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單位出爾反爾 “被失業”者終獲賠

編者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司法裁判的價值指引。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涵蓋婚戀、撫養、就業、職場、出行等社會關切領域，案例一經發布，就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為進一步探尋裁判背后的法理邏輯與價值考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經過人民法院報記者深入采訪，現推出“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系列報道，旨在通過對這五起典型案例的深度解讀，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普遍共識與行為自覺。

用人單位出爾反爾 “被失業”者終獲賠

上海寶山區法院：裁判為勞動合同正式訂立前確立規范

導讀

一紙錄用通知，承載著勞動者對職業新起點的期盼，也考驗著用人單位的誠信與責任。拿到錄用通知后，勞動者向老東家遞上辭呈，滿心期待在新東家闖出一番事業，然而沒想到，勞動者報到時，新東家竟突然反悔，拒絕錄用，令勞動者陷入“兩頭落空”的尷尬境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中，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審結的這起因用人單位反悔錄用引發的締約過失責任糾紛案，判令用人單位賠償勞動者經濟損失2萬元。該案不僅明確了用人單位的誠信義務，也厘清了勞動者在求職過程中的風險防范要點，為構建形成雙向奔赴、相互尊重的就業生態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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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突反悔 致勞動者被迫失業

張女士在某人才服務公司從事財務工作已有五年，每月實發工資10000元左右。在此期間，雖然工作較為穩定且工作氛圍良好，但張女士依然渴望新的職業發展機會。一日，張女士在某求職APP上發現某科技公司正在招聘財務經理，薪資待遇各方面條件都不錯，遂向該公司投遞簡歷。

經過面試和多輪溝通，雙方對崗位職責、薪酬待遇等達成了初步共識，某科技公司也多次向張女士表達希望其能夠盡早入職的意愿。2022年7月20日，張女士收到了某科技公司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錄用通知書》。

該通知書詳細載明：錄用崗位為財務經理，試用期第一個月稅前薪資為16000元/月，第二個月起及轉正后稅前薪資為20000元/月，報到時間為2022年8月12日等內容。通知書還注明“此錄用通知經您簽字，并由公司確認后正式生效”，并要求張女士在報到時提供原單位的離職證明。

收到郵件后，張女士立即通過郵件回復“收到”。出于對新工作的期待和對新公司的信任，張女士于次日即向原公司提交了書面辭職報告，并獲得了原公司的準許。隨后，張女士很快辦理了相關離職手續，并在微信上與新東家實時匯報離職進度，并就后續入職細節開展磋商。

然而，正當張女士滿心歡喜地前往某科技公司報到時，某科技公司卻突然告知張女士，因公司內部出現財務問題，原定財務經理崗位不再招聘，決定取消對張女士的錄用。

勞動者起訴維權 要求用人單位賠償

某科技公司的通知無疑像是一道晴天霹靂。此時的張女士因接到新公司錄用通知已選擇從原公司離職，新公司突如其來的反悔，讓張女士陷入了“被迫失業”的窘境。

張女士認為，某科技公司的行為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不僅令其產生失業損失，還導致其不得不面臨重新求職的時間成本。

在與某科技公司反復就賠償事宜協商無果后，張女士向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并參照某科技公司承諾的轉正工資，賠償其三個月的經濟損失合計6萬元。

圖為本案庭審現場。

法庭上，雙方圍繞《錄用通知書》的性質、某科技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等焦點問題展開辯論。

某科技公司辯稱，公司發出的《錄用通知書》中明確記載“此錄用通知經您簽字，并由公司確認后正式生效”，張女士未向公司提供簽字的錄用通知，故該通知沒有發生法律效力。從性質上而言，該錄用通知應當為要約邀請，并不具有勞動關系預約合同性質，雙方沒有達成建立勞動關系合意。

某科技公司表示，雖然不同意張女士的訴訟請求，但愿意參照張女士原用人單位工資標準補償張女士1萬元。

張女士則認為，某科技公司發出的錄用通知內容具體明確，包含了崗位、薪酬、報到時間等關鍵條款，且某科技公司特別要求其提供離職證明，已構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要約。張女士基于對該通知的合理信賴才辭去原工作，某科技公司無正當理由單方面取消錄用，應當賠償經濟損失。

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用人單位需擔責

寶山區法院經審理認為，締約過失責任是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因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而導致另一方當事人信賴利益損失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均享有訂約自由，然而在相互接觸和磋商過程中，雙方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

同時，在締約過程中，相對于經濟實力較強的用人單位而言，勞動者所要承擔的風險遠遠高于用人單位，故用人單位更應履行謹慎的義務。如在締約過程中，用人單位因自身行為導致勞動者形成合理信賴并基于此信賴遭受損失的，用人單位應當對該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向張女士發出錄用通知，載明原告的薪資、崗位等內容，并要求張女士2022年8月12日報到，報到時需提供離職證明等材料。

結合雙方溝通記錄，在通知發出前，雙方曾就入職時間進行磋商，某科技公司要求原告盡快入職，張女士在收到錄用通知后及時回復“收到”并實時告知辭職進度，某科技公司未提出異議并與之就入職細節進行討論。

基于此，法院認定雙方就希望建立勞動關系已經達成一致意見，至于張女士是否向某科技公司提供簽字的錄用通知，不影響雙方背后的真實合意。

因此，張女士有理由相信某科技公司將與之建立勞動關系，并因此從原用人單位離職。張女士的此種期待具有合理性，而合理的信賴利益理應受到法律保護。現某科技公司無正當理由未與張女士建立勞動關系，致使張女士的合理期待落空并產生相關損失，該行為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某科技公司應當承擔締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

至于張女士的損失數額，法院認為，鑒于張女士尚未至某科技公司處實際工作，要求按照某科技公司承諾的工資標準賠償損失缺乏依據。但張女士在被拒絕錄用后確需另尋工作，其間會產生一定損失，故結合張女士此前收入水平、另尋工作合理期間以及某科技公司的過錯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終判決某科技公司應賠償張女士經濟損失2萬元。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解析

厘清錄用通知法律性質 平衡雙方信賴利益

現實中，部分用人單位“一紙通知定去留”與勞動者面臨的職業不確定性之間存在關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關系的和諧與就業市場的穩定。本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裁判為勞動合同正式訂立前的階段確立規范，明確用人單位的審慎義務與誠信邊界，從而在根本上保障職業流動的安全性與可預期性，有利于構建健康、公平、互信的就業生態。

本案的核心爭議起點在于對《錄用通知書》法律性質的認定。實踐中，部分用人單位常主張其發出的錄取通知僅為“要約邀請”或單方意向，勞動者則主張其為確定承諾。本案中，法院并未停留于文件名稱或個別條款的字面含義，而是深入其實質內容與發出背景，進行了從形式到實質的精準司法審查。

首先，案涉《錄用通知書》明確了崗位、薪酬待遇、報到時間等具體要素，其內容已經超越了初步磋商或意向征詢的范疇，指向建立特定勞動關系的明確意圖。

其次，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提供原單位離職證明，這一要求本身即強烈暗示并促使勞動者必須作出解除現有勞動關系的重大決定，其行為與“建立新勞動關系”的目的緊密相連?；诖?，法院認定，該錄用通知書并非泛泛的洽談邀請，而是內容具體確定、表明一經對方承諾即受其意思表示約束的“要約”。

此外，法院還對《錄用通知書》中“此錄用通知經您簽字，并由公司確認后正式生效”的條款進行了審查，認定在勞動者已通過回復郵件表示接受，并以辭職的實際行為開始履行其基于信賴而生的義務時，用人單位以該單方設定的形式要件未完備為由完全免除其先行行為的約束力，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在明確《錄用通知書》構成“要約”的基礎上，本案裁判進一步將審查目光投向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締約過程。從用人單位義務視角，因其在招聘過程中處于信息、資源及決策的主導地位，故負有更高的審慎注意與誠信守約義務。該義務要求用人單位在發出錄用通知前，應已完成必要的內部決策流程與背景核實，確保錄用決定的嚴肅性與穩定性；在發出通知后，非因訂立合同基礎條件的重大客觀變化，不得隨意撤銷該意思表示。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單方、突然的行為完全背離了勞動者對其承諾的合理期待，構成了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違反，依法應認定為締約過失。

從勞動者權利視角，法院著重保護了其基于合理信賴而產生的利益。張女士在收到內容明確、要求其提供離職證明的錄用通知后，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將與該公司建立勞動關系?；诖撕侠硇刨?，張女士作出了辭去原有工作的決定。法院明確勞動者因此種信賴而采取的行動及由此引發的狀態，構成了法律上應受保護的“信賴利益”，維護了勞動者在職業轉換關鍵期的合法權益，為處于相對弱勢的求職者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

在認定用人單位構成締約過失后，如何確定賠償范圍成為了實現個案公正的關鍵。本案判決未簡單支持勞動者的全部訴請，也沒有僅判決象征性賠償，而是運用精細化裁量，合理界定了損失范圍，體現了司法的嚴謹與平衡。

法院明確了賠償的核心是“信賴利益損失”，這意味著賠償并非為了達到合同履行后的狀態。因此，法院以張女士在原用人單位的收入水平作為計算損失的主要基準，而非以新錄用通知中更高的薪酬為標準，精準把握了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在救濟目的上的根本區別。

此外，在賠償數額上，除了考量勞動者原收入水平外，還將另尋工作合理期間、用人單位的過錯程度等因素納入綜合衡量范圍，最終判決的金額足以覆蓋勞動者在此過渡期的主要經濟損失，同時該數額也未過分加重企業負擔，避免了可能對企業正常用工自主權造成的干擾，體現了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維護健康用工市場秩序之間的妥善平衡。

專家點評

筑牢就業市場誠信基石

上海海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曹艷春

在就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職業流動性不斷增強的今天，人民法院的這份判決，既有效規范了用人單位的行為，確保錄用決定的嚴肅性和穩定性，也增強了勞動者在職業轉換過程中的安全感和信心，有助于鼓勵勞動者積極尋求更好的職業發展機會，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

本案中，法院的裁判邏輯嚴密，層層遞進。首先，精準定性法律行為，判定用人單位已與勞動者形成了合意，而非初步的要約邀請，性質準確。其次，明確用人單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認定用人單位在發出錄用通知后，使得勞動者對其產生了合理的信賴利益，用人單位應負有審慎、守約的義務。最后，合理酌定損失范圍，在賠償數額的確定上，通過綜合考量原告此前收入水平、另尋工作合理期間以及被告的過錯程度等多重因素，既未過分加重被告公司負擔，又足以彌補勞動者的損失，體現懲戒警示作用，尺度把握得當。

從社會價值層面看，本案判決一方面將誠信原則從相對抽象的要求轉化為具體的法律義務，有效遏制了隨意發錄用通知又毀約的市場亂象，為勞動者在職業轉換關鍵期提供了切實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平衡了勞資雙方在締約過程中的權利義務，既保護勞動者合理信賴，又尊重企業正當用工自主，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健康有序流動。

對廣大企業而言，本案警示企業應當建立規范的招聘管理制度，在發出錄用通知前完成所有必要的內部審批和背景核查流程，確保錄用決定的審慎性。如確因客觀情況變化需要調整錄用計劃，應當及時與勞動者溝通協商。

對勞動者而言，在接到錄用通知后，應注意保存相關證明材料，包括書面通知、郵件往來、溝通記錄等。在作出辭職決定前，應與新用人單位確認入職的具體安排。如遇用人單位無故取消錄用，應當積極溝通并保留證據，依法維權。同時，勞動者也應注意及時采取合理措施減少損失，如積極尋找其他工作機會，避免損失不當擴大。

誠信是健康就業市場的靈魂。本案通過司法裁判，否定了背信毀約行為，弘揚了誠實守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構建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就業市場環境樹立了清晰的司法導向。久而久之，將有助于培育“重承諾、守信用”的就業市場文化，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中獲得職業發展的機會，讓每一家企業都能在誠信的土壤中成長壯大。

來源：人民法院報·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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