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基本法沒保障抗議自由！全靠法院解釋，現任政府根本不認

以色列警察在特拉維夫對反戰抗議者濫用暴力，凸顯了該警隊高度政治化的現狀。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是內塔尼亞胡政府和以色列右翼勢力在更深層次的政治博弈中，所邁出的又一精心策劃的步伐。

特拉維夫的哈比馬廣場是以色列國家劇院和以色列愛樂樂團的所在地，大約在十五年前進行了翻新。該廣場由藝術家達尼·卡拉萬設計，如今擁有一座美麗的下沉式花園和波光粼粼的倒影池。

廣場地下是寬闊的多層停車場，其中設有一個條件良好的戰時防空避難所。這個寬敞的避難所如今搭滿了帳篷，不僅有犬只在此棲息，還擺放著配有咖啡器具的桌子，足以容納數百人。

因此，以色列最高法院在上周六作出部分有利于民間社會團體的裁決，也就顯得合乎邏輯。這些團體此前申請當晚在哈比馬廣場舉行一場規模較大的示威活動。

而在前一個周六的晚上，警方以粗暴手段驅散了一場抗議活動。外界指出，警方當時聲稱該活動違反了以色列國防軍后方司令部的安全指令。由于面臨伊朗導彈的威脅，該司令部對空曠地帶的集會實施了限制。

最終，法院決定允許至少600人參與這場抗議，并批準在全國其他三個地點舉行150人規模的示威活動。

這并未能阻止警方的行動。正如前一周那樣，警察追逐并推搡抗議者，強行撕毀他們的標語，甚至將部分人按倒在地。就在上周六，警方再次使用暴力，逮捕了十多名抗議者。

抗議活動進行了一小時后，防空警報驟然拉響，警告有導彈來襲。一名此前遭到警方騷擾的50歲男子在地下避難所突然暈倒。醫護人員在現場對其進行了心肺復蘇，隨后將其送往醫院。

據另一位前議員克謝尼婭·斯韋特洛娃透露，代表大屠殺幸存者組織的前大使、前工黨議員科萊特·阿維塔爾被警察推倒在地，導致頭部受傷。

過去三年間，在信奉猶太至上主義的國家安全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的意識形態主導下，以色列警察部隊已逐漸淪為一支政治化力量。考慮到這一背景，上述暴力事件或許并不令人意外。

但事實是，由以色列猶太人發起的反戰示威通常不會遭到警方的過度干預。正因如此，上周六的事件讓人感覺像是一個轉折點。

早在去年10月7日之后不久，警方就禁止了阿拉伯城鎮中反對加沙戰爭的示威活動。相比之下，在特拉維夫舉行的反戰抗議往往規模較小且過程和平，參與者也多為猶太人。

在以往的特拉維夫抗議中，警方往往把更多精力放在約束右翼的反抗議者上。他們通常看起來像是在閑聊、感到無聊，或者因為任務輕松而如釋重負。

一些外國記者曾詢問，以色列政府是否在壓制公眾反對與伊朗開戰的普遍情緒。分析人士指出，這不過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兩周，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以色列猶太人支持開戰。而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這一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三以上。這表明，目前并沒有足夠廣泛的反對聲浪能讓以色列當局感到恐慌，畢竟他們同樣深諳民調之道。

警方這種暴力恐嚇的真正動因并非新近產生，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常態化和根深蒂固。每一次警察的鎮壓事件，都是政府在儀式性地削弱公民自由和司法權威，同時為建立專斷的強人統治構筑根基。

這些步驟經過精心策劃，旨在通過不斷重復同樣的論調，讓民眾逐漸陷入麻木。

最高法院關于示威的裁決，成為了政府加深國家神權色彩的契機。一位直到2024年才卸任的前首席拉比發出警告，聲稱上帝將懲罰那些膽敢在神圣安息日作出裁決的法官。

接下來，民粹主義策略開始發揮作用。分析人士指出，他們通過顛倒黑白和自我投射，試圖塑造出一種“受害者”敘事。他們辯稱，由于宗教場所禁止信徒聚集，真正受到警方壓制的其實是宗教猶太人和右翼人士。

不可否認的是，自伊朗戰爭爆發以來，西墻確實已停止向公眾開放禮拜。這處圣地雖然擁有古老的地下隧道，但并沒有足以容納數千人的大型地下導彈避難所。

這一現狀促使極右翼媒體第14頻道的一名記者大發感慨。他抱怨那些渴望禮拜的信徒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歧視”，并形容空蕩蕩的祈禱廣場令人“心碎”。他憤憤不平地指出，反戰抗議者卻被“允許在特拉維夫無限制地舉行示威”。

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在其社交賬號上發表了幾乎如出一轍的言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猶太人于節日期間在西墻祈禱受到限制之際，最高法院卻批準了一場左翼示威。”

作為國家的最高政治領袖，內塔尼亞胡用自己的權威為一種危險的論調背書：即最高法院是由左翼破壞分子和叛教者組成的，而宗教人士和右翼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到了周日，法院確實就一項請愿書作出了裁決，允許最多100名信徒在西墻參加傳統的逾越節祭司祝福儀式。

不過，法官們特別指出，盡管逾越節的日期早已為人所知，但直到當天早上才有人費心提交這份請愿書。盡管如此，允許100名信徒聚集的決定，依然無法改變法院反對者們的既有成見。

同樣地，最高法院在關于西墻的裁決中強調了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同時也將關于反戰抗議的裁決建立在抗議自由的權利之上。

總理和最高法院能在這些基本權利上達成共識，表面上看似令人欣慰。無論是這些聲明還是裁決，都掩蓋了一個長期存在且令人深感不安的法律現實：在以色列的基本立法中，無論是抗議自由還是宗教信仰自由，都沒有得到明確的保障。

早在這場戰爭和現任政府上臺之前，以色列就一直拒絕將這些權利正式寫入法律。相反，這些權利只能依靠最高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結合社會習俗和對民主價值觀的規范性尊重來推導和演進。而現任政府對這些價值觀的真實態度，外界早已心知肚明。

警方對反戰示威的鎮壓，其性質遠比出于政治動機反感左翼立場，或僅僅是一支政治化且暴力的警察部隊更為惡劣。盡管它確實包含了這些因素。

更確切地說，這是政府在向公眾傳遞另一種信息：法官是糟糕的、褻瀆神明的，是對公眾的威脅。這是一個絕佳的契機，用來強化右翼虛假的受害者敘事，從而為進一步打擊國內異見人士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而這種法律層面的儀式性博弈本身，也掩蓋了以色列公民自由和憲法權利永遠處于脆弱狀態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