪英倫：關于中期選舉，剛才已經說過，我個人認為改變不會特別大。關于以色列的傷亡承受力，雖然肯定不是無限的，但要比很多人想象的高，因為加入了宗教因素，而且圣殿山派在以色列決策層有穩固的控制力。在以色列現任政府下，傷亡承受力的閾值比常規狀態高很多，短期內看到閾值被達到甚至超越的可能性不大。

從現實主義視角，我不太喜歡“黑天鵝”這個詞，因為它代表不可預測性。我更傾向于結構上可預見的框架。具體時間點無法預見，但最危險的情景從結構邏輯上是可以預見的。從伊拉克戰爭開打到現在的美伊開打，都是可預見的。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反駁對地面戰爭傷亡的擔憂，宣稱“我們曾經打下硫磺島，也能拿下哈爾克島”。美軍在整個硫磺島戰役中陣亡6800余人，負傷超過1.9萬人。視頻截圖

如果非要我押注一個“黑天鵝”事件，我會押注一次能夠造成大量美軍傷亡的單一事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提到“戰爭迷霧”。戰爭一旦開始，就有了自身的邏輯，政治領導人會失去對沖突升級的完全控制權。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雖然我們可以這么說特朗普），而是因為兩支武裝力量在實時對抗中產生的動態是任何人都無法提前規劃的。

當前美國與伊朗的沖突結構，完全具備產生大規模消耗戰的全部條件：美軍在波斯灣調兵遣將、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代理人攻擊、也門的局勢等。多個作戰空間同時活躍，戰爭每拉長一天，因摩擦誤判和戰爭迷霧造成美軍傷亡的概率都在累積，不管交戰方是否有此意圖。

美軍的傷亡對戰爭前景有什么樣的切實影響？回到美國政治本身。親以游說團維持的政治共識有一個前提：美國對以色列的所有支持成本（無論是武器、空襲、外交）都是抽象的、分散的、不那么即時可見的。普通美國人不會關心F-35戰機被擊落，他們關心的是有沒有美國士兵的棺材被運回本土，有沒有陣亡者家屬在電視上哭泣。

只要沒有這種情況發生，反對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成本始終高于支持的成本。親以游說團的權力運作依賴于這種成本的不可見性。

而如果出現大規模美軍傷亡，這個成本會瞬間變得非常可見。美國總統將被迫在兩個選項中做出選擇：要么大規模升級（發動全面戰爭，需要征兵），要么是肉眼可見的克制。屆時，我覺得美國公眾和軍方建制派將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克制。

大規模美軍傷亡會將卷入中東的戰略成本從抽象的“花納稅人的錢”，變成切身的、影響個人和社區的實際事件。這種沖擊力是油價飆升、戰機航母部署永遠無法達到的。它會強迫美國人去思考一個親以游說團想強行壓制他們不去問的問題：為什么美國士兵的生命要為以色列的戰略目標而犧牲？所以，我認為大規模美軍傷亡是一個我們可以留意的“黑天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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