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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選自
《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
楊銀祿,中共黨員,1967年調到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調任江青機要秘書,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辦五七學校勞動,1975年回中央警衛團。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辦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視員。1988年退休。楊銀祿是江青四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近六年)。任職期間他與江青幾乎朝夕相處,對這一時期的江青的了解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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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父病故速歸”的電報;江青說:你父親去世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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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父病故速歸”的電報
1968年1月2日,我調到江青辦公室工作沒多長時間,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電報。
我看過電報以后,歸心似箭,真想請個假回去看看,親自伺候伺候生我養我、含辛茹苦七十多歲的老父親。等我冷靜下來以后,心想,組織上信任我,把我派到這里工作,情況還未熟悉就請假回家,實在難以開口,于是就默默地把電報放進辦公桌的抽屜里,沒有向任何人講,把難過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歸”的加急電報。噩耗傳來,我悲痛欲絕,怎么也控制不住難過的心情。男兒有淚不輕彈,親人離世淚滿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
閻長貴知道我父親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電話請示汪東興(江青還沒有起床),汪東興批準我回去料理老人的喪事。
汪東興考慮到我調到江青處工作時間不長,還沒有正式和江青接觸,閻長貴還沒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處理,她不會找我處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無須再報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東興批準我回老家以后,閻長貴派人替我買了火車票,又派車把我送到火車站。我就這樣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還沒有顧得上環視周圍的親人,就直奔父親居住的南屋,一進房門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蠟黃、直挺挺地躺在門板上的老父親。我快步跑到父親的遺體旁,抱著他的頭痛哭起來,全家人也跪在地上號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親埋葬在我家的祖墳上。
父親的去世,使我極度悲痛,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患上了急性胃腸炎,上吐下瀉,發高燒,渾身沒有一點力氣。原本想,掩埋了父親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動彈,無法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養病。
第四天,中央辦公廳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趕快回北京,并帶來汪東興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楊銀祿同志,你的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當時,我上吐下瀉還沒有止住,高燒還沒有退下來,身體十分虛弱。我的老母親不愿意我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幾天。經過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親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說:“在外邊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還是國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給國家了,忠孝就不能兩全,快點回去吧,不能為了家的事,耽誤國家的大事。”我聽了老人的話,想馬上走,可是站不穩,走不動,況且,我的家離定縣火車站有45華里,我家又沒有自行車,怎么到火車站呢?還是毛干事有辦法,他從當地駐軍三十八軍要了一輛吉普車。當時,定縣的群眾分兩派,形勢比較亂,部隊的領導怕我們不安全,車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槍,一位戰士手持沖鋒槍,把我護送到火車站,我們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東興的住地。
由于在火車上折騰了一天時間,我兩腿發軟,心發慌,一走進汪東興的會客室就昏迷過去了。汪東興的秘書高成堂見此狀,立即叫來醫生,給我吃藥、打針,我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不知道睡了多長時間,醒來以后,我發現汪東興坐在我旁邊。他對我說:“你父親的后事處理完了吧?你父親剛剛去世,為什么把你叫回來呢?因為你回家前,王力、關鋒出了問題,被隔離審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懷疑她身邊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覺得身體好些了就趕快回釣魚臺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經過醫生的治療,我休息了一會兒,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輕松多了,就回到了釣魚臺。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發生了閻長貴被帶走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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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說:你父親去世是假的
閻長貴是1月9日被抓走的,1月10日下午2點鐘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鈴叫我。我聽到鈴聲,就小心翼翼地走進她的辦公室。
她說:“我在中南海的辦公室,有一個保險柜,柜子里有一檔(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時候,你給我取回來,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丟了,也不能搞亂了,我說的你記住了嗎?”
我像在部隊里那樣大聲地回答道:“記住了,你還有什么指示?”
我說完了,準備起身離開。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講話的聲音不能小點嗎?速度不能慢點嗎?你講話跟打機關槍一樣,我受不了哇!對這點規矩,你必須記住!”
我小聲說:“好。”
我參加工作10年,雖然遠距離地見到過不少中央領導,可是,如此近的距離和如此大的人物一起談話,還從來沒有過,但我卻絲毫沒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緊張。
回到我的辦公室,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感到內衣濕漉漉的,我脫掉外罩絨衣一看,襯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飯,我聽到打鈴聲,她叫我,我進入她的餐廳,見李訥端坐在餐桌的南邊。我沒有看見江青的表情,就低聲慢語地問江青:“你叫我,是不是讓我在你午休的時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來?”
我站在她旁邊大約等了一分多鐘,也沒有聽到她說一句話。這時,我覺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發現她的下巴往前伸著,嘴唇打著哆嗦,她咬牙切齒地大聲喊道:“誰叫你去取文件?我問你,你前幾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說:“我父親去世了,經請示汪東興同意,回去料理喪事去了。”
江青聽了我的回答,大聲地說:“你父親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們把你支走的,他們好干壞事。”
我聽江青這樣說,就忙解釋說:“別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親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話,可以派人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調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來的,我父親是真去世還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聽了我的解釋,認為有失她的威嚴,大聲吼道:“你在撒謊!我現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墳墓扒開,看看尸體是不是你的父親?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釋?如果不是你父親,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邊說,一邊站起來,把一雙筷子狠狠地往飯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彈起來落在地板上。她雙手叉在腰間,用更高的聲音狂叫:“你,你剛剛來我這里,就敢跟我頂嘴,以后還了得,你給我立即滾出去!”
我的心情緊張極了,覺得兩腿在打哆嗦。這時,我盼望李訥替我說幾句解圍的好話。李訥只說了句:“楊秘書,不要著急,有話慢慢說。”她媽的地位那么高,權力那么大,她能說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滾,我不能再說什么了。
我含著淚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躺在床上,難過極了,失聲痛哭起來。
面對著潔白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親生于1894年,74歲離開人間,一生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解放前,給地主扛長活,逃荒要飯,受盡統治階級的欺壓和剝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應該好過一些,可是,我有四個姐姐,其中三個姐姐先后出嫁了,但家庭負擔仍很重。父母親省吃儉用,把我哥哥、弟弟和我送進學校讀書。他們盼望我們將來有個出息。當時弟弟還小,母親身體不好,全家六口人,只有我父親一人勞動,日子過得艱難是可想而知的。平時沒有好吃的,就是偶爾有一點點,也是讓給年小的弟弟和多病體弱的母親。
我父親勞動強度大,肚子吃不飽,不到60歲,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氣管炎復發,徹夜不停地咳嗽。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民,他忠厚樸實,勤勞善良,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任勞任怨。他脾氣特別好,即使我們做錯了什么事,他也很少發脾氣,更沒有打罵過我們。我們對他老人家特別敬重,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沒有經濟能力。我參加工作以后,離開家鄉,更沒有機會孝敬他。他離開人世之前,我也沒有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沒有親手喂他一口水、一口飯,也沒有說上一句安慰話。他病重時,不停地喊著我的名字,想在斷氣前見我一面,但他沒有如愿,想來想去,我深深感到很對不起他老人家。他的去世,使我萬分悲痛。
身為中央領導人的江青,對一位普通工作人員的親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還揚言派人扒開墳墓驗尸,我真感到來她這里工作是進錯了門,認錯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覺得氣憤。于是,我從床上爬起來,打電話給汪東興,想把心中的苦悶向他傾訴。我說:“汪主任,請你趕快來吧,我在這里干不了啦。”
汪東興急忙問:“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邊哭一邊說:“在電話里說不清楚,你來了以后就知道了。”
沒有等多長時間,汪東興就真的來到了11號樓。
汪東興來了以后,我的情緒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但我極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剛才發生的事,向他訴說了一遍。我說:“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沒有能力干秘書工作;二是我不適合在她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沒法干;三是我受不了這種窩囊氣。你快點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說過,不適應這里工作再回警衛團嗎?……再說,她不是叫我滾嗎?我滾就是了。”
汪東興聽了我的訴說,臉上出現比較復雜的表情,他說:“她叫你滾出去,是叫你趕快離開她的餐廳,并沒有說她不用你了,我現在還不能把你帶回去。我跟她談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是用你還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確說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帶回去也不晚。”
汪東興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來到她的辦公室。一個小時以后,汪東興從樓上下來,對我說:“她是懷疑我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經跟她說清楚了。你在這里再干一段時間試試,如果實在不行,她又的確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衛團。”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著汪東興。他又勸導說:“批評是動力嘛!要經得起批評嘛!”
“有她這樣批評人的嗎?太傷人的感情了。”我生氣地說。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講嘛。”汪東興顯然是對江青這樣的做法不滿意,也不讓我再說下去了。
汪東興是我的上級,我認為他的話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輕聲地說:“那就聽你的,再試試吧!”
(文字轉自老知青家園;圖片來自網上,老正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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