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跨省傳喚”淪為“挾公器報復”的工具

別讓“跨省傳喚”淪為“挾公器報復”的工具

文|清哲木

近日，賓語撰文披露的《跨省傳喚自媒體人的范警官被移交紀委處理》一事，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據重慶市公安局兩江分局警務督察支隊反饋，涉事范警官因“確實存在執法問題”已被移交紀委處理。這起看似普通的執法糾偏事件，卻撕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口子：當公民對權貴的公開舉報石沉大海，而權貴對公民的一紙訴狀卻能換來警方“隔空傳喚”甚至“快遞傳證”時，公權力的天平究竟偏向何方？

范警官的操作堪稱“大膽”。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一十八條，異地執行傳喚必須在協作地公安機關協助下進行，不得擅自異地傳喚。公安部《公安機關異地辦案協作“六個嚴禁”》更是明確，嚴禁未履行協作手續跨區域傳喚，違者將被追責。然而，范警官僅憑一個跨省長途電話，就將傳喚證“郵寄”到了自媒體人手中，并警告“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傳喚的，公安機關將依法強制傳喚”。

這種“快遞傳喚”不僅是對法律程序的公然藐視，更透露出一種可怕的傲慢。法律規定的異地協作機制，本意是防止地方警力越界濫權、保障被傳喚人合法權益。而范警官的行為，無異于將嚴肅的國家強制力，變成了可以隨意投遞的“包裹”。正如督察部門事后所言，“根本就沒有這個事兒”——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程序，竟能堂而皇之地啟動對公民的追責程序，這背后暴露的是權力運行的失控。

這起案件最令人寒心的，莫過于執法機關的雙重標準。據當事人賓語透露，2025年12月，他曾在法庭上實名舉報何某某涉嫌強奸的犯罪線索，但三個月過去，音訊全無。然而，當何某某報警稱三篇未提及真實姓名、未指向具體身份的文章“侮辱”了他時，范警官們卻立刻“接單”，不僅立案，還雷厲風行地搞起了跨省傳喚。這種選擇性執法對權貴“有求必應”，對舉報“視而不見”的現象讓人感到不安。

一邊是公民舉報權貴犯罪的線索被漠視，一邊是權貴對輿論監督的投訴被高效執行。這種鮮明的對比，讓人不得不質疑：執法權的啟動，究竟是基于事實和法律，還是基于當事人的身份和能量？當公眾對“何某某”的實名舉報無人問津，而“何某某”對化名文章的投訴卻能調動警力跨省追責時，我們看到的不是法律的平等保護，而是公器淪為私斗的工具。

賓語在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我的公開舉報視而不見，反而對舉報人打壓刁難，不免有挾公器打擊報復之嫌。”這種“嫌”，正在吞噬公眾對法治的信任。

范警官如果真的被移交紀委處理，固然是“刀刃向內”的體現，但這起個案折射出的普遍性問題更值得警惕。近年來，從最高檢部署專項監督，到公安部嚴令禁止“趨利性執法”，高層對于違規異地執法的危害已有清醒認識。這類執法往往以“辦案”為名，行“逐利”之實，或者變相為特定關系人“站臺”“出氣”。

在這起事件中，何某某的身份是“億萬富翁”，是曾經的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委員”。這樣的身份標簽，是否讓某些執法人員產生了“有求必應”的沖動？當地警方在當事人未指明具體身份、文章內容多引用法院判決書和官方公開信息的情況下，依然強行立案并違規異地傳喚，這究竟是法律認知的偏差，還是人情關系的驅動？紀委的介入調查，正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法治社會不容“燈下黑”，要讓每一起執法都經得起公眾審視。

范警官的個案之所以引發網民的強烈反響，是因為它觸碰了法治社會的底線——公權力必須保持中立和謙抑，絕不能成為任何人打擊異己的私器。如果執法權可以被“點單”，如果傳喚證可以像快遞一樣隨意寄送，那么每一個普通公民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所幸，我看賓語在信息中說；重慶相關督察部門的及時介入和紀委的跟進處理。這證明制度內部的糾偏機制仍在運轉。但要徹底杜絕此類現象，僅僅處理一個范警官遠遠不夠。我們需要的是對“何某某”報案過程的倒查：是誰批準了立案？是誰默許了違規異地傳喚？這種“挾公器報復”的行為，究竟是個人意志還是某種潛規則的體現？

賓語的遭遇也提醒所有執法者：法律不僅是治國之重器，更是公民權利的護身符。那些試圖把執法權當作“人情”和“禮物”來運作的人，最終必將被法律反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公器私用，法理難容。范警官如被移交紀委，不應是事件的終點，而應是整治“選擇性執法”和“權力濫用”的新起點。我們希望重慶市紀委的調查能深挖徹查，還原真相，給公眾一個交代，也讓那些習慣于“看人下菜碟”的執法者明白：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權力之上還有黨紀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