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國到底在干什么？

導讀：美國此次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集中暴露了其冷戰后長期存在的戰略失誤。 這種誤判并非個例，而是冷戰后美國戰略異化的必然結果。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陷入霸權護持的執念，其戰略軌跡始終充斥著短視與盲動，忽視地區平衡、透支自身實力、損耗國際信譽，最終導致其在全球戰略布局中屢屢陷入被動，這也給后來者上了生動的一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特朗普說，他給世界帶來了和平，并要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又說，他行進在完成所有軍事目標的軌道上，當前的目標是將伊朗滅國。

特朗普是表演型人格，在如今的全媒體時代，一位演員總統在媒體上充分表演他自己，同時也不容商議地強行代表美國這個國家，導致外界對于當下美國的印象異常混亂。對于這樣一個已被嚴重個人化的美國，指出它的種種錯誤和荒謬，并加以嘲笑和抨擊，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并不解決問題。

美國在其250年的歷史上，大多數時間里算是個正常國家。放在100年前，它代表了進步和未來；放在80年前，它代表了新的世界秩序；放在30年前，它代表了事實上的單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起過不同的積極作用。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這個基本事實要承認。

再深入一些看，年輕氣盛的美國最大的問題，是不善反省，不懂歷史。中國人講“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只有四分之一千年歷史的美國以及它的歷屆總統們，都做不到，也不懂為什么要做到。

當地時間3月28日，在美國華盛頓及多地爆發“不要國王”抗議活動。

不善反省，不懂歷史，導致美國經常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比如現在這個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各種胡言亂語和胡作非為，把世界攪得顛三倒四，把美國自己也搞得沒了方向。

針對美國最為流行的批評是說它霸權主義作祟，即使客觀上創造了“泛美利堅和平”，主觀上也帶有追求單極霸權的意圖；而無論特朗普的美國到底要干什么，歸根結底也還是追求某種霸權，因此要反對它。這種批評，同樣也是流于簡單化，忽視了世界政治的復雜性。

今天的美國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的MAGA運動和歷史上的美國到底是何關系？需要從更大的歷史視野中尋求解答。

帝國體系與國際體系

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大部分文明都是帝國興衰的歷史，而不是列國并立的歷史。一般來說，帝國興盛時期，疆域內各自治區域會在中央權力之下保持統一秩序，并出現普遍的和平與繁榮；而一旦中央權力發生衰弱，秩序就難以維持。歷史規律表明，這時通常會有邊陲地區發生的起義或是大規模內戰，老大帝國在內外交困、積貧積弱中逐步走向覆滅。下一個新生帝國將在長期的邦國混戰中重新誕生。

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無論中央權力如何建立，帝國如何擴張，有秩序的和平與繁榮總是好的，無秩序的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總是不好的。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前者叫“太平世”，后者叫“據亂世”，從后者到前者的過渡期叫“升平世”。傳統的中國人認為，歷史不過就是這三個“世”的反復輪回，最好的期望是，新的“太平世”更持久一些，更繁榮一些，更廣闊一些。最近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年》，講述的就是歷史上處在唐宋兩個“太平世”之間的五代十國時期出現的一個典型的輪回片段。與此類似的片段，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個。

但是歐洲的歷史卻完全不同。自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覆滅之后，這個地區最后一個“太平世”就結束了，此后便是無休無止的“據亂世”和偶爾出現的“升平世”，始終沒能創造出更持久、更繁榮、更廣闊的“太平世”。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從歐洲地區無數的戰爭中終于倒逼出來一種新型的秩序，就是由各自為政的列國通過相互之間的力量平衡維持一種不戰不和的局面。

這種局面由于暫時沒有大的戰爭，因此要比“據亂世”好一些，又由于不是中央權力下的大一統，列國并立的割據狀態導致沖突不斷，也看不到“太平世”的前景。在現代的術語中，這種特殊局面就叫“國際體系”，與更普遍的“帝國體系”相對。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是這種“國際體系”在歐洲的首次實現。歷經了此前野蠻血腥的“三十年戰爭”之后，歐洲的“據亂世”走到了同歸于盡、共同毀滅的邊緣，總人口喪失了四分之一。在“太平世”遙不可及的情況下，“國際體系”作為一種臨時性的停戰方式，被確定了下來。眾多各自為政的政體通過簽訂和約探索出一套用于管控自身、減緩沖突的國際規則，它們中間沒有一方強大到可以戰勝所有其他對手，因此而形成了一種“均勢”。

本質上，這不是一個發明，而是在萬不得已情況下各方對現實的一個妥協。它以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體系為基礎，各國不干涉彼此的內政，并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制各自的野心。在當時的那個世界，這個“國際體系”只是深陷于“據亂世”泥潭無力自拔的歐洲各國在自己內部做的一個臨時安排。在世界其他地區，“帝國體系”仍在自己的軌道上照常運轉，絲毫不受影響。

覆滅與再生

假設歐洲大陸與世隔絕，歷史進程不受外部影響，可以肯定，這個臨時安排隨時都會被顛覆。因為體系內的“均勢”是在各簽約國因長期混戰而筋疲力盡時勉強達成的，一旦其中一方或幾方重新崛起并野心膨脹，沒有任何協定可以確保體系的長久生存。

事實上，這個體系的第一次覆滅正是在歐洲內部發生的。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提出了宏偉的普遍真理，不再區分國內秩序和國際秩序，1792年的國民議會法令宣布法國將在軍事上無限制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國際事務第一次成了全球范圍意識形態的較量，其威力比起“三十年戰爭”時期的宗教激情有過之而無不及。緊接其后又經過一場摧枯拉朽的拿破侖戰爭，歐洲各國主權都被法軍的鐵蹄所踐踏，所謂的“國際體系”看起來已在歷史洪流中灰飛煙滅，“帝國體系”重新歸來。這次是以革命的名義。

但是，一個意料之外的新的因素出現了。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之后，作為歐洲戰后秩序重建主導者的英國，出于自身的戰略考慮，從已經死去的“國際體系”中發現了對英國有利的一面：這一體系讓歐洲大陸各國處于一種互相制約的“均勢”中，可以阻止任何一個強權整合資源對抗英國，并方便英國依靠它的海上霸權和“域外”身份對這一大陸實施控制。

反映拿破侖在奧施特里茨戰役（1805年12月）的畫作，出自法國畫家弗朗索瓦·熱拉爾

于是，反革命復辟發生了，在另一個具有“域外”身份的勝利者沙皇俄國的協助下，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安排戰敗國法國加入了當初為了遏制它而成立的同盟，搖身一變成了歐洲新的“國際體系”主要成員和維護者之一。“國際體系”借這次會議死而復生。為了增強體系的生存能力，會議確定了“大國一致”的協商機制，雖然不能確保體系中各方的意見一致，但至少可以在不引發大國間戰爭的情況下化解危機。這個機制成了日后聯合國安理會的前身。

歷史見證，一個被“域外”國家強行續命的“國際體系”仍然不能獨立地長久生存。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沖擊，這一臨時性妥協機制本身的先天不足和脆弱，就是它隨時毀于一兩個小事件的主要原因。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究竟是如何爆發的，至今無人說清，其實不過就是歐洲“國際體系”自身脆弱性引起的一次自我毀滅，就像早產兒因發育不全而自行夭折一樣。

兩次大戰加起來31年，差不多就是17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在20世紀的擴大版，與后者一樣，也是走到了共同毀滅的邊緣才停止，全無新意；當然，“國際體系”也再一次灰飛煙滅，同樣全無新意。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歐洲自羅馬帝國之后深陷“據亂世”泥潭長達1500多年一直走不出來，自有其原因，無人能救。

二戰結束后，同樣的劇本，不同的角色。這一次的兩個“域外”身份勝利者從英國和俄國換成了美國和蘇聯，出于差不多同樣的戰略考慮，戰敗國德國代替維也納會議中的法國，被安排成了新的“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和維護者之一。1945年聯合國成立，“國際體系”以擴大版的形式再一次復活。由于反帝反殖民運動的興起，歐洲以外新生的獨立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與發展，也都采納了這一體系的基本原則，并先后進入到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這一名副其實的“國際體系”當中。

紐約聯合國大會堂 資料圖：聯合國官網

美國的始亂終棄

回到美國的問題上。今日美國在名義上當然也是二戰后“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之一。若從聯合國的成立過程上看，美國還應被視為這一重生的“國際體系”最主要的助產士和看護人，這一體系自1945年起不斷發展擴大延續至今，也少不了美國的費心操盤。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必然地認同并捍衛這個體系。

追溯美國的歷史，這個新生國家的早期建立者，正是歐洲永無休止的“據亂世”的出逃者。就在歐洲開始建構其內部“國際體系”的時期，這些清教徒們掙脫了舊大陸的權力束縛，以實現上帝的計劃為目標，遠渡重洋開啟了“荒野之旅”。他們立志要在新世界建立一座“山巔之城”，通過傳播民主原則來實現和平，并成為全人類的榜樣。

這顯然也是一種超越“國際體系”并與之對立的世界主義秩序觀。僅就其將國際事務當成全球范圍意識形態的較量這一點而言，向全世界推廣自由主義的美國與18世紀發動世界人民革命的法國、20世紀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前蘇聯等并無本質不同。而當美國頻頻以“自由進程”、“推行民主”的名義侵犯他國主權時，它與那個將現實的世俗國家視為“非法”、將全人類實現某種“圣潔”秩序當作最高目標的伊斯蘭運動，也沒有了多大區別，都是“國際體系”的對立面。

這就是自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近400年的世界歷史，據此可以確認如下幾個基本事實：

1）在歐洲“據亂世”中倒逼產生的“國際體系”不太可能作為一個穩定秩序長久存在，其脆弱性本身隨時導致它的自行覆滅，而它的每一次再生都是“域外”力量介入的結果； 2）歐洲以外的傳統帝國在歷史上從沒有建立過類似的秩序，雖然在傳統帝國覆滅后也都先后以主權國家的身份納入到了新建的“國際體系”中，但并未因此而給這個體系帶來更多的穩定，因體系的脆弱而導致的戰爭仍然頻繁發生； 3）各種各樣的世界主義或孤立主義理想從未因“國際體系”的建立而消失過，而無論是哪一種，存在于哪個國家，都與“國際體系”理念相反； 4）二戰后建立的這個“國際體系”由于包括了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在內，“域外”國家從此消失，懷抱各種不同理想的國家都身處體系當中，進一步增加了整個體系發生崩潰的危險。

這就是2016年特朗普的MAGA運動興起時美國所面對的世界。雖然在某些具體的國際問題上，美國仍然會以“國際體系”的捍衛者身份介入，但在總體上，原本就三心二意的它，已經對“國際體系”給它帶來的麻煩越來越難以忍受了。對于自認為是全球唯一霸主的美國來說，世界主義路線或者孤立主義路線，這兩個選擇都不會太差，都比深陷在這個既不穩定又無出路的舊體系當中要好。

當地時間4月1日晚，特朗普在白宮發表講話，威脅警告伊朗可能打擊其能源設施，并預計戰爭將在兩到三周內結束。 視頻截圖

特朗普的兩次當選，不過就是美國開始拋棄“國際體系”這一明確意愿的行動體現。既然建制派的世界主義路線被證明行不通了，那么，特朗普偏向于孤立主義的MAGA路線就成了唯一選擇。如此看來，作為總統的他，并非異軍突起，而是應運而生，也不是個人英雄，而是時代產物，表面上看其言行全無章法，實際上暗合歷史邏輯。

特朗普二次主政后，美國發動全球關稅戰、大規模退出國際組織、意圖吞并加拿大和格陵蘭、跨國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對伊朗進行滅國之戰……凡此種種，混亂當中自有其一致性：就是對于二戰后美國親手建構的這一“國際體系”的徹底拋棄，就是美國將不再受“國際體系”宗旨原則的束縛而完全根據本國利益采取行動，就是美國將重新回歸傳統的“帝國體系”軌道——這一最新國家意志的體現。

面對這個局面，不必大驚小怪，畢竟“國際體系”原本就不是一個長命百歲的事物，歷史上已被大國拋棄過多次，而特朗普也不是第一個這么干的大國領導人。

但世界各國也不得不及時做出各自的選擇，畢竟這個體系對很多新興國家來說是其進入國際社會的第一個體系，除此之外不知還有其他；而對很多無力懷抱另類理想、實行另類主義的國家來說，這也是唯一能夠獲得基本安全保障的體系，無法想象失去它將會怎樣。

到目前為止，中國仍在穩如泰山地堅持著自己二戰后國際秩序捍衛者的立場，并提出了重振聯合國、壯大聯合國，推進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的目標。從這一點上看，中美兩國要想在國際事務上“相向而行”已越來越難了。

至于中國將如何應對這個極為復雜的局面，另文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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