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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擬授上將,卻被拿掉名字,到地方更順,3年后就進入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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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共有57位開國上將,但是有資格成為上將的絕不止這57人,不說民間認為的,官方都曾有過幾個擬授版本。這是在評銜小組反復商議后出現的,雖然有部分最終沒實授,但將他們放在一起,證明各方面其實是相差不大的。

      比如李井泉,他的資歷非常深,歷史職務以及對應級別都夠,又是從井岡山走出來的老紅軍,彭老總、羅榮桓1955年1月16日向毛主席匯報時,就將李井泉列入了上將名單里,排得還比較靠前。

      不過主席審閱過后,認為各級將官人數太多、應適當減少,評銜小組根據這一指示再篩選時,就先把不實際負責軍隊的干部都減去,李井泉這才遺憾未能佩戴將星。

      話說回來,當時他已不再負責軍隊事務,評銜小組卻破例將他放在擬授名單里,可見歷史地位有多突出。

      而沒有軍銜也不代表一切,后來李井泉上升得極快,短短三年就進入政治局,接下來的十幾年里也特別順利,不斷兼任要職。至于特殊時期的特殊爭議,客觀來講,他其實也背負很大壓力。



      一、能授上將的資歷

      雖然李井泉沒有什么經典指揮戰績,但并不代表他在軍隊不重要。1927年他參加了南昌起義,部隊南下被打散后,他留在廣東東江地區戰斗,1930年進入中央蘇區。

      剛到蘇區沒幾個月,他調任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辦公室秘書,此時的總政委就是毛主席。李井泉當了一段時間秘書后,毛主席認為他是個人才,就派出去歷練,擔任過紅一方面軍獨立3師政委、紅21軍政委等職。

      長征出發之前,李井泉調為軍委干部團政委,跟陳賡做了搭檔,他的長征路也比大多人要遠,先是跟著一方面軍從中央蘇區走到四川懋功,后混編到四方面軍一路轉戰到四川甘孜,最終調入二方面軍抵達陜北。

      因為這段經歷,李井泉就從紅一脈絡轉到了紅二,抗戰時期曾任120師358旅政委、大青山支隊政委等職。

      后關向應身體不好,李井泉就再度得到提拔,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委、晉綏野戰軍政委。后面兩個單位,他的搭檔都是賀龍。



      1949年賀老總奉命率部挺進大西南,李井泉也被抽調過去,成為四川的重要干部。1952年中央對軍隊和行政系統的干部進行了一次評級,李井泉時任西南局第二副書記兼四川省委書記,同時還擔任了四川省軍區政委,搭檔司令員是賀炳炎。

      李井泉這時情況比較特殊,雖然還掛著軍職,但實際已不管理軍隊事務,重心都在地方,因此中央將他定為行政五級,并無軍隊級別。

      到了1955年,評銜小組想到李井泉戰爭年代的搭檔都非常突出,即便當下不管軍隊的事,但至少還有軍職,說也說得過去。而他的行政五級對應正兵團級,是上將的標準,因此就為李井泉擬報了上將。

      如果人數沒有限制,這事就成了,不過主席覺得各級將官太多了、應當減少,評銜小組只好重新名單,這時就對入選者的條件更為細化,原本像李井泉、陶鑄、曾希圣等轉入地方、可授可不授干部就不參與授銜了。



      二、漸成西南一把手

      未能成為將軍,但李井泉后來的發展比大多數將軍都快,1956年的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58年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成為副國級干部。

      說起中央委員,李井泉還有件往事,1945年的七大,原本他和陳光都入選了中央候補委員,但毛主席發現核心崗位出自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太多了,不利于團結,因此就做主將李井泉、陳光的名字劃掉。

      面對這有些“不公平”的事,李井泉和陳光的態度天差地別,陳光直接找到毛主席問:“我是不是哪里對不起你?”鬧得影響很不好。

      李井泉雖然也不高興,但沒有在公開場合鬧過脾氣,沒多久毛主席寫信開導,李井泉就解開了心結,任勞任怨。

      同樣的事情,能看出兩人的性格,也算是為后來兩人的遭遇都埋下了伏筆。



      當然,李井泉開始在四川還是做了很多事都,他能進入政治局,除了資歷、能力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央要加強西南地區的政治地位。

      這里地勢險要,抗戰時期就是大后方,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方面都威脅都很大,因此中央未雨綢繆,準備大力發展西南。如此背景下,提高李井泉這個西南的核心人物的地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也不止李井泉,同年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也成為了政治局委員,同樣是根據中央的發展規劃而定的。

      1960年,六大中央局得到恢復(54年曾撤銷),李井泉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職務再度提升。但是因為糧食問題,這一年他也背負了巨大的壓力。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國”美譽,糧食產量極高,全國自然災害那幾年,四川不斷在向外調糧,光1959年一年就將庫存調出三分之二。



      1960年2月,四川省糧食廳上報省內情況已不樂觀,若再承受繁重的調糧任務會受不了,李井泉對此也很擔心。奈何其他大城市的惡化情況比四川更早,所以調糧只能繼續。

      到了7月,四川已吃不消,李井泉想暫停調糧一事,奈何上面下了死命令。四川作為局部,必須服從整體。

      可以說國家形勢能夠好轉,四川人民和他都是立了功的。只是呢,在那幾年四川省內也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后果,讓他承受巨大的壓力。

      有一次北京的電話打過去要糧,本就心力交瘁的李井泉忍不住發了火:你們困難,你們那有國務院,我這里還是“小國務院”呢,情況也很困難!說完就掛掉電話,顯然壓抑倒了極致。

      1965年李井泉入京匯報工作,毛主席聽完四川的情況后嘆了一口氣:你只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正如七大那年一樣,他會默默承受一切。



      特殊年代,李井泉也遭到過沖擊,兒子被毆打致心臟病發去世;妻子肖里在獄中含冤離世,到1973年才復出工作。

      重新出來工作后,李井泉當選為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也擔任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對于往事,他再一次展現出自己的性格。周總理去看望時說關于他兒子和妻子的事要“嚴肅追查,一查到底”,李井泉卻說都是時代的原因,不追究了,否則會有更多的人牽連。

      1989年4月李井泉去世,人民日報發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時評價:

      “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他為我國西南地區的各項建設事業,嘔心瀝血,艱苦奮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為人正直,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于工作中的失誤,勇于承擔責任。他光明磊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

      后面幾句,也算是對調糧問題做出說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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