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丁盛到北京后，給聶帥寫了封信請求：把我的關系轉到廣州吧

1984年9月18日，南昌。雨剛停，七十二歲的丁盛走在去醫院的路上，突然心口發緊，一個踉蹌，重重摔倒。路人的驚呼與急救車的鳴笛交織，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將第一次被病痛奪走了鎮定。那次搶救，他沒掉過一滴淚，卻在病房里低聲吶喊：“怎么就熬到這種日子？”醫生聽懂了，卻不好接話，畢竟眼前的老人，曾是54軍首任軍長、兩度大軍區司令員。

醫院出院單上寫著“建議轉地休養”。組織很快決定：南昌干休所，團級。每月生活費150元，不得攜子女。決定一公布，熟悉丁盛脾氣的人都在擔心：這位“火將軍”真能安靜坐得住？果然，剛到干休所，丁盛就悶悶不樂。朋友來訪，他只扔下一句：“槍林彈雨里都沒服過輸，可現在動不了一點兒情理。”

焦躁與病痛同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往事、廣州軍區的榮光、南京城頭的檢閱畫面，交替掠過。他最放不下的仍是廣州——那段最能調動血脈的歲月。1971年8月，毛主席在廣州接見他時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丁盛記到今天：“你和黃永勝關系那么好，他要是倒了，你怎么辦？”那時他沒聽懂，后來聽懂了，卻回不到從前。

1989年冬，丁盛到深圳陪女兒。珠江口的海風讓他精神好了些，老戰友楊梅生的遺孀劉堅得知消息，立刻請他到廣州小住。越過羅湖橋時，丁盛一句玩笑：“還是這片天順眼。”可落腳沒兩天，他又惦記起自己的“關系”：人在南昌，心在廣州，醫療、照顧、生活圈子，全卡在地域限制里。劉堅勸他：“要不再去北京走一趟？”丁盛沉默片刻，點頭：“再試一次。”

1990年5月，京城春深。丁盛住在復興路旁一間老干部招待所，墻壁斑駁，樓道里掛著“安靜休養”四個大字。跑了幾個部門，答復要么“再研究”，要么“耐心等待”。三個月過去，毫無著落，他不想再耗，卻又不甘心。就在此時，老秘書陳宏康幫他聯系到聶榮臻辦公室的周均倫。周主任見他步履蹣跚，先行一步到樓下攙扶，“老首長知道您來了，讓我請您寫個報告。”

丁盛回到房間，攤開信紙，寫下七行。字跡不再鋒利，卻句句直白：一、申請將組織關系轉回廣州；二、請求批準隨遷家屬；三、如身體允許，愿繼續為部隊青年授課。末尾署名“丁盛，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信送到西山后，聶帥很快批示：“老同志有困難，應妥善解決。”批條遞回，丁盛心中一熱，“總算有人聽見了。”

然而，批示在多個部門間輾轉，杳無后文。北京入秋，夜里氣溫驟降，他的舊傷開始作痛。一次會面中，他苦笑著對戰友李維英說：“批條有了，可回廣州的車票還得自己找。”李維英拍拍他的肩，“別灰心，咱們再想辦法。”帶著這一絲鼓勵，丁盛挪到天津，借住蕭思明家。老戰友把自己的車送去接他，還塞給他一沓零錢：“天冷，多買件棉衣。”丁盛推辭不掉，只低聲道：“記賬，回頭還你。”蕭思明大笑：“打了一輩子仗，別跟兄弟算錢。”

天津的秋風把人吹得清醒。丁盛回望金湯橋，想起抗戰年月夜襲敵據點的喧囂；站在民權門，又憶起解放天津的炮火。戰友們用湊來的幾十塊錢為他餞行，他終究拗不過，收下，眼圈微紅。火車南下時，他握著車窗扶手，自言自語：“得趕在今年冬天前回到南方，否則這身骨頭扛不住。”

廣州還是來了消息。1993年春，總政治部復函：同意丁盛移歸廣州軍區第二干休所，待遇副師，月供給550元，家屬可隨遷。批件送到南京的小巷子時，屋里燈泡昏黃，丁盛正在桌前擇菜，聽完后放下刀，兩秒沉默，只說一句：“算是塵埃落定。”隨后，他獨自到院子里站了許久，沒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

搬到珠江岸邊的新干休所后，生活條件改善不少。有人提醒：“老首長，樓層高，您就不用每天爬樓梯買菜了。”他擺擺手：“動一動，不至于廢。”遇到年輕軍官來請教，他仍習慣掏出作戰筆記，講得投入，“山地穿插要像釘子，一旦進去，就要死死咬住。”聽眾敬佩，卻也看得出，這位昔日“丁大膽”，體力已大不如前。

1998年，老檢察長黃火青兩次進京奔波，試圖為丁盛徹底澄清歷史遺留問題，都無果而返，還寫信賠罪：“愧對故人。”信紙折痕清晰，丁盛反復撫摸，喃喃道：“不是你的錯。”夏末酷熱，他頻繁低燒，自己也明白大限將近。一次發燒到四十度，他對女兒說：“你媽能照顧我，我已是三靠俱全。”女兒問“哪三靠？”他揮揮手，“妻兒、組織、戰友。”說完安穩睡去。

1999年9月25日凌晨，廣州細雨。守夜護士發現心電圖驟然拉平，急救未能成功。丁盛走得安靜，沒有留下只言片語。走完最后一程，他再沒等到那張徹底“洗白”的結論，卻終于安睡在最惦念的南方。告別儀式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兵哽咽：“丁軍長，您的關系，早在我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