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德國專家：中國“五年計劃”正在奏效，但德國還沒搞明白為什么

近日，中國通過 “ 十五五 ” 規劃綱要。在歐洲對華認知持續調整的背景下，這一中長期發展框架再次引發關注。

圍繞中國的產業政策、歐洲對華依賴以及德國未來的經濟定位等問題，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經濟學教授陶伯（Markus Taube）接受《歐洲時報》采訪。他認為，德國至今仍未真正理解中國的“五年計劃”，而這種認知偏差，正在影響其對中國乃至全球競爭格局的判斷。

記者：德國是否低估了中國的“五年計劃”？

陶伯：德國政界和商界對中國五年規劃存在較為根深蒂固的誤解。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將這種“計劃體系”簡單等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甚至與蘇聯模式劃上等號，這種理解顯然是不準確的。

在德國，無論政界還是學界，對產業政策一直存在明顯的排斥情緒。長期以來，產業政策在德國并未留下太多正面經驗，因此也缺乏制度性的信任基礎。

但與此同時，人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在產業政策的運用上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而所謂“五年計劃”，本質上正是這一政策體系的重要工具之一。

問題在于，德國一方面誤解了這些規劃的實際功能，另一方面又傾向于從原則上否定產業政策本身。可當你面對中國時，又會發現：那里顯然有一套正在發揮良好作用的東西，但我們卻解釋不清它為什么會起作用。

記者：歐盟強調減少對中國依賴，這是否低估了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

陶伯：在一些具體領域，歐洲確實對中國或其他國家形成了較高依賴。而在穩定環境下，這種依賴并不構成問題，但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就可能轉化為風險。

當前歐洲正在推進更具前瞻性的調整，這本身可以理解。例如，中國對稀土出口的限制，確實對德國工業造成了沖擊，因為德國在這一領域依賴程度較高。

但需要看到，這類變化同時也會強化一種政策邏輯，所有那些主張“我們必須擺脫中國”立場的人，都會因此獲得更多論據，因為他們會說：看，這就是脅迫，這種事已經開始發生了。

也就是說，在某些具體領域，我認為德國確實應該減少對中國這種單方面的依賴，無論是作為進口來源地，還是作為采購市場。

記者：德國正加強與印度合作，印度會成為更好的替代選項嗎？

陶伯：我個人認為，從多個維度來看，中國仍然是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中國擁有非常強大的工業基礎。中國的產業集群和工業園區，是我們在全球范圍內所能看到的最具生產力、最具競爭力的體系。中國擁有穩定而連貫的政策，特別是產業政策，同時整體上還擁有龐大的、高素質專業人才儲備。

印度則不一樣。印度是一個大市場，印度也在增長，也在追趕式發展，但印度同時也存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比如說，印度國內至今仍然存在事實上的內部關稅壁壘，整個國家本身就高度碎片化。

在人力資源方面，印度確實擁有頂尖教育機構，如印度理工學院，但從整體來看，高質量人才的分布呈現出明顯的斷層，難以形成廣泛支撐。

這意味著，印度勞動力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整體素質，與中國相比要明顯低得多。再加上它的政治和制度結構，從整體來看，我認為，中國顯然是比印度更有吸引力、也更具潛力的合作伙伴。

記者：未來10至15年，德國會扮演什么角色？

陶伯：德國未來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已經由當前的發展路徑決定。

德國目前存在巨大的改革需求。如果這些改革不能以足夠堅決的方式推進下去，那么德國作為一個經濟區位的競爭力將持續下降，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也會受到影響。

這并不意味著德國企業整體會衰落。許多企業本身已實現全球布局，仍具備較強競爭力。但問題在于，“德國這個區位”本身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所以必須盡快作出改革。

我們需要減少制度性障礙，優化企業環境，當然，我們也必須把德國放在歐盟框架內來思考。單一國家的體量已難以應對全球競爭，我們需要整個歐盟都成為一個在全球競爭中強有力的行動者。

我們所面對的，不再只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越來越明顯地演變成生態系統之間、結構之間的競爭。而在這一層面，歐洲在過去二十年中確實失去了一部分優勢。我們必須重新把這種競爭力建設起來。

未來，德國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這種競爭力，也將直接決定德國和歐洲未來在與中國關系中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我們究竟能不能繼續作為中國一個平等的合作伙伴而存在，還是會不斷失去自身實力？如果是后者，那當然會非常不利。

（歐洲時報德國版小婺生采訪報道，轉載請注明公眾號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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