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主席問賀龍：那個給八路送過4000大洋的土財主高四爺在哪

1939年，毛澤東放下手里的文件，問身邊的人：那個給八路軍送過大洋的土財主，高四爺，人呢？

這一問，問的不是一個土財主。問的是，一個家里有地、有廠、有船的大地主，憑什么放棄一切，跑去跟鬼子拼命。

這個問題，值得從頭說起。

白洋淀邊的"高四爺"

河北任丘，白洋淀往南，有個大茍各莊村。

這個村里，高隆基家出了四個兒子。老大高士坦，老二高士奎，老三高士芬，老四高士一。排行最末，卻最出名——鄉里鄉親不叫他大名，開口就是"高四爺"，叫得又親又敬。

高士一到底是個什么人？

他不是那種只會收租子的老財。從小讀過幾年私塾，跟著二哥闖蕩社會，學過耕田、趕車、馴馬、打鐵，還粗通中醫，能扎針推拿，常給鄉親免費開方。

村頭的娘娘廟，是他出錢改成女子小學的；村里的"三官廟"，是他親手改造成文化宣傳室的。在那個年代，一個大地主帶頭反對婦女纏足、組織青少年演現代劇，這本身就是件稀罕事。

正因為如此，國民政府把他推舉為河北省河務委員，負責大清河、子牙河沿岸八縣的河堤水務管理。這是個跑腿的差事，他卻跑得認真，百里河堤來回奔走，秉公辦理，受過政府嘉獎。

但他骨子里不是官場那塊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從收音機里傳出來。高士一一邊聽廣播一邊抹眼淚，心里憋著一股氣。他特地從天津買回一臺稀罕的收音機，每天定時收聽，生怕漏掉任何一條戰況。

得知在保定讀書的兒子高萬德因參與抗日救亡運動被開除學籍，他沒有責罵，反而說——學生愛國，有什么錯！

這句話，是一個大地主說出來的。此后幾年，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繃著。

毀家紓難——散盡千頃地，拉起抗日隊

1937年7月，日本人打進來了。許多人開始打算跑路。有錢的收拾細軟，往漢口、重慶挪窩；沒錢的扛著包袱往鄉下躲。白洋淀邊上的任丘，也不例外。高士一沒動。

同年10月，中共地下黨員侯玉田受中共保屬省委指示，專程趕到大茍各莊，找到高士一。兩人是老相識，侯玉田開門見山，拿出蓋有河北人民自衛軍司令員呂正操大印的委任狀，委任高士一為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五路總指揮。高士一當場接了。

接下來，他做了一件在旁人眼里堪稱"瘋"的事。

面粉廠，拆。磚瓦廠，賣。田地，直接分給佃戶。家產散出去，換來的是錢，錢換來的是槍，槍換來的是人。這支隊伍最初拉起來，不過三十來號人，槍比鋤頭還少，但高士一給它取了個名字：冀中人民自衛軍第五路。

家族里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

三哥高士芬站出來，把話說得很難聽，威逼高士一放棄抗日、回頭打理家業。不止如此，他甚至找人把到高士一家指導工作的共產黨員侯玉田軟禁在外客廳，要用這種方式逼弟弟就范。高士一不為所動。他平靜地把侯玉田從外客廳接出來，向他道歉，然后繼續干。

這場兄弟間的對峙，是當時無數家庭共同面對的撕裂——有人選擇保住家產，有人選擇押上性命。高士一選的是后者。

隊伍開始擴張。高士一利用多年積累的人脈，一個接一個去談。蘇橋商團有五六百人，一直在日本人和共產黨之間搖擺。高士一冒著嚴寒坐冰床子過河去談，把道理一條條擺開，蘇橋商團最終攜械加入。其余幾路搖擺不定的武裝——黃久征部、戈福生保安團、魏大光部、辛育明部——一個個被他收編進來。

到1937年12月，高士一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彼時，他的隊伍還不滿編，但他已經不再是那個任丘的土財主了。

到1938年底，這支隊伍人數突破八千。八千人，從零開始，只用了一年多時間。

番號一換再換，地主當上了司令員

隊伍大了，就得整編。

1938年6月，上級命令下來——第五路改番號，變成八路軍三縱隊獨立第一支隊，高士一任司令員，楊琪良任政治部主任。三個月后，又一道命令：改為冀中軍區獨立第四支隊，高士一仍任司令員。

這期間，有一件事值得單獨說說。國民黨方面坐不住了。中央監察委員邵鴻基以"聯絡員"名義來到冀中軍區司令部，點名要見高士一——他倆以前有交情，邵鴻基當任丘縣長時和高士一來往甚密。經軍區領導同意，高士一見了他。

邵鴻基出手不小氣：高官、槍炮、電臺，一樣一樣擺上來，最后把蔣委員長也搬出來了，說只要高士一愿意投誠，什么都好談。高士一拒絕了。

不只是拒絕，他還把整個會面經過原原本本報告給了支隊黨組織。

這一動作，說明他想清楚了——他不是在兩條路之間搖擺的人，他只走一條路。

與此同時，隊伍的物資保障也靠他一手操持。從保定運棉布，從天津運磺胺，從石家莊運電池，兩年間三百多趟運輸，條條線路都是他打通的。高家老宅變成中轉站，后院地窖底下埋著電臺，門楣上還掛著"高記糧行"的舊招牌，風吹雨打，沒人敢摘。

大地主當旅長——賀龍拍桌子，老紅軍不服氣

1939年1月，八路軍120師挺進冀中，帶來了一批久經考驗的紅軍干部。

2月，軍區給獨立第四支隊派來政治委員幸世修。不久，經幸世修和楊琪良聯名介紹，高士一正式入黨。入黨不過幾周，命令接踵而至。

1939年3月28日，上級整編命令落地：獨立第四支隊三個團，加上120師715團（欠第三營），合并組建為120師獨立第一旅。

旅長：高士一。副旅長：老紅軍干部王尚榮。政委：朱輝照。副政委：幸世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

命令下達，軍營里起了雜音。

有老紅軍私下嘀咕：流血打仗這么多年，憑什么讓一個才入黨幾個月的大地主坐旅長的位置？這股情緒不是秘密，連警衛班都聽得到。

賀龍聽說了，直接拍了桌子。

他把質疑的人叫來，一條條擺事實：高士一散盡家產，拉起八千人的隊伍；拒絕國民黨拉攏，把會面經過原原本本上報組織；兩年間打通冀中物資線，靠的是真刀真槍的膽識。功勞置于成分之前，這是統一戰線的基本邏輯。

雜音壓下去了，但沒有徹底消散。

真正讓老紅軍們閉嘴的，是戰場。

齊會大捷——白洋淀邊，旗上刻著"高士一"

1939年4月下旬，任務來了。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親自坐鎮指揮，獨立第一旅奉命參加河間齊會——南留路戰斗。對手是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三聯隊吉田大隊，是一支在華北戰場上橫沖直撞的精銳部隊。

戰斗打了整整三晝夜。

獨立第一旅死死咬住陣地，沒有后退。最終，吉田大隊七百余人被殲。這場仗，成了冀中抗戰史上的經典戰例之一。齊會之戰結束后，紀念碑立起來了。碑上刻的八路軍功臣名單里，赫然有獨立一旅旅長高士一的名字。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親筆在自己的照片上簽名，讓人把這張照片送給高士一，以示鼓勵。這是一種罕見的認可方式——不是一紙嘉獎令，而是一張帶有個人溫度的照片。

此后，獨立第一旅的戰績持續疊加：陳莊戰斗中采用"螳螂背火"戰法，五個小時擊斃日軍百余、繳獲迫擊炮三門；雁北保衛戰彈藥告急，高士一親自帶三個班翻雪山偷襲日軍倉庫，繳獲彈藥滿載而歸，還把三分之二分給兄弟部隊；1940年百團大戰，獨立第一旅先后襲擊陽泉、磁窯鐵路沿線，爆破路段六十余處，八路軍總部簡報第一次把"高士一"與"奇襲專家"四字綁在一起。

那些曾經嘀咕過的老紅軍，再也沒人提他是地主。

以商制敵——延安貨棧與一個旅長的晚年

1943年，戰局膠著。國民黨重兵封鎖陜甘寧邊區，邊區軍民物資極度匱乏。組織想到了高士一——這個打過仗、更懂做生意的人。

受黨中央委派，高士一率部打通關中地區的物資互換渠道，在延安建立貿易貨棧。彼時，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長帶領下在南泥灣開荒種糧，糧食有了；獨立第一旅在高士一帶領下在邊界地帶搞物資互換，日用物資有了保障。兩支隊伍，一個種地，一個跑商，共同撐起延安的物資供給線。

但年歲終究追上來了。高士一不再帶兵打仗，調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此后轉任專管生產工作的處長。

日寇投降后，他調離獨立第一旅，先后任晉綏軍區后勤部副部長、西北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陜西省交通廳廳長、接管西北交通系統的軍代表。新中國成立后，又任西北建筑工程總局副局長。

1961年，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高士一進京，出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那是一個照顧老同志的位置，但也是一份真實的信任。十年浩劫期間，他得到了保護。

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因病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那個問題，到底怎么回答

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毛澤東問：那個土財主高四爺，人呢？

如果要用一句話回答，大概是這樣：他在戰場上，在物資線上，在冀中八千人的隊伍里，在齊會紀念碑的功臣名單里。

歷史給了高士一一個不算宏大的結局。他沒有封將拜帥，沒有赫赫軍銜，卻是那十二路冀中司令中，唯一一個善終的。

這個細節，比任何評語都有力。

一個人做了什么選擇，最后會有什么結局，歷史記得清楚。

白洋淀的水還在流，風吹過來，蘆葦倒下去，再立起來。高士一把地散了，把錢出了，把命押上去。最后，他什么都沒留下，又什么都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