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武將直接統領的屯駐大軍進行編制改革，削弱個人的控制力！

兩宋武資知州 差不多占了總人次的20%，兩宋武臣知州知軍 就一直不少，北宋沿邊諸路武臣知州兼本路帥臣（安撫使）的比比皆是。說到這里就要提到南宋一個特的行政官職：武將知州。“知州”是宋代州一級的最高行政長官，通常由文臣擔任，總攬一州的軍政、民政、財政與司法事務。宋太祖為防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之禍，確立了“文臣知州”的基本原則，旨在削弱武將權力，強化中央集權。然而，南宋在嚴峻的邊防壓力下，這一原則在特定地區出現了松動。

何為“武將知州”？“武將知州”即由武官出任州的長官。這直接打破了宋朝“以文馭武”的祖宗家法。在南宋，這并非普遍現象，而是集中在與金、蒙對峙的前線，尤其是四川的“蜀口”地區。最典型的案例是興州（今陜西略陽）。吳玠、吳璘兄弟及其后代吳挺等吳氏家族武將，曾長期擔任興州知州，并兼領當地軍政大權，形成了事實上的“軍、政合一體制”。這直接挑戰了宋朝“強干弱枝”（中央強、地方弱）和節制武將的國策。

為何會出現這種特例？根本原因在于現實的軍事壓力。南宋失去了北方屏障，四川成為防御上游、屏障東南的戰略要地。面對金和后來蒙古的持續威脅，朝廷需要倚賴熟悉當地地形、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領進行長期防御。讓武將兼任行政長官（知州），可以更高效地整合地方資源（兵源、糧餉），統一事權，避免文武掣肘，提升邊防效率。

這是一種在“生存”與“制衡”之間的務實妥協。“既用且防”，南宋朝廷對“武將知州”的心態極為矛盾。一方面要依靠他們守土，另一方面又深恐其坐大，重演藩鎮故事。因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既用且防”的制衡措施，加官晉爵，以示恩寵，授予節度使等崇高虛銜（建節），提高其地位和待遇，進行籠絡。將“武將知州”核心區域周邊的州郡（如關外四州）的守臣改為文官，形成監視與牽制。

分權與制衡設立更高級別的文官職務，如宣撫使、制置使，凌駕于武將之上，恢復“以文馭武”的秩序。

同時分割其防區，如將鳳州防務劃歸其他都統司。對武將直接統領的屯駐大軍進行編制改革，削弱其個人對軍隊的控制力。

除了興州吳氏，其他邊境要地或特殊時期也有武將知州的記錄。例如，抗金名將劉锜曾先后擔任過渭州、潭州等地知州。將領向士璧在抗蒙戰爭中，也曾被任命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名將楊政在和尚原等戰役立功后，也曾兼任鳳州知州，后長期鎮守興元府（今漢中）。甚至在北宋，也有少數武將因治理能力出色而擔任知州，如郭進、劉謙、馬知節等，他們在任上同樣注重德政與民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這在南宋之前屬于更個別的現象。

“武將知州”是南宋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對“以文馭武”基本國策的一次被動調整和局部突破。它反映了中央集權制度在應對巨大外部危機時的彈性，也暴露了其內在的緊張關系—朝廷既需要武將的忠勇來捍衛疆土，又無時無刻不忌憚其可能膨脹的權力。對了，北宋也有武將知州，路治所知州兼本路經略安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