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馬鴻逵在美國病逝，臨終直言：我的晚年極為痛苦，為何？

1970年1月中旬，洛杉磯的氣候還算溫和，但馬鴻逵的心里卻是一片冰涼。

這位曾經(jīng)在寧夏不可一世的老軍閥，終于走到了人生的終點(diǎn)站。

78歲的他，兩腿一蹬之前，心里堵得慌，憋出一句特別扎心的話：“這輩子最后這幾年，真是在受刑。”

這話聽著稀奇。

咱們對比一下，像杜聿明、黃維他們留在大陸還得進(jìn)功德林改造，馬鴻逵可沒吃過那個苦，也沒遭過那份罪。

49年那會兒，眼看局勢不對，他腳底抹油溜得快，先去臺灣再飛美國，兜里揣滿了前半生搜刮來的真金白銀。

按說在國外住洋房、花美金，沒人管沒人問，日子應(yīng)該滋潤得冒油才對。

咋就覺得“遭老罪”了呢？

根源不在別處，就在他帶到美國的那一家子人身上。

那哪是家人，分明是一窩隨時會炸的雷。

咱們要是把他晚年的爛攤子扒開來看看，就會發(fā)現(xiàn)，這純粹是他年輕時幾步棋走歪了，給自己挖了大坑。

當(dāng)年選媳婦埋下的隱患，在寧夏有權(quán)有勢的時候顯不出來，等流落到了美國，這雷終于爆了。

咱們來復(fù)盤一下他這盤爛賬是怎么算的。

頭一個路口：那是為了權(quán)勢找靠山。

大太太馬伯芳，這門親事純粹是生意。

老丈人是清朝的軍官，江湖人稱“蘇軍門”，名頭響亮得很。

馬鴻逵娶她，那是典型的強(qiáng)強(qiáng)聯(lián)手，為了把自家的地盤踩得更實(shí)。

這步棋沒毛病。

兩口子日子過得去，還有了三兒一女。

很長一段時間，這就是他后院的定海神針。

第二個路口：那是為了私欲破底線。

要是說第一回是照章辦事，第二回就是胡作非為。

這二姨太身份尷尬得很——她本是馬鴻逵老爹拜把子兄弟韓土司的小老婆。

論輩分，那是長輩的女人；論交情，那是世交的家眷。

可馬鴻逵色迷心竅，根本不講究。

韓土司前腳剛走，他后腳就上手追，甚至搞了個金屋藏嬌，偷偷摸摸把婚結(jié)了。

世上哪有不透風(fēng)的墻？

他爹后來知道了，氣得夠嗆，硬生生把這兩人給拆了。

這事兒雖說沒成，但能看出來馬鴻逵骨子里那股子無法無天的勁兒：為了那點(diǎn)欲望，臉面規(guī)矩全能踩在腳底下。

這種行事風(fēng)格，早晚得出事。

第三個路口：那是為了控制買聽話。

三姨太康小云，后來改名馬季芳，那是從風(fēng)月場里撈出來的。

堂堂大軍閥，咋看上個風(fēng)塵女子？

除了長得順眼，更關(guān)鍵的是“好拿捏”。

這女人沒娘家撐腰，出身又低，在他面前那是大氣都不敢出。

對于疑心病重的馬鴻逵來說，身邊放個唯唯諾諾的應(yīng)聲蟲，心里才踏實(shí)，才有當(dāng)大老爺?shù)母杏X。

與其說是娶妻，不如說是買了件順手的家什。

第四個路口：那是為了利益找?guī)褪帧?/p>

四姨太劉慕俠，這人最不簡單。

前幾個要么為生娃，要么為享樂，娶這個劉慕俠，簡直就是找了個生意合伙人。

這女人腦子活，手段高，不光能鎮(zhèn)住家里，外面的場面話也說得漂亮。

做買賣、搞交際，她是把好手。

她也不屑于在后院爭風(fēng)吃醋，心思全花在幫馬鴻逵編織關(guān)系網(wǎng)上了。

這四個女人，來路不一樣，心思更不一樣。

正房要的是名分，二房代表著當(dāng)初的荒唐，三房圖個活路，四房圖的是權(quán)錢。

當(dāng)年在寧夏，馬鴻逵手里有槍桿子，那就是土皇帝。

哪怕這幾個女人心里恨得牙癢癢，面上也得對他畢恭畢敬。

那時候，火藥味都被權(quán)勢給壓住了。

可到了美國，天變了。

沒了那一萬多條槍，馬鴻逵就是個有錢的糟老頭子。

在洛杉磯的大宅門里，曾經(jīng)的軍令狀變成了廢紙。

后院起火，那是遲早的事。

大家伙兒眼瞅著老頭子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算盤珠子撥得啪啪響：這萬貫家財，到底歸誰？

大太太覺得自己是明媒正娶，理應(yīng)拿大頭；四姨太覺得自己勞苦功高，家業(yè)有一半是她掙的；剩下的也不傻，誰不想分一杯羹？

這股歪風(fēng)邪氣直接刮到了下一代。

兒孫們看著當(dāng)媽的斗法，一個個也紅了眼。

兄弟姐妹之間哪還有半點(diǎn)親情，全變成了赤裸裸的算計(jì)。

每個人都盯著老頭子最后的錢袋子，恨不得直接伸手掏。

家里天天吵翻天，鍋碗瓢盆都能成武器。

馬鴻逵想管，嗓門卻沒那威力了。

曾經(jīng)能調(diào)動千軍萬馬的手，現(xiàn)在連自家的飯桌都拍不響。

年輕時引以為傲的“妻妾成群、兒孫滿堂”，臨了全變成了催命的鬼卒，一刀刀往他心口上戳。

他整天郁郁寡歡，活得那叫一個憋屈。

這種心里的折磨，比身上的病痛還讓人受不了。

說句不好聽的，他后來身體垮得那么快，一大半是被家里這烏煙瘴氣給氣出來的。

1970年，當(dāng)馬鴻逵躺在病床上回望這一輩子，估計(jì)會覺著特別諷刺：

作為被列入戰(zhàn)犯名單的軍閥，他躲過了人民的審判，帶著金山銀山跑到了大洋彼岸。

他以為自己賺了，以為能在美國享清福。

誰承想，報應(yīng)還是來了。

這報應(yīng)不是來自戰(zhàn)場，也不是來自法庭，而是來自他親手湊起來的這個畸形家庭。

“我的晚年極為痛苦。”

這八個字，就是他給自己這一生算的最后總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