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邱清泉傳》《淮海戰役親歷記》及相關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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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的上海,冬日的陽光透過老式里弄的窗戶,照在一張泛黃的信紙上。
邱國渭坐在小方桌前,手里拿著這封從大洋彼岸寄來的信件,信封上貼著美國郵票,郵戳日期是1978年11月15日。
信紙已經被翻看了無數遍,邊角處都有些磨損了。寫信的人是父親當年的部下,如今已在美國定居二十余年。
信中提到,如果有機會,愿意幫忙辦理相關手續。這封信在抽屜里已經壓了一個多月,每次拿出來,邱國渭都會陷入長久的沉思。
窗外傳來弄堂里孩子們的嬉鬧聲,樓下鄰居家飄來炒菜的香味,自行車鈴聲在巷子里此起彼伏,這些聲音構成了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全部記憶。
妻子在一旁洗著衣服,不時抬頭看他一眼。五個孩子陸續從學校和工廠回來,擠在這間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間里,擁擠但溫暖。
邱國渭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放回抽屜最里層,那個藏在心底多年的念頭再次浮現,這一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1】將軍遺孤的沉浮歲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進入最后的決戰階段,陳官莊一帶槍聲震天。
國民黨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在這場戰役中自殺身亡,終年四十四歲。
消息傳到上海時,已是1月中旬,正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邱國渭整整三天沒有合眼,只是坐在宿舍的床上發呆。
父親的死訊來得突然,卻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從1948年秋天開始,戰局就急轉直下,邱國渭能從報紙的字里行間讀出那些未說明的兇險。
邱清泉是黃埔二期生,1925年畢業后曾留學德國,專攻裝甲兵戰術。
回國后歷任團長、師長、軍長,在抗戰期間參加過多次重要戰役。
1948年,他擔任第二兵團司令,麾下有五個軍,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精銳力量。但在淮海戰役中,這支部隊被重重包圍在陳官莊地區,最終全軍覆沒。
邱國渭是邱清泉的長子,1927年出生于南京。童年時期,他隨父親輾轉各地,先后在南京、武漢、重慶等地生活。
1945年抗戰勝利后,全家遷往上海,邱國渭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那時的他還是個意氣風發的青年,熱愛讀書,喜歡思考,對未來充滿憧憬。
父親戰死后,擺在邱國渭面前的是一個艱難的選擇。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家屬紛紛南下廣州或者前往臺灣,有人勸邱國渭也趕緊離開。
但經過反復思考,他最終決定留下。
做出這個決定有多方面的原因,母親年事已高,不宜長途奔波;幾個弟弟妹妹還在讀書;而且他對這片土地有著難以割舍的感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邱國渭的大學生活就此終結,他的學籍檔案被永久封存。6月初,他接到通知,要求到街道辦事處登記家庭情況。
那是他第一次填寫那種詳細的履歷表,父親的名字、職務、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經歷,都要一一寫明。從那一刻起,他知道,這個身份將會伴隨他很長時間。
1950年3月,邱國渭被分配到上海第三機械廠工作。這是一家生產機械零件的工廠,位于楊浦區,距離市中心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他被安排在車間做學徒工,跟著一位姓王的老師傅學習鉗工技術。從大學生到工人,這個轉變對邱國渭來說是巨大的。
車間里機器轟鳴,油污遍地,夏天悶熱難耐,冬天寒風刺骨。但他沒有抱怨,只是默默地學習每一項技能。
學徒期的工資很低,每月只有十八塊錢。扣除伙食費和宿舍費,剩下的錢剛夠買些日常用品。
邱國渭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一間屋子住八個人,上下鋪,空間狹小。
晚上熄燈后,他常常躺在床上睡不著,想起在大學時的日子,想起那些未完成的學業,想起父親生前對他的期望。
1952年,邱國渭成為正式工人,工資漲到三十二塊錢。這時候,他已經在車間里干了兩年,技術日漸熟練,能夠獨立完成一些復雜的加工任務。
王師傅對他的評價很高,經常在車間會議上表揚他肯吃苦、肯鉆研。
但邱國渭心里明白,不管自己干得多好,升職加薪的機會都很渺茫,因為他的檔案里有那個特殊的記錄。
1953年6月,邱國渭結婚了。妻子叫李秀英,也是工廠的工人,在織布車間工作。
兩人是在工廠組織的聯誼活動中認識的,李秀英是個樸實善良的姑娘,沒有嫌棄邱國渭的家庭出身。
婚禮辦得很簡單,在工廠附近租了一間小屋,買了幾件簡單的家具,請了幾個要好的同事吃了頓飯。
沒有婚紗,沒有戒指,也沒有蜜月旅行,但兩個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希望。
婚后不久,李秀英懷孕了。1954年3月,長子邱明華出生。這是邱國渭人生中第一次當父親,看著襁褓中的嬰兒,他心里涌起一種從未有過的責任感。
他暗暗發誓,一定要讓孩子過上好日子,不能讓他受自己這樣的苦。
可是生活并沒有因為增添了新成員而變得容易。邱國渭的工資是三十二塊,李秀英休產假期間只有十幾塊的基本工資,兩個人的收入勉強夠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為了省錢,他們買最便宜的菜,穿最舊的衣服,連理發都是互相幫忙剪。
孩子的尿布是用舊床單改的,奶瓶是借鄰居的。
1955年到1962年間,李秀英又陸續生了四個孩子,老二邱明偉、老三邱明杰、老四邱明華、老五邱明珠。
一家七口擠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里,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邱國渭和李秀英睡一張床,五個孩子打地鋪,擠在一起睡。
夏天蚊子多,孩子們身上到處是包;冬天漏風,要蓋好幾床被子才能抵御寒冷。
養活五個孩子是件非常艱難的事情。邱國渭的工資漲到了四十二塊,李秀英的工資是三十五塊,加起來七十七塊錢要養活全家。
每個月的開支都要精打細算,買菜要挑最便宜的,買肉要等到快下班時去搶處理品,買衣服基本上都是去舊貨市場淘。
孩子們的衣服永遠是老大穿完給老二,老二穿完給老三,一直傳到老五。
1958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是邱家最艱苦的歲月。糧食定量減少,副食品供應緊張,全家人常常吃不飽。
邱國渭和李秀英把僅有的口糧盡量留給孩子,自己經常喝稀粥、吃野菜。那段時間,邱國渭瘦了一大圈,原本結實的身體變得干瘦,臉色蠟黃。
李秀英因為營養不良,連奶水都沒有了,最小的女兒差點沒能活下來。
1960年春天,老二邱明偉生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邱國渭抱著孩子跑遍了附近的醫院,可是都沒有床位。
最后還是工廠的工會出面協調,才在一家職工醫院找到了床位。邱明偉住了半個月醫院,花了四十多塊錢,這筆錢幾乎是全家一個月的收入。
為了湊夠醫藥費,邱國渭變賣了家里僅有的幾件值錢東西——一塊手表、一支鋼筆、兩床被子。
病好之后,邱明偉的身體一直很虛弱,需要補充營養。可是那個年代,哪里有什么營養品。李秀英每天省出自己的口糧,煮成稀粥喂給孩子喝。
邱國渭下班后去撈河里的螺螄、挖地里的野菜,想盡一切辦法給孩子補充點吃的。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五個孩子一天天長大。
他們從小就懂事,知道家里困難,從不亂要東西。老大邱明華十歲就開始幫著照顧弟弟妹妹,放學后要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
老二老三也很聽話,在學校里努力學習,爭取拿到獎狀。鄰居們都說邱家的孩子教育得好,懂禮貌,能吃苦。
【2】弄堂里的漫長歲月
1963年,工廠分給邱國渭一套房子,位于石門二路的一條小弄堂里。這是一棟兩層樓的老式里弄房子,邱家分到的是一樓的一間,面積二十平米左右。
雖然空間依然很小,但總算是有了個固定的住處,不用再擠在臨時工棚里了。
搬進新房子那天,全家人都很高興。李秀英把房間打掃得干干凈凈,邱國渭從舊貨市場買來幾件家具,孩子們幫著搬東西、整理物品。
雖然家具都是舊的,但經過精心布置,小屋也顯得溫馨起來。
邱國渭在墻上釘了幾排木板,用來放置雜物;李秀英縫了窗簾,把窗戶裝飾了一番;孩子們在墻上貼了一些畫報,增添了生活氣息。
這條弄堂里住著二十幾戶人家,大多是附近工廠的職工。弄堂很窄,兩邊都是老房子,墻上的水泥已經斑駁脫落,露出里面的磚塊。
弄堂口有一個公用水龍頭,每天早晚都有人排隊打水。廁所是公用的,在弄堂深處,十幾戶人家共用一個。
邱國渭一家很快融入了這個小小的社區。鄰居們都知道邱國渭是個老實本分的人,話不多,但做事認真。
李秀英則是個熱心腸的人,誰家有困難她都愿意幫忙。孩子們也和弄堂里的其他孩子打成一片,放學后在弄堂里做游戲、跳皮筋。
弄堂里的生活是擁擠的,也是熱鬧的。每天早上五點不到,弄堂里就開始有了動靜。有人起來倒馬桶,有人生煤球爐準備做早飯,有人在水龍頭邊刷牙洗臉。
到了六點鐘,弄堂里更加熱鬧,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自行車鈴聲、招呼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混在一起,構成了一支獨特的晨間交響曲。
邱國渡每天凌晨四點半就要起床,簡單洗漱后,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去工廠上早班。
從家到工廠有七八公里的路程,騎車要四十多分鐘。冬天的早晨特別冷,北風呼呼地刮,邱國渭裹著一件舊棉襖,戴著一頂舊棉帽,低著頭蹬著車。
夏天則是另一番景象,太陽還沒出來,空氣中就已經有了悶熱的感覺,騎到工廠時往往已是滿身大汗。
工廠的工作很辛苦。邱國渭在鉗工車間,主要負責加工各種機械零件。車床、銑床、鉆床的轟鳴聲從早到晚不停歇,車間里滿是機油的氣味。
夏天車間里像個蒸籠,溫度能到四十度以上,工人們光著膀子干活,汗水把工作服都浸透了。
冬天車間里雖然有暖氣,但靠近門窗的地方還是很冷,手指凍得僵硬,操作機器時要格外小心。
邱國渭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從學徒工干到三級工,再到五級工,技術越來越熟練,但職位始終沒有什么變化。
車間里比他晚進廠的人,有的已經當上了班組長、工段長,而他還是一個普通工人。每次評先進、提干部,輪不到他;每次分房子、發獎金,他也總是排在后面。
邱國渭心里明白這是為什么,但他從不抱怨。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把每一個零件都加工得精益求精,從不出次品。
車間主任曾私下跟他說過,如果不是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以他的技術水平,早就該當師傅、帶徒弟了。邱國渭聽了只是笑笑,繼續埋頭干活。
下班回到家,邱國渭還要幫著李秀英做家務。李秀英在織布廠上班,工作也很辛苦,回家后還要做飯、洗衣服、照顧孩子。
邱國渭盡量多分擔一些,生煤球爐、劈柴、挑水、修理家具,什么活都干。
晚飯后,他還要輔導孩子們功課,檢查作業。
五個孩子陸續長大,教育成了家里的頭等大事。邱國渭雖然沒能完成大學學業,但他深知讀書的重要性。
他省吃儉用,把省下來的錢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買書、買文具、交學費,這些開支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老大邱明華學習成績很好,在學校里年年都是三好學生。1968年他初中畢業,成績完全可以考上重點高中,但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在政審時被卡住了。
最后他只能去讀了一所普通中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工廠當工人。這件事對邱明華打擊很大,也讓邱國渭心里很難受。
老二老三的情況也差不多。他們都很努力,成績也不錯,但在升學、分配工作時,總是會遇到各種障礙。
邱國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無能為力,只能安慰孩子們,讓他們不要灰心,要繼續努力。
1966年開始,時局發生了很大變化。邱國渭因為父親的身份,成了被重點監管的對象。
工廠里組織了專門的學習班,要求他交代父親的歷史問題,交代自己的思想動態。每次學習班,他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低著頭聽別人的批評。
那段時間,邱國渭的日子格外難熬。白天在工廠里被批斗,晚上回到家里還要寫檢查材料。李秀英看著丈夫日漸憔悴,心里很著急,但也幫不上什么忙。
孩子們在學校里也受到歧視,經常被同學嘲笑、欺負。全家人都小心翼翼地生活著,生怕一不小心就會引來更大的麻煩。
1968年的一天,工廠的紅衛兵來到邱家抄家。他們把家里翻了個底朝天,尋找所謂的證據。
那些年積攢下來的一點東西,值錢的都被拿走了,書籍被當成四舊燒掉了,就連孩子們的課本都被撕毀了。李秀英抱著最小的女兒,躲在墻角,嚇得瑟瑟發抖。
邱國渭站在一旁,面無表情,任由他們搜查。
抄家之后,家里更加困難了。很多日常用品都被拿走,生活陷入了極度貧困。
邱國渭的工資也被扣了一部分,每個月只能拿到二十多塊錢。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李秀英的工資維持,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
那段時間,邱國渭學會了沉默。在工廠里,他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只是埋頭干活。
在家里,他也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抽煙,煙霧在昏暗的燈光下繚繞。孩子們看到父親這個樣子,都不敢靠近,只是遠遠地看著。
李秀英是這個家里最堅強的人。再苦再難,她都沒有放棄。她每天早出晚歸,努力工作掙錢養家。下班后還要操持家務,照顧老人和孩子。
她的手因為長期勞作而變得粗糙,臉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但她從不抱怨,總是默默地承受著一切。
弄堂里的鄰居們對邱家還算友善。雖然知道邱國渭的家庭背景,但大家都覺得他是個老實人,不會做壞事。
張阿姨家燉了雞湯,會盛一碗送過來;李師傅捕魚回來,會送幾條小魚;王奶奶包了粽子,也會分幾個給邱家的孩子。
這些小小的善意,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給了這個家庭莫大的溫暖。
1970年代初,工廠的效益不好,工資經常拖欠。有時候一個月只能發一半工資,剩下的要等兩三個月才能補齊。那段時間,邱家的生活更加艱難。
李秀英不得不到處借錢,才能勉強維持家用。邱國渭也想盡辦法增加收入,下班后去撿廢品賣,周末去幫人修理自行車,能掙一點是一點。
盡管生活如此艱難,邱國渭從未放棄對孩子們的教育。他告訴孩子們,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只要好好讀書,將來一定能有出路。
在他的堅持下,五個孩子都完成了基礎教育,雖然沒能上大學,但都學到了一技之長。
1972年,老大邱明華被分配到一家機械廠當鉗工,跟父親干著同樣的工作。1974年,老二邱明偉進了一家化工廠。
老三、老四也陸續參加了工作。只有老五邱明珠還在上學,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最疼愛的。
隨著孩子們陸續參加工作,家里的經濟狀況稍有好轉。雖然每個人的工資都不高,但加在一起也有一百多塊了。
李秀英終于可以偶爾買點肉,給全家改善一下伙食。孩子們也懂事,會把工資拿回家,貼補家用。
1976年之后,社會的氣氛開始慢慢變化。工廠里的批斗會少了,人們臉上的笑容多了。
邱國渭的處境也稍微好了一些,不用再頻繁地參加學習班,不用再寫那么多檢查材料。他的工資也恢復到正常水平,每個月能拿到五十多塊錢。
但邱國渭心里明白,這個身份的標簽并沒有真正消除。在工廠里,他依然是那個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在社會上,他依然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子女。
這個身份,不僅影響著他自己,也影響著他的孩子們。老大邱明華已經二十八歲了,到了該結婚的年齡,可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找對象很困難。
老二老三的情況也類似,很多姑娘一聽說他們的家庭背景,就搖頭拒絕了。
【3】時代轉折前的準備
1978年春天,上海的街頭巷尾開始流傳著一些新的消息。人們議論著形勢的變化,議論著可能出臺的新策略。
邱國渭在工廠的休息時間,也會聽到工友們的討論,但他很少參與,只是靜靜地聽著。
5月,《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關于實踐標準的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工廠里組織學習討論,邱國渭坐在人群中,聽著車間主任念報紙上的內容。那些話他聽得似懂非懂,但他能感覺到,一些東西正在悄悄地發生改變。
7月,邱國渭收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信封上貼著美國郵票,郵戳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這是他三十年來第一次收到來自美國的信件。
信是父親當年的副官張漢卿寫來的,信中簡單地介紹了他這些年在美國的生活,提到如果邱國渭有需要,可以聯系他。
邱國渭把信看了好幾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來,鎖在抽屜里。他沒有馬上回信,也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妻子。他需要時間思考,思考這封信意味著什么,思考自己該如何回應。
8月,老二邱明偉談了一個女朋友,是化工廠的同事。兩個年輕人感情很好,準備結婚。但女方家長聽說邱家的情況后,堅決反對這門婚事。
女方父親是個老干部,覺得邱家的成分不好,會影響女兒的前途。盡管女孩自己很喜歡邱明偉,但在父親的強烈反對下,最終還是選擇了分手。
這件事讓邱國渭很受刺激。他眼看著兒子因為自己的緣故而失去幸福,心里充滿了愧疚和無奈。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弄堂口,抽了一包煙。
煙頭在黑暗中一明一暗,照亮了他滿是皺紋的臉。他想起了父親,想起了這三十年的坎坷,想起了那封來自美國的信。
9月,邱國渭開始打聽出國的事情。他找到工廠里一個曾經辦過出國探親的同事,向他了解具體的流程和要求。
那位同事告訴他,現在出國還是很困難的,需要辦理很多手續,而且對家庭背景的審查很嚴格。邱國渭聽了,心里更加忐忑不安。
10月,邱國渭給張漢卿回了信。信寫得很簡短,只是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家里的情況,感謝他的關心,并詢問了一些美國的情況。
寫這封信的時候,邱國渭的手在微微顫抖。他知道,這封信一旦寄出去,可能就意味著某種決定的開始。
11月,張漢卿的回信到了。信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的生活狀況,以及華人在美國的就業情況。
張漢卿在信中明確表示,如果邱國渭有意來美國,他可以提供必要的幫助,包括辦理邀請函、安排住處、介紹工作等。
信的最后,張漢卿寫道,現在國內的形勢正在變化,出國的機會可能會越來越多,建議邱國渭可以考慮一下。
這封信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面,在邱國渭心中激起了層層漣漪。他開始認真地思考這個可能性。
去美國,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對家人來說又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在他腦海中反復盤旋,讓他夜不能寐。
12月中旬,一個重要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消息傳到上海時,整個城市都沸騰了。
工廠里召開大會傳達會議精神,邱國渭坐在人群中,聽著臺上慷慨激昂的講話,心里涌起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他說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知道,一個新的時代真的要來了。
會后,邱國渭騎著自行車回家,沿途看到街上的人們都在熱烈地討論著會議的內容。
商店門口貼出了新的標語,學校里傳來孩子們的歡笑聲,整個城市似乎都煥發出新的活力。邱國渭在人群中穿行,感覺自己好像也被這種氣氛感染了。
晚上,邱國渭把全家人叫到一起,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去美國的想法。五個孩子聽了都很驚訝,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可能。
老大邱明華最先表態,他覺得可以考慮,因為在國內確實看不到太多希望。
老二邱明偉剛剛經歷了失戀的打擊,對出國也持贊成態度。
老三老四還在猶豫,因為他們對美國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去了之后能干什么。
老五邱明珠最小,還沒有明確的想法,只是說愿意聽父母的安排。
李秀英聽完邱國渭的計劃,沉默了很久。她知道丈夫這些年過得很苦,也知道孩子們因為家庭背景受了很多委屈。
如果出國真的能改變命運,她愿意支持。但她也擔心,去美國這么遠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將來的日子會怎么樣,誰也說不準。
邱國渭理解妻子的顧慮,也理解孩子們的猶豫。他沒有急著要大家立刻做決定,而是建議先了解更多信息,再做最后的選擇。
但他心里已經有了打算,如果真有機會,他一定要試一試。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三十年,他受夠了那種處處受限制、時刻被監視的日子,他想給孩子們一個不同的未來。
12月底,邱國渭開始著手準備出國的相關事宜。他先是去街道辦事處咨詢了一下辦理出國手續的流程,工作人員給了他一份詳細的材料清單。
看著那長長的清單,邱國渭心里有些打鼓,但他還是決定一步步去做。
1979年1月初,邱國渭開始準備申請材料。首先要有美國方面的邀請函,這個可以讓張漢卿幫忙辦理。
然后要有單位的證明,說明申請人的基本情況和出國原因。還要有街道的證明,證明申請人的政治面貌和現實表現。
此外還需要戶口本、身份證、照片等一系列材料。
準備這些材料是一個漫長而繁瑣的過程。邱國渭每天下班后就騎著自行車往各個部門跑,遞材料、蓋章、等批復。
有時候為了一個章,要跑好幾趟。有時候材料不全,還要重新補交。那段時間,邱國渭明顯瘦了一圈,頭發也白了不少。
2月,張漢卿寄來了邀請函。這是一份正式的文件,由張漢卿以私人名義發出,邀請邱國渭一家到美國探親訪問。有了這份邀請函,申請程序就可以正式啟動了。
3月,邱國渭向工廠提交了出國申請。廠長看了申請材料,表情有些復雜。他知道邱國渭這些年在工廠里工作很努力,技術也很好,如果走了確實是個損失。
但他也理解邱國渭的處境,知道這個決定對他來說有多么重要。最后,廠長在申請表上簽了字,同意了邱國渭的申請。
4月,街道辦事處也出具了證明材料。負責辦理的干部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翻看著邱國渭的檔案,問了很多問題。邱國渭一一回答,態度誠懇。
那位干部最后說,你這些年表現還不錯,申請出國探親也是人之常情,我會如實反映情況的。
有了工廠和街道的證明,邱國渭把所有材料整理好,提交給了出入境管理部門。接下來就是漫長的等待。
他被告知,審批需要一段時間,具體多久不好說,可能是幾個月,也可能是更長。
在等待的日子里,邱國渭繼續正常上班,但心里總是惦記著這件事。
他經常會想,如果申請被批準了,該怎么辦?如果被拒絕了,又該怎么辦?這些問題在他腦海中反復出現,讓他寢食難安。
李秀英看在眼里,心里也跟著著急。她經常勸邱國渭不要想太多,該吃吃該睡睡,身體要緊。但邱國渭哪里能放得下心,這是關系到全家命運的大事,他怎么能不在意。
5月的一個下午,邱國渡正在車間里工作,突然被叫到廠辦公室。
他心里一緊,以為是出了什么事。到了辦公室,廠長遞給他一份通知,告訴他出國申請已經批準了,可以去辦理后續手續了。
邱國渭接過那份通知,手都在發抖。他看著上面的公章和簽字,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廠長拍了拍他的肩膀,祝他一切順利。
邱國渭連聲道謝,然后拿著通知回到車間,繼續工作。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滿腦子想的都是接下來該怎么辦。
下班后,邱國渭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到家后,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李秀英和孩子們。全家人都很激動,這意味著他們真的有機會去美國了。
但激動之余,又有些忐忑不安。畢竟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未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當天晚上,邱國渭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接下來的具體安排。
經過討論,他們決定采取分批的方式,不是一次性全家走,而是先讓一個孩子出去,在美國站穩腳跟后,再接下一個,最后他和李秀英再走。
這個方案看起來比較穩妥,風險相對較小,而且即使遇到什么問題,也不至于全家都陷入困境。
具體來說,他們決定先讓老大邱明華出去。老大年齡最大,已經三十歲了,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生活能力,去了美國后應該能夠照顧好自己。
而且老大沒有結婚,沒有家庭負擔,走起來比較方便。
確定了這個方案后,邱國渭就開始為老大辦理出國手續。這又是一個繁瑣的過程,要準備護照、簽證、體檢報告等一系列材料。
邱國渭已經有了第一次的經驗,這一次辦起來稍微順利一些,但依然要跑很多部門,蓋很多章。
6月,老大邱明華的護照辦下來了。拿到護照那天,邱明華看著這本深綠色的小冊子,心情復雜。
這本護照代表著他可以去美國了,可以離開這個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去尋找新的生活。
但同時,他也意識到,這意味著他要離開父母,離開兄弟姐妹,一個人去面對陌生的世界。
7月,邱明華去美國使館辦理簽證。簽證官問了很多問題,包括為什么要去美國、在美國有什么親戚朋友、打算在美國待多久等等。
邱明華按照事先準備好的答案一一回答。簽證官看了看他的材料,又問了幾個問題,最后在他的護照上蓋了章,簽證通過了。
8月初,一切手續都辦妥了。邱國渭在工廠附近的旅行社買了機票,8月15日從上海飛往香港,然后轉機去舊金山。
機票很貴,花了一千多塊錢,這幾乎是全家大半年的積蓄。但為了這個機會,邱國渭覺得值得。
8月15日這天終于到了。一大早,全家人就起床了,收拾行李,準備送老大去機場。
邱明華的行李很簡單,一個舊帆布包,里面裝著幾件換洗的衣服,一雙舊皮鞋,一本英漢詞典,還有家里湊的五百塊錢。
這五百塊錢是全家人省吃儉用攢下來的,是邱明華在美國最初的全部資本。
虹橋機場在上海西郊,從石門二路過去要一個多小時。
邱國渭一家人早早出發,坐公交車轉了好幾趟,終于到了機場。那個年代的虹橋機場還很簡陋,候機大廳不大,但已經聚集了不少人。
有些是送行的,有些是等著登機的,大家臉上都帶著復雜的表情。
辦理登機手續的時候,工作人員仔細檢查了邱明華的證件。護照、簽證、機票,每一樣都看得很仔細。
邱國渭站在一旁,心里緊張得要命,生怕出什么差錯。好在一切順利,工作人員在登機牌上蓋了章,交給邱明華。
離登機還有一個小時,一家人在候機大廳里坐著等。誰也沒說話,氣氛有些凝重。邱國渭看著老大,想說些什么,但不知道從何說起。
李秀英眼圈紅紅的,一直低著頭。幾個弟弟妹妹也都沉默著,老五邱明珠年紀最小,已經哭出了聲。
登機時間到了,廣播里傳來通知,去往香港的航班開始登機。邱明華站起身,背上那個舊帆布包。邱國渭拉著兒子的手,千言萬語最后只化成了一句話。
李秀英抱著兒子,眼淚終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幾個弟弟妹妹也圍上來,依依不舍。
邱明華通過安檢門,走進了候機通道。他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向家人揮手告別。
透過玻璃門,一家人隔空相望。邱明華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通道盡頭,邱國渭還在那里站著,久久不愿離去。
直到飛機起飛,沖上云霄,消失在天邊,他才在家人的催促下離開機場。
回家的路上,邱國渭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緊緊握著車把手,眼神空洞地望著前方。
他知道,從今天開始,這個家就要發生改變了,而這個改變,才僅僅是個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