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聶紺弩

文/吳杰

聶紺弩與魯迅交往的時間不算長，從1934年他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到1936年魯迅逝世，前后也就兩年的時間。但在這短短的兩年里，聶紺弩多次同魯迅見面，聆聽魯迅的教誨。魯迅也很器重聶紺弩。他辦報，魯迅給他寫稿；他模仿魯迅筆法所寫的雜文及小說，魯迅幫他審閱、修改；他的一些錯誤認識，魯迅及時地給予批評指正；他還與魯迅等人合編過《海燕》。結(jié)識魯迅之后，聶紺弩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真正走進了文學的殿堂。可以說魯迅是引導聶紺弩真正步入文學道路的導師。

聶紺弩（1903-1986）原名聶國倓，筆名耳耶、蕭今度、悍膂，魯迅又稱其為紺奴、甘奴。湖北京山人。作家、詩人。小學畢業(yè)后從軍，1922年在福建泉州國民革命軍“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當文書。半年后，到馬來西亞吉隆坡做小學教員。1923年在緬甸仰光任《覺民日報》《晨報》編輯。1924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次年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次年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因參加反日運動而被迫離職，赴日本游學，與胡風相識。1932年2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1933年6月與胡風一起被日本政府驅(qū)逐回國到上海。1934年3月主編上海《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結(jié)識魯迅。193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8年任新四軍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編輯軍部刊物《抗敵》的文藝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zhàn)士》主編。1940年任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野草》編輯。1945年至1946年任重慶《商務(wù)日報》《新民報》副刊編輯，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南區(qū)文教委員會委員、香港《文匯報》總主筆、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送北大荒勞動。1962年回北京，在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1967年1月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關(guān)押，1974年由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為無期徒刑。1976年10月獲釋。1979年3月由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無罪。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正錯劃右派，恢復黨籍。當選為中國文聯(lián)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一至第三屆理事、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晚年整理出版《聶紺弩雜文集》《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紺弩小說集》《散宜生詩》《高山仰止》《蛇與塔》《腳印》等，著作收入《聶紺弩全集》（10卷）。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

主編《動向》

在結(jié)識魯迅之前，聶紺弩早在20年代就已經(jīng)接觸了魯迅的作品，并為之著迷，極力地搜集、閱讀魯迅的作品，只苦于無緣見到魯迅本人。聶紺弩接觸到的第一個魯迅作品是《狂人日記》。那是1924年聶紺弩在仰光主編《覺民日報》時，看到吳虞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吃人與禮教》一文，才特意把魯迅的《狂人日記》翻出來看，雖然當時他還沒能完全讀懂這篇小說，但小說很投合他的閱讀口味，之后他就一直很注意搜集魯迅的作品。有次讀完魯迅的《在酒樓上》時，年輕氣盛的聶紺弩并不滿意，認為小說筆調(diào)過于悲觀、頹傷、陰郁，無論作者還是作品中主人公，都沒有一點年輕人的發(fā)揚蹈厲的精神。但他在社會上多次碰壁之后，總感覺自己就是呂緯甫，呂緯甫就是自己，“魯迅實在是理解人，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時代，而他自己似乎就飽經(jīng)傷難的。”可見，聶紺弩一開始就是基于自己的切身體驗去讀魯迅的作品，去理解魯迅和他的時代，從而找到自己內(nèi)心與魯迅作品發(fā)生感應的契合點。因此魯迅及其作品對他的吸引力是持久的，盡管他當時尚未得到與魯迅會晤的機會。

◆聶紺弩

1933年7月，聶紺弩從日本返回上海，即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為左聯(lián)理論研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1934年3月，聶紺弩應《中華日報》發(fā)行人林柏生之聘，主編副刊。聶紺弩受命后，將副刊定名《動向》，并請當時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葉紫擔任助編。《動向》的特色是多雜文、重揭露，短小精悍，犀利潑辣，沒有風花雪月卿卿我我，因此很快地成為繼《申報·自由談》后左翼作家和進步文學青年的一塊重要文學陣地，在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動向》也因此團結(jié)了許多進步作家，如廖沫沙、歐陽山、田間、宋之的、章泯、周而復等人，都是《動向》的骨干作者。聶紺弩在主編《動向》期間，結(jié)識了魯迅。

據(jù)聶紺弩1981年春天回憶：“有一天（大概是《動向》問世一個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封用普通白紙（不是帶格的稿紙）寫成的稿子，字是用毛筆一筆不茍地寫成的，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的涂改，活脫是一篇范文，但落款沒有作者的姓名和地址。那樣的文章和字體不是一般人能寫得出來的，我心里猜到一個人，卻不敢確定，就去找葉紫辨認（葉紫那時早已認識魯迅先生，還和魯迅通過信）。他一看就說：‘肯定是老頭兒的。’（魯迅比我們年長二十多歲，我們背后私下都親切地稱他為‘老頭兒’）但他也不敢最后確定，于是我叫他寫封信去問問，并順便問一問他肯不肯接見我們。回信很快就來了，那篇稿子果然是他寫的，并約我們在內(nèi)山書店會面……自此，魯迅先生就不時用各種筆名向我投稿，成了《動向》一個主要作者，我曾同林柏生商量，對魯迅先生的稿酬要從優(yōu)，他表示同意。于是，凡魯迅先生的短文章是一篇三元（一般是一千字一元錢）……我曾把這個告訴魯迅先生，他和我開玩笑說：‘那我以后投給你的稿子要越來越短了……’”

1934年4月23日《魯迅日記》中記載：“寄《動向》稿一。”此文于26日刊于《動向》，也是魯迅在該刊發(fā)表的第一篇雜文——《古人并不純厚》。從此，魯迅不時地向《動向》投稿，聶紺弩也常把自己仿照魯迅筆法所寫的雜文寄給魯迅審閱。《魯迅日記》1934年5月3日記載：“寄聶紺弩信并還小說稿。”這是聶紺弩的名字第一次在《魯迅日記》中出現(xiàn)。“小說稿”指聶紺弩的短篇小說《金元爹》，寫的是一個老實巴交、窮得討不起老婆的貧苦雇農(nóng)金元爹，一生安貧守困，只寄希望于“交大運”“時來運轉(zhuǎn)”“瓦片翻身”，最后終于希望破滅，“逼上梁山”，走上了革命道路。魯迅看后，說前面寫得不錯，結(jié)尾卻有點勉強，依“金元爹”性格發(fā)展的趨勢，他不會很快就走上革命道路的。魯迅勸聶紺弩割去這條“光明的尾巴”。聶紺弩心悅誠服，馬上就改寫了。可見，從認識之初魯迅就對聶紺弩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指導和幫助。

在聶紺弩主編《動向》期間，魯迅先后在該刊發(fā)表了《清明時節(jié)》《連環(huán)圖畫瑣談》《拿來主義》《略論梅蘭芳及其他》《罵殺與捧殺》等23篇雜文，投稿數(shù)量在報紙中僅次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這些雜文后來都收入《花邊文學》一書中。除了個人向《動向》投稿外，魯迅還推薦了頗有才華的文學青年徐詩荃的雜文，對聶紺弩的工作予以支持。同時，魯迅也不客氣地對聶紺弩文章中的錯誤觀點提出批評。1934年4月，《動向》就文藝的舊形式采用問題展開討論，聶紺弩曾發(fā)表《新形式的探求和舊形式的采用》，片面強調(diào)新形式的探求，并批評魏猛克的有條件地接受舊形式的觀點是“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魯迅在《論“舊形式的采用”》一文中對聶紺弩的偏頗之論予以批評。

創(chuàng)辦《海燕》

在聶紺弩和魯迅交談中二人得知，魯迅夫人許廣平和聶紺弩夫人周穎還是天津女子師范學校的校友，兩家從此更親密了。1934年5月18日，魯迅“遇葉紫及紺弩，同赴咖啡店飲茗，廣平攜海嬰同去。”此外魯迅夫婦曾兩次邀約聶紺弩夫婦在梁園豫菜館吃飯。第一次是1934年12月19日，那是東北作家蕭軍、蕭紅夫婦流亡上海不久，魯迅為給二蕭接風洗塵，也為讓他們結(jié)識一些左翼作家，于17日發(fā)函邀請，19日晚在梁園豫菜館聚會。是晚赴宴的有：魯迅夫婦及子海嬰、茅盾、蕭軍、蕭紅、葉紫，胡風夫婦因故未到，還有兩位，其中一位被蕭軍在《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里描繪成“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挾這樣、那樣的菜”，“臉形瘦削，面色蒼白，具有一雙總在譏諷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發(fā)蓬蓬，穿了一件深藍色舊罩袍。個子雖近乎細長，但卻顯得有些駝背的人”，這兩位就是后來成為蕭軍終生摯友的聶紺弩及其夫人周穎。魯迅精心安排這次宴會，把聶紺弩介紹給二蕭，既可看是對二蕭的關(guān)懷，也可看是對聶紺弩的信任。

據(jù)《魯迅日記》記載，魯迅第二次邀請聶氏夫婦吃飯，是在1935年5月8日夜，地點仍在梁園豫菜館。那一次是魯迅為聶紺弩入川送行。當時聶紺弩受黨組織的派遣準備去四川，到成都參謀團政治處搞情報工作，行前并未公開使命，魯迅也不過問，只是宴請聶紺弩夫婦，為聶紺弩送行，周穎因手頭工作太忙，沒有參加。前來作陪的客人還有胡風、梅志夫婦。專程設(shè)宴送行，表現(xiàn)出魯迅對于青年人的關(guān)愛和照顧。

◆魯迅的《狂人日記》對聶紺弩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聶紺弩的雜文風格被公認為最具“魯迅風”，其批判精神與文學立場深受《狂人日記》的啟發(fā)。

1936年初，已離開《動向》的聶紺弩致函魯迅，說要辦一個文學刊物。恰好此時蕭軍、胡風等人也有這個愿望。魯迅對胡風說：“如每人各辦一個，這就大大分散了戰(zhàn)斗力，不如大家合起來共同辦一個刊物。”后來經(jīng)魯迅、胡風、聶紺弩、蕭軍、蕭紅、吳奚如、周文等一起商定，創(chuàng)辦了《海燕》雜志，胡風負責組稿，聶紺弩聯(lián)系印刷發(fā)行。“《海燕》第一期署名‘史青文’編，就是聶紺弩想出來的。”魯迅對《海燕》大力支持，親自為刊物題寫了刊頭。據(jù)黃源回憶：“聶紺弩也為魯迅在大病前夕——1936年2月建立的文學創(chuàng)作陣地《海燕》出了力。魯迅在《海燕》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出關(guān)》和《‘題未定’草》（六至七），第2期上發(fā)表了三篇文章，《‘題未定’草》（八至九）《阿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聶紺弩后來回憶說：“《海燕》像一道長空的閃電，劃破了重重的黑暗，使人們眼前為之一亮。那個時期，左聯(lián)內(nèi)部由于文藝理論觀點的分歧，又夾雜有宗派主義情緒，已經(jīng)日趨分裂。《海燕》以它鮮明的旗幟，強烈的戰(zhàn)斗色彩，引起了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強烈反響。”

1936年6月，魯迅針對“國防文學”提出了“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聶紺弩是最早表態(tài)擁護這一口號的作家，他在6月15日出版的《夜鶯》月刊第1卷第4期上發(fā)表了《創(chuàng)作口號和聯(lián)合問題》一文，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這一邊，認為這個口號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光榮傳統(tǒng)，比“國防文學”更加具體，更加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不容易被歪曲理解。而“國防文學”則過于抽象，不管是在哪個國家，不管是在哪種社會形態(tài)，只要存在著民族解放戰(zhàn)爭，都可以使用“國防文學”的口號，因此遠遠不及“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創(chuàng)作口號的現(xiàn)實性與具體性。聶紺弩還與魯迅、茅盾、巴金、曹禺、吳組緗、張?zhí)煲怼⑻镩g、胡風、周而復等77人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推動了左翼文藝運動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短短兩年的交往中，聶紺弩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人格氣質(zhì)方面都受到魯迅深刻的影響，他將對魯迅的敬仰和欽佩融入到對魯迅的文學思想研究和個人創(chuàng)作中，認為“魯迅先生實在太廣大了，幾乎沒有什么曾逃過他的眼與手、口與心”。因為他是“由偉大的民主主義者走到偉大的社會主義者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偉大的文化界的巨人。”

紀念魯迅

魯迅很器重、支持聶紺弩，聶紺弩則非常敬仰、尊崇魯迅。據(jù)《魯迅日記》記載，在聶紺弩1934年主編《動向》開始一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前，魯迅與聶紺弩的書信交往從未間斷過，魯迅寫給聶紺弩的信有近20封。但最使聶紺弩遺憾的是，魯迅給他的這些信件，都在他1936年9月接受黨組織委派，護送丁玲赴陜北之前忍痛付之一炬，及至得到魯迅逝世的噩耗，他后悔莫及，感到十分痛苦，覺得對不起先生。聶紺弩自知從事的是危險的革命文學活動，又是未公開身份的共產(chǎn)黨員，替他人著想，他總是在接到信后，看完即毀。唯獨對于魯迅的來信，他總是冒著生命危險收藏起來，反復閱讀仔細體味，舍不得燒毀。他深知先生文字的價值和永久的紀念意義。臨去西安之前，他也是經(jīng)過了內(nèi)心痛苦的掙扎，終于下決心將先生寄給他的這些書信燒毀。可如今令他后悔莫及，成為終生的遺憾！聶紺弩與魯迅的所有通信，最后僥幸只保留下了一封，那是《漫畫與生活》雜志曾經(jīng)委托聶紺弩幫他們向魯迅約稿，他就給先生去了信。先生回信：“我的文章，卻是問題，因為欠賬太多了，也許弄到簡直不還。這刊物，我一定做一點，不過不能限期。如果下期就等著，那可是——糟了。”聶紺弩覺得別人所托未完成，但自己盡了力了，于是就將先生的信轉(zhuǎn)寄給了《漫畫與生活》的編輯。后來，這封信就成了魯迅給聶紺弩書信中唯一幸存的一封。

魯迅病逝后，聶紺弩日以繼夜地參加魯迅治喪辦事處的工作，他和胡風、巴金、歐陽山、黃源、蕭軍、張?zhí)煲淼?6人皆為啟靈、安葬、送棺、抬棺入穴者，陪伴著魯迅走完了存留在人間的最后一程。

在悲痛中，聶紺弩以淚研墨寫下了《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的悼詩，此詩后被黃源編在“魯迅紀念委員會”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首頁。現(xiàn)節(jié)錄首尾各一節(jié)，呈現(xiàn)給讀者：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那走在前頭的，

那高擎著倔強的火把的，

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著歌的，

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安息吧，親愛的朋友！

永別了，人民底同志！

我們要從你底尸身上走過，

踏著你底肉和骨和血，

踏著你指引過的路，

用我們底眼淚，

用我們底歌聲，

用我們底腳印，

造成你底墳墓，

愿你底英靈永遠和我們同在！

這首詩表達了聶紺弩對失去領(lǐng)路人的深沉憂傷與對未來的堅強信念。鐘敬文后來回憶這首詩說：“思想、意象、風格，跟他早年所寫的許多詩篇，有相當差異之處。但是，這首詩，四十多年前我讀了它，心里就很激動和欽佩。現(xiàn)在重讀它，還覺得它虎虎有生氣。恕我狂妄，我始終認為在數(shù)量不多的追悼魯翁的詩篇中，它是值得反復吟誦的一篇。”

魯迅病逝后，聶紺弩除了以上追悼詩，還有記述魯迅喪葬盛況的散文《關(guān)于哀悼魯迅先生》。此后，聶紺弩還寫過不少紀念和研究魯迅的文章，主要有：《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倡導者》《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讀魯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圖〉》《讀〈在酒樓上〉的時候》等等。在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年已78歲高齡的聶紺弩，還臥病寫下了10題22首的《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贊頌魯迅的精神和業(yè)績。

聶紺弩十分推崇魯迅“震爍一世”的雜文，他后來回憶說：魯迅的“雜文至少是很難再有了……然而這并不排斥與他同時代的人，他的后輩景仰他、學習他，學習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雜文，乃至模仿他的筆調(diào)之類。我就是學習乃至仿效魯迅的雜文的一個。”聶紺弩說：我“這樣一個人，雖然曾經(jīng)愛好、學習、甚至模仿魯迅的雜文，但無論內(nèi)容和形式，其不會相像，毫無是處，相隔十萬八千里，那是十分自然的”。聶紺弩是20世紀30年代“魯迅風”的重要人物，也是“當代雜文八大家”之首。夏衍說：“魯迅以后雜文寫得最好的，當推紺弩為第一人。”又說自己學習寫作雜文，“先是學魯迅，后來是學紺弩，紺弩的‘魯迅筆法’幾乎可以亂真”。李何林在評論“魯迅派”聶紺弩的雜文與魯迅的雜文有四個方面“近似”：一、戰(zhàn)斗性、現(xiàn)實性很高；二、借古諷今、借外諷內(nèi)、旁征博引，學貫古今中外；三、如匕首投槍；四、雖也“隱晦曲折”，和魯迅近似，但大多數(shù)是明白曉暢的，直斥中外反動派的思想和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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