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離世為何引發如此大的關注？

最后的執拗——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堅持

3月15日，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與世長辭。德國總統在致其子女的唁電中說：“隨著尤爾根·哈貝馬斯的離世，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啟蒙者。他深入剖析了現代性的諸種矛盾，教會我們民主商談倫理，并將人的解放確立為不可放棄的目標。”雖然他壽終正寢，但其追求的事業卻風雨飄搖。

我們處于一個全球政治倒退的時代。在《“事情總該變得好一點……”》訪談中，哈貝馬斯感嘆道：“野蠻暴力在世界范圍內失控，我們社會整合的蝕化、自由政治文化的崩潰、民主政黨體系和法治國機制的解體，以及許多國家中政治公共領域及其公民社會基礎的瓦解，這些都引發了……對世界范圍內長期政治倒退的恐懼感。”顯然，哈貝馬斯是帶著深深的憂慮離開這個世界的。然而，即使臨近生命終點，哈貝馬斯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他曾動情地表示，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也改變不了自己畢生的信念：“理性在歷史中雖然一再被挫折打斷，但從長遠來看始終在取得進步。”他反復強調，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容忍，就是知識分子變得玩世不恭和犬儒主義。

哈貝馬斯被稱為最后一位理性主義者，也是現代性重要的守護者。正因為如此，他的離世受到如此大的關注。

哈貝馬斯1969年在法蘭克福大學 Max Scheler攝 資料圖片

-“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

“現代性”概念的含義紛繁復雜，大體上有兩種理解方式：其一，它是一種規范的理想；其二，它是對現代社會變遷及其特征的描述。哈貝馬斯同時在這兩個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理性問題，是理性扭曲的問題。現代性批判的任務就是揭示理性扭曲的原因和后果。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就把理性的扭曲作為現代性診斷和批判的核心。在他們那里，現代性的根本特征是工具理性的統治。工具理性將理性僅僅視為工具，因而理性化就等同于工具的合理化。這一理性批判的困境在于，如果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都由工具理性支配，現代性批判本身就失去了根基。哈貝馬斯拒絕接受這一結局。在他看來，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之所以陷入困境，問題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他們對理性的片面理解。眾所周知，哈貝馬斯將自己的理論稱為交往行為理論，其理論基礎是目的行為與交往行為的區分。目的合理性是指一種以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和對立為本體論前提，把理性理解為主體支配他者的工具或手段。顯然，從這一概念出發，法蘭克福學派必然走入困境。因為在這里，理性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支配和統治的力量。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并非理性的全部，還存在著另一種理性形式，即交往理性。與工具理性不同，交往理性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和討論的基礎之上。在這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協調與合作如果是通過平等和自由的語言對話來實現，主體就擺脫了外在強制，人與人就擺脫了對抗，自我也擺脫了自我強制。在此意義上，理性與自由內在地統一在一起。

哈貝馬斯最為人們熟知的名言是：“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為了與當時兩種時髦的新保守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對抗，他在1980年接受阿多諾獎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這一論斷。關于現代性計劃，哈貝馬斯的解釋是：

18世紀為啟蒙哲學家所系統闡述過的現代性計劃，在于他們致力于按照內在的邏輯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的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同時，這項計劃也有意將上述每個領域的認知潛能從外部釋放出來。這些哲學家力圖用這些特殊化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說，來合理地組織安排日常的社會生活。

在這里，現代性計劃首先體現為知識的分化與專業化。科學知識、法律和道德知識以及審美批評知識從原來的宗教形而上學體系中獨立出來，成為三個獨立的認知領域，這些領域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標準和批判反思形式。科學的標準是真理，法律和道德的標準是正義，藝術的標準是新穎性與創造性。而這三者分別與自我認識、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的現代性理想相對應。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就是一個文化合理性的理想。現代性計劃還有第二個層面，即把專業領域獲得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合理地組織和豐富社會生活。這里的社會生活包括人類的物質生產、社會交往和政治活動等。如果人類的實踐生活能夠受到專業知識領域成果的滋養，就可以擺脫傳統的束縛，獲得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是一個社會合理性的理想。

-在不同的場合強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目的行為與交往行為的區分不僅是哈貝馬斯分析人的行為合理性的基礎，也構成了他對現代社會結構理解的基礎。《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生活世界合理化與系統合理化分化和脫鉤的過程，而生活世界與系統分別又是交往理性與目的合理性的制度化網絡。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與系統的脫鉤有其必要性，它們是社會現代性的進步成就，正如文化領域的分化是文化現代性的標志一樣。生活世界分為文化、社會（狹義的作為人際關系的總和）與自我三個領域。交往行為在此承擔著文化傳播與更新、行動協調和社會化三種功能，而這些功能是工具性行動所無法實現的。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具有規范上的優勢，它與自我認識、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的現代性規范理想相聯系。如果人與人的關系是通過平等和自由的對話來協調的，它就擺脫了外在強制。但是，交往行為是代價昂貴且協調作用有限的，它無法幫助我們在民族國家的大范圍內組織起現代物質生產系統和行政管理系統。“系統”概念指的是由勞動分工和交換構成的經濟領域與通過權力等級命令協調的行政系統，它以系統自身的維持和運行效率為目標。與韋伯和哈貝馬斯的老師一代不同，他并不把市場經濟系統和行政權力系統本身視為社會的毒瘤。因為系統與生活世界之間可以有不同形式的關系，并不必然導致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在這里，危機并不表現為社會合理化本身，而是表現為目的理性系統入侵了由交往關系協調的生活世界。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有三種協調人與人關系的資源，它們分別是金錢、權力和意義。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金錢和權力侵入到本來應該由意義來協調的領域，就像殖民者侵入原始部落一樣。哈貝馬斯當時特別感興趣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級間剝削和壓迫關系，而是金錢和權力對生活世界的侵蝕和支配所產生的異化與物化。在談到社會沖突時，哈貝馬斯認為，今天的社會沖突主要不是發生在經濟領域，而是出現在生活世界與系統關系的界面上。西方青年學生運動反抗的是資本主義職業生活和官僚國家對人們生活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控制，因而，新的社會斗爭不是圍繞物質利益的再分配，而是圍繞著生活方式的領導權。

哈貝馬斯的理論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和局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資本主義是階級力量相對平衡的社會。在這里，左翼政黨領導的國家還能對資本主義形成一定的制衡，階級矛盾和沖突相對緩和，因而哈貝馬斯的批判目光更多地轉向日常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今天西方社會已經進入到了新自由主義階段，不僅貧富分化越來越大，階級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資本主義全球化有多方面的消極影響，它不僅侵蝕了公民團結的基礎，還威脅到人類生活的自然基礎和生態條件。哈貝馬斯意識到了這一點。近年來，他在不同的場合強化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他指出，資本主義體系的生存既依賴自然資源，也依賴生活世界的資源。但它以供求關系的語言來理解一切事物，把一切視為可交易的商品，“這種對社會、自然和文化環境的充耳不聞，正是其政治訛詐的基礎”。在他看來，當今世界許多社會沖突和矛盾都與資本主義有關，包括民主政治文化被掏空，環境保護上三心二意，大眾媒體的商業化和私人化，對敏感的技術發展不加控制，大眾意識的日益民族主義化等等，背后都有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強制的影響。雖然哈貝馬斯已不能提出克服它們的完整方案，但他仍然對現代性的矛盾和困境保持警覺。

-拒絕成為犬儒-

對一個思想家的最好紀念，是對其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在當今歐洲，哈貝馬斯最擔心的是右翼民粹主義，因為右翼民粹主義大多帶有種族主義色彩，而種族主義是納粹的思想核心。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像他的老師阿多諾一樣，哈貝馬斯就把絕不能讓納粹統治重演作為自己的使命。對右翼民粹主義的批判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哈貝馬斯的理論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啟示。第一，右翼民粹主義拒絕現代性的道德普遍主義。它本質上是一種認同政治，這種政治把前現代的族群、宗教、語言和文化傳統作為認同的來源，并以一種兩極化的態度將不同群體對立起來。顯然，這一傾向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因為它會導致公民的政治分裂。第二，從思想方式上，民粹主義具有返祖特征。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今天的民粹主義并非是天生的，而是被操縱和制造出來的。民粹主義者在文化上往往抱著教條主義、絕對化的態度，這種思想態度明顯違背了哈貝馬斯強調的可錯論意識。按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在后形而上學時代，一切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是可錯的。顯然，右翼民粹主義具有反智主義特征。最后，民粹主義往往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沒有考慮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復雜關系，相信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做法短期內可能有效果，但長期來說是有害的。

哈貝馬斯的理論也有助于我們批判犬儒主義。犬儒主義是哈貝馬斯擔心的核心問題，在他看來，對知識分子來說，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容許的話，那就是變得犬儒”。可以對犬儒主義進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批判。首先，犬儒主義往往以利己主義態度對待規范和價值，于己有利就信，于己不利則棄，這顯然意味著放棄了交往行為中以言行事的態度，對文化采取了一種與之不相適應的工具理性態度。哈貝馬斯最不滿的是知識犬儒主義和政治犬儒主義。知識分子是啟蒙的主體，他們的犬儒化將導致文化的徹底墮落。知識犬儒主義的特點是玩世不恭，抹殺自由與強制、真理與錯誤、知識與權力等之間的區分，把一切都還原為欲望、利益或權力。政治犬儒主義更加有害，它導致政治的無能和倒退。哈貝馬斯對西方當代政治家很失望，明確地說：“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我都看不到有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已經形成一種足以自我批判、面向未來的視角，以制定出恰當的行動替代方案。”這種犬儒主義典型地表現為政治家們面對資本的咄咄逼人，放棄原則，消極退讓。顯然，這是一種犬儒主義態度。

哈貝馬斯和他的理論無論有什么樣的不足，但他始終拒絕成為犬儒，僅此而言，他仍然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