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李德實為“李鬼”，那么真“李逵”就能給中國革命帶來好運嗎

提到長征，很多人都知道，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才讓中央紅軍被迫走上長征路，而造成這次失敗的核心人物，就是共產國際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個大名鼎鼎的李德，根本不是共產國際正式派來的軍事顧問。他就是個蹭身份的冒牌貨，正主其實另有其人。

這事得從顧順章叛變說起，193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聯絡員牛蘭夫婦不幸被捕。本來租界查了半天都摸不清倆人真實身份，都準備放人了，偏偏已經叛變的顧順章跳出來指認了他們。原本快脫險的牛蘭夫婦，一下子又陷入了必死的險境。

共產國際趕緊組織人手營救，要疏通關系就得用錢，當時負責營救的佐爾格，立刻給莫斯科發消息，要派人送兩萬美元到上海。為了保險，蘇聯方面選了兩個人，每人各帶兩萬美金，走不同的路線出發，兩人互相都不知道還有另一個人在做同一件事。

這倆人都是德國共產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另一個就是奧托·布勞恩，也就是后來人盡皆知的李德。那時候李德剛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分到蘇軍參謀部沒多久，就接到了這個送錢的任務。倆人都順利把錢送到了，赫爾曼完成任務就立刻回了蘇聯，李德卻因為碰到兩個熟人留了下來。

這兩個熟人一個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兩人在德國的時候就一起做過黨的工作，算是老相識。另一個就是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倆人在莫斯科讀書的時候就認識，算是老同學。博古那時候才24歲，剛接手中央工作，最發愁的就是自己不懂軍事，碰到這么個科班出身的老熟人，可不就相見恨晚。

倆人在上海整整相處了一年，天天湊在一起聊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聊來聊去，博古對李德徹底放下了戒備，百分之百信任。1933年春天，博古要去中央蘇區，臨走直接提出要帶李德一起走。那時候共產國際正式派的軍事顧問弗雷德·施特恩，還在來上海的路上呢。

李德本身是蘇軍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想要名正言順去蘇區，得拿到共產國際的身份認可。他反復征求共產國際的意見，最后才拿到一個特別模糊的指示。指示說，李德只是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一切行動都要受中共中央支配。

說白了就是，李德沒有軍事指揮權，只有提建議的資格，而且他不聽命于共產國際，只聽命于中共中央?？傻搅瞬┕胚@兒，直接對外改口，說這就是共產國際正式派來的軍事顧問，還特意給奧托·布勞恩取了個中文名字，叫李德。就這么著，這個送錢來的路人，成了名正言順的軍事顧問，實打實成了冒牌的“李鬼”。

那這個正牌“李逵”弗雷德·施特恩，真要是早早到了蘇區接過指揮權，會不會比李德做得好，能讓第五次反圍剿打贏，給中國革命帶來好運氣呢？弗雷德1933年春天才到中國，到了沒多久就干了一件影響不小的事。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中央蘇區發了一封著名的長電，明確說了自己定好的紅軍作戰方針。他反對紅軍集中兵力打，主張分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抽出主力組成東方軍，打到福建去打通出海口，等著蘇聯送武器來支援。這個計劃離譜到什么地步，連李德都覺得他太想當然，根本不切實際。

弗雷德可不管別人覺得對不對，見蘇區中央局有異議，直接發電報過來嚴厲訓斥，說必須記住，不準浪費時間討論，不準磨磨蹭蹭含糊應對，就得按我說的來。這脾氣比李德強硬多了，派頭也大得多。

沒辦法，上級都發話了，紅一方面軍只能按著他的要求調整部署，一、五軍團組成中央軍留守原地，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開赴福建。要是真按著弗雷德的想法一直走下去，還不知道要吃多少虧。

萬幸的是，弗雷德在中國待的時間特別短，1934年春天就離開了中國，根本沒機會到蘇區掌權。不然本來李德瞎指揮就夠亂了，再來個更不切實際的真李逵，那紅軍真的要雪上加霜，后果根本不敢想。

其實回頭捋這件事，不難發現挺值得深思的。李德來蘇區之前，江西根據地已經贏了三次反圍剿，毛主席結合實際打出來的軍事路線早就成熟了。那時候放著自己用鮮血換出來的成功經驗不信，非要信一個沒上過戰場的外國新畢業生，說起來也是那個特殊年代的悲哀。

這話也不能全怪李德，當年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說過一句公道話。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搶來的，是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主動拱手交給他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責任，其實得算在中國同志自己身上。這話放到今天來看，也還是非常公允的。

參考資料：人民網 李德原是冒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