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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副主任尹艷林
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是當前首要任務。進入“十五五”,新舊動能轉換壓力顯現。2026年增長目標設為4.5%-5%,意在穩中求進。政策層面加大逆周期調節,更強調改革與政策協同,以激發內生動力。改革是突破口,宏觀穩定需靠深層次改革破題,要持續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統一大市場建設、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以開放促改革都是其中的重點領域。產業重構是深層次改革的牽引。要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加快推動全面綠色轉型。宏觀穩定、深化改革和產業重構,三者歸根結底是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系。
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當然,深化改革至關重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強化改革舉措與政策協同。從“十五五”規劃綱要的視角來看,推進深層次改革依然是發展的關鍵。在必須遵循的五大原則中,“堅持深化改革”被明確列出,并特別提出推進深層次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也強調,完成“十五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需要應對更復雜的環境,解決更多深層次矛盾。這表明,要解決深層矛盾,必須依靠改革。
進入“十五五”新階段,現代化更需要大膽探索,以創新引領發展,贏得未來。這里的創新不僅指科技創新,也包含制度創新,因為科技創新的前提往往是體制改革。我在去年出版的《深層次改革》一書中,大部分篇幅論述了改革內容,并專門探討了如何保障深層次改革有效推進。其中的核心觀點是:沒有宏觀經濟的穩定,改革就很難推進。因此,守住宏觀經濟穩定的底線,是確保改革順利實施的前提。這也是我將“宏觀經濟穩定”列為首要任務的原因。
回顧“十四五”時期,我國取得了巨大成就,GDP連跨了四個大臺階,年均增速位居世界前列。但今年兩會也明確指出了問題: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發改委的計劃報告對此進行了展開說明:舊動能正在放緩,而新動能的增長尚不足以彌補舊動能放緩導致的缺口,從而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此外,“供強需弱”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場預期偏弱,尤其是指出“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這一判斷經歷了明顯的演變。去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提出“鞏固房地產市場穩定態勢”,到了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變為“著力穩定房地產市場”,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明確指出“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
從數據來看,盡管保持了穩定增長,但下行壓力依然存在。去年各季度增長率呈持續下降趨勢。雖受基數因素影響,但排除基數因素后,壓力仍在。從供求關系看,物價最具代表性。CPI始終在零附近徘徊,PPI仍處于負區間。盡管今年一二月份有所回升,但是否是根本性扭轉尚存疑。房地產方面,投資和銷售降幅并未明顯收窄,甚至在某些月份還有所擴大,尚未出現趨緩跡象。雖然個別城市房價近期顯現向好跡象,但整體調整態勢未變。
所以,今年提出的宏觀增長目標為4.5%-5%。對此要綜合全面地理解,甚至應該把后半句話“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看得更重,既要看到增長壓力,又要堅持質和量的統一,同時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不僅是為不確定性做準備,更體現了對質和量的高度重視。
為穩定經濟增長,政策層面加大了逆周期調節力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具體數字看,其實增量并不顯著,這表明政策并未單純依賴大規模刺激,而是更注重“改革與政策的協同”,且將改革置于更優先的位置。
在具體政策方面,重點聚焦消費與投資。關于消費,政府工作報告首句即強調“激發內生動力”。如何激發?關鍵在于改革。只有通過深層次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才能真正釋放消費潛力,實現宏觀穩定與高質量發展的統一。促消費政策的重點在于推動消費的可持續增長,具體措施是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置于首位,并制定相應的計劃。
在投資方面,核心是增強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動力。從資金安排來看,預算內投資增量有限,僅增加了200億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增加了3000億元。政策更強調如何帶動社會資本參與。此外,穩定房地產市場仍是重中之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探索多渠道盤活存量商品房,不僅限于政府收購一個渠道。
這體現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決心。
改革是突破口
要穩定宏觀經濟,改革是突破口,尤其是深層次改革。前面提到的一些方面,如內生動力、市場主導等,都涉及改革。實際上,無論是國內市場的建設,還是新動能的培育壯大,深層次改革都是重要的突破口。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改革舉措與宏觀政策的協同,明確提出,既要政策給力,也要改革發力。從數據來看,政策保持了一定力度,存量政策與增量政策要協同。在貨幣政策方面,強調推動物價回升,同時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工具,但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明顯動作。我曾建議在兩會前后應有所行動。當然,現在出現了新的情況。但這里強調的是改革,而且報告中提到“政策效果要轉化為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這句話值得琢磨——宏觀政策要發揮效果,同樣需要改革來轉化。比如利率調整之所以難以推進,是因為商業銀行依賴利差,難以適應調整,這本身就涉及改革。
在深化改革方面,報告對重點領域作了部署。
首先是統一大市場。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反“內卷”,而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只要地方政府干預市場,統一市場就難以建立。如何防止干預?要靠深層次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負面清單管理,這是正確的努力方向。
更深層次的改革還涉及招投標、要素市場化等領域,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的價格改革。沒有價格改革,投資就缺乏盈利點,民間投資難以進入。但價格改革一直難以推進,因為它涉及老百姓的生活,如電價、水價等,我們之前一直顧慮較多,現在需要穩步推進。
財稅改革方面,首先是國有資本收益金提取。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要達到30%。但目前估算,2025年央企收益收取比例約在15.6%,粗略估算,全國國企收益比例約21.2%,4萬多億的利潤收取了8000億元,且這8000億元并非全部納入公共財政,部分還要返還。這也涉及深層次改革。
另一個深層次改革是加強財政科學管理,深化零基預算改革,進一步擴大中央部門試點范圍。拓展地方稅源。調整優化消費稅征稅范圍、稅率,并推進部分品目征收環節后移。特別是,零基預算改革需要打破現有財政支出格局,但改革難度較大。目前仍處于試點階段,已有十幾個部門在試點,地方也在探索。現在需要擴大試點。
金融改革方面,報告主要提及持續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進一步健全中長期資金入市機制,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拓展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直接融資、股權融資比重。資本市場的改革方向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目前法治化在加強,市場化和國際化仍在推進中。
在微觀基礎方面,要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要制定和實施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方案,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有資本“三個集中”。國資委已明確,國有經濟將從97個大類集中到20個重點行業,力度很大。過去,國有經濟在各個行業都有布局。現在要為三個集中服務。
下一步,要抓好民營經濟促進法落地,完善民營經濟促進法配套法規政策,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有效保護合法權益。下更大力氣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當前企業賬款問題是個突出矛盾。這次在4.4萬億專項債中專門將其列為三個重點之一,今年或有較大進展。此外,要持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更好支持企業安心經營、高質量發展。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健全規范涉企行政執法長效機制。
以開放促改革也是一個重要方向。開放,特別是服務領域的開放,雖然會給一些服務行業帶來沖擊,包括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但能夠倒逼改革。可以積極推動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進程。扎實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此外,吸引外資也是重要內容,要擴大雙向投資合作。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實施新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促進外資境內再投資、擴大本地化生產。加強對外資企業的服務保障,擦亮“投資中國”名片。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推進產業重構是牽引和方向
產業重構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體現。“人工智能+”行業的發展正在改變產業發展的基礎。從發展角度看,產業重構是方向,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新動能;產業重構也是深層次改革的牽引。現有的體制如果不利于新興產業發展,就需要改革。當前新舊動能轉換面臨壓力,舊動能退出過快,投資上不去,市場需求減少,與城鎮化放緩、房地產調整有關。因此政府強調“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反映了緊迫性。
在具體部署上,首先要抓緊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大對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培育力度。過去講“前瞻布局”未來產業,現在更強調“培育壯大”,要求落地到產業、產值和利潤增長上,形成支柱產業。
新興產業發展涉及體制機制問題。科技創新引領產業發展,但科技資源主要分布在科研院所。科研院所要適應產業需求,考核評價體系是關鍵,這也需要改革。這就是牽引的作用。金融方面,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等直接融資不足,資本市場功能需要更好發揮,否則難以支撐新興產業發展。所以,金融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單純依靠財政投入難以實現產業化,創業投資不可或缺。但現有的政府基金投資模式在激勵機制、投資周期等方面與市場化風投存在差距,需要改革突破。
其次,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進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加快推廣,推動重點行業領域人工智能商業化規模化應用,培育智能原生新業態新模式。支持人工智能開源社區建設,促進開源生態繁榮。實施超大規模智算集群、算電協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強全國一體化算力監測調度,支持公共云發展。加快發展衛星互聯網。打造“5G+工業互聯網”升級版。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健全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建設高質量數據集。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智能經濟新形態是人工智能應用的深化,此次部署更加具體,已成為政府工作重點。
第三,在科技自立自強方面,長期投入比例、穩定支持機制、科研院所改革、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等問題都涉及改革。目前科研人員、資金、重大專項向企業流動仍存在障礙,成果轉化受制于國有資產流失、利益分配等問題,研發體制和科研院所體制需要深化改革。人才方面,“三個一體化”已開始起步,但仍面臨困難。此外,城鄉格局調整涉及人、錢、公共服務的掛鉤問題,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第四,區域協調發展也是產業重構的關鍵議題。當前強調產業向內地轉移,但這面臨諸多深層次問題:我們的財政體制能否適應并提供有效激勵?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產業布局究竟是讓產業向內陸轉移,還是讓人口向沿海集聚?這一根本矛盾尚未解決。一方面政策要求疏解超大城市人口,避免其過度擴張;另一方面,市場要素卻自然流向超大城市。這就是矛盾。若強行通過行政手段限制人才流動或強制高端人才留守西部,往往難以奏效,甚至可能導致人才流失。
因此,如何在市場作用與政府引導之間找到平衡點,仍是亟待解決的難題。為此,必須深化跨行政區的合作機制改革,重點解決利潤、稅收及產值在區域間的分配問題。只有通過體制改革突破利益壁壘,才能真正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第五,綠色低碳轉型也是重要發展方向。當前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從“能源雙控”平穩過渡到“碳雙控”。推進速度過快可能沖擊經濟穩定,過慢則無法實現自主減排承諾和既定目標,這同樣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綜上所述,宏觀穩定、深化改革與產業重構這三個問題歸根結底需要回答改革初期所強調的核心命題: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并實現三者的動態平衡、相互促進。
來源 |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編輯 | 周茗一
審核丨秦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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