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的未來

說到央行數字貨幣（CBDC），就很難不提到加密貨幣。作為一種“現象級”的貨幣發展前沿話題，你肯定非常關注這個內容。

對于這個問題，謝爾德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技術有創新，但難成主流，對普通人意義有限。首先，謝爾德對加密貨幣的重要性有著清醒地認識，既沒有神話，也沒有矮化。他提出了必須認真對待加密貨幣的四個原因：一是加密貨幣世界的反叛精神。第二個原因與歷史軌跡有關，世界正在經歷快速的技術創新，加密貨幣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一切事物的數字化的產物。第三個原因是，加密貨幣的出現迫使中央銀行和政府創新。第四個原因是，即使加密貨幣不會大規模取代主權主導的貨幣體系，它們也可能會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下去。從技術基礎來看，加密貨幣的核心創新在于區塊鏈技術。這一技術通過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賬本，實現了交易的透明化、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擺脫了對中心化機構（如銀行、央行）的依賴，在理論上解決了傳統貨幣交易中的信任問題。例如比特幣通過區塊鏈的共識機制，確保了交易的安全性，無需第三方機構驗證即可完成交易，這一技術特性具有一定的突破性，為金融交易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加密貨幣的局限性十分突出，核心問題是難以履行貨幣的三大核心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儲藏手段，這也是其無法成為主流貨幣的關鍵。一是價值穩定性極差。加密貨幣的價格受市場情緒、政策監管、投機行為等因素影響，波動極大，例如比特幣價格曾在短期內出現翻倍或腰斬的波動。這種極端不穩定性使其無法作為可靠的價值尺度（記賬單位），也難以作為流通手段用于日常交易——沒有商家愿意接受一種價格隨時可能暴跌的貨幣，普通人也無法用其穩定規劃收支。二是信任基礎薄弱且范圍有限。傳統貨幣的信任源于國家信用和法律保障，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而加密貨幣的信任僅建立在技術共識上，缺乏實體信用支撐，且其認同范圍局限于部分投機者和技術愛好者，無法形成全社會的信任基礎。謝爾德強調，貨幣史是“把越來越抽象的承諾變成越來越高效的流動性的歷史”，而加密貨幣的承諾缺乏普遍認可的信用背書，難以擴大信任半徑。三是交易效率和監管難題。多數加密貨幣的交易速度較慢，難以滿足大規模日常交易的需求；同時，其去中心化的特性導致監管難度極大，容易成為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活動的工具，這也決定了各國政府對其普遍持謹慎甚至限制的態度。

因此，比特幣幾乎不能作為記賬單位或交易媒介，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僅是一種（有風險的）價值儲存手段，而且是一種（有風險的）美元價值儲存手段，其自身并不能作為價值儲存手段，所有其他加密貨幣也是如此。對于普通人而言，加密貨幣的意義主要集中在“技術認知”和“風險警示”層面，而非實際應用：一方面，加密貨幣讓普通人接觸到區塊鏈這一創新技術，了解去中心化交易的可能性，拓展了金融認知邊界；另一方面，其極端的投機性和高風險性，警示普通人遠離盲目炒作——多數普通人缺乏專業的風險判斷能力，參與加密貨幣交易極易遭受財產損失。總之，結合其技術基礎和貨幣職能的適配性來看，加密貨幣難以替代傳統貨幣成為主流，但可以作為技術探索的補充，對普通人的實際意義較為有限。

謝爾德特別指出，與加密貨幣相比，央行數字貨幣更具發展前景。總的來說，各國央行采取了一種“如果你打不過他們，就加入他們”的態度。各國央行已經認識到加密貨幣背后的技術具有變革性，作為支付系統和更廣泛的貨幣及金融體系的守護者，它們需要幫助培育、塑造并部分采用推動這一加密貨幣技術的創新。而央行數字貨幣依托國家信用，兼具傳統貨幣的穩定性和數字貨幣的高效性，且能實現政府對貨幣流通的合理監管，未來可能重塑貨幣體系結構。對于普通人而言，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將帶來更便捷、更安全的支付體驗，而非加密貨幣所帶來的投機風險。各國央行現在正探索推出央行數字貨幣，以對加密貨幣做出積極回應。這些嘗試最重要的一個優勢在于其基于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確保完全在現有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保護下行事。但在應對加密貨幣的挑戰下，未來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可能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甚至會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