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親筆信見證王仙舟與曹桂峰一家跨越生死深厚情誼 | 趙邦富

2011年4月9日，江南春和景明，遍野黃花綴徑，暖意漫溢。耳順之年的王亞軍不顧遠途跋涉，驅車攜長子王東，踏上尋訪父輩革命戰友的征程，首站便抵達鎮江，拜訪時年85歲的曹良杰——1927年廣州起義犧牲烈士曹桂峰的次子。

曹良杰對王亞軍父子的到來盛情款待。席間，曹良杰眼含熱淚，起身從寢室小心翼翼取出兩件珍藏65載的文物，鄭重交予王亞軍。這兩件文物，一件是1947年王仙舟在國民黨瓜州監獄營救曹良杰時寫下的親筆信，另一件是曾任中共邳縣縣委書記李干成的手書證明信。曹良杰聲音哽咽，字字沉重：“小爺（注：他們是同輩，王亞軍年齡最小，是對他的愛稱），這封信比你還大一歲，沒有它，就沒有今天的我。”隨后，他又鄭重叮囑身旁兒孫：“這張‘生命保單’跟隨我65年，自今日起，正式轉交亞軍弟保存，切記妥善珍藏，不負先輩恩情。”泛黃的信箋，字跡雖已斑駁，卻承載著跨越半個多世紀的生死情誼，也牽出一段塵封已久、關于王仙舟蒙冤入獄的悲壯往事。

1960年1月31日，在國家外貿部工作的曹良杰出差來到上海，特意前往華東師范大學，拜見五年未曾見面的恩人——王仙舟教授。晚間，王仙舟挽留曹良杰共進晚餐，特意邀請了邳縣籍在滬老鄉李培楠、鄒維漢、胡友廷及其他兩位同鄉作陪。席間，王仙舟逐一為眾人介紹彼此，鄉音相融、談笑甚歡，暖意漫溢席間。可誰也未曾料到，這場尋常的同鄉相聚，竟成為王仙舟蒙冤的導火索。時隔不久，一名抗日戰爭期間曾投敵叛變、彼時就職于市公安局的邳縣籍老鄉，以“涉嫌殺害曹桂林等8名中共地下黨員；在城固縣任縣長期間貪污建飛機場公款；迫害進步青年學生”三大罪狀，對王仙舟惡意誣告，致使王仙舟蒙冤入獄，遭受了殘酷的迫害。

在這三大罪狀中，首條便是“涉嫌殺害曹桂林等8名中共地下黨員”，直指要害、惡意至極。為核清事實真相，辦案人員專程找到曹良杰落實情況、調取證據。面對辦案人員的詢問，曹良杰直言不諱、據理力爭，字字鏗鏘、擲地有聲：“1932年除夕，幾個暴徒闖入我家，殘忍殺害了我的叔父和祖父。當時，國民黨縣政府不作為、不履職，這起震驚蘇北地區的血案，最終未能破獲。為躲避不測，我們全家孤兒寡母被迫遠走他鄉避難，直到八路軍解放我的家鄉，我們才得以重返故里。王仙舟伯伯是我祖父曹席珍的得意門生，是我父親曹桂峰的發小、同窗，更是親密無間的革命戰友。1947年12月5日，正是王仙舟伯伯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將我從國民黨瓜州監獄中救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絕非那種會殺害共產黨員的人！”

然而，辦案人員受個別別有用心之人的影響，不僅未采納曹良杰的錚錚證詞，反而對其冷言相向、武斷指責：“反革命分子王仙舟能舍命救你曹良杰？可見你也不是好人。”就是這樣一句毫無根據、蠻橫無理的指責，讓身在國家外貿部工作的曹良杰無辜受牽連，于1964年被迫離開熱愛的工作崗位，全家被下放到江蘇省鎮江丹陽農村落戶，接受監視勞動改造。那段下放之路，滿是顛沛與艱辛：曹良杰帶著年邁的母親——曹桂峰遺孀陳文清、妻子莊淑云，以及三個年幼的子女，踏上了前往丹陽農村的漫漫征途。陳文清老人裹著小腳，步履蹣跚，每一步都格外艱難；妻子莊淑云既要攙扶著婆婆，又要照看好6歲的大女兒敏萍、4歲的二女兒海燕，懷里還抱著正在哺乳的三女兒海鷗；兩個稍大一點的孩子，也不得不背著沉重的行李，跟著大人一路奔波。一路風餐露宿、顛沛流離，忍饑挨凍、飽經滄桑，其中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曹良杰一家的悲慘遭遇，也成為王仙舟蒙冤案中，又一段令人痛心疾首、難以釋懷的插曲。

盡管身陷冤獄、受盡折磨，歷經身心雙重摧殘，王仙舟卻始終沒有放棄信仰，始終堅信正義終將到來，始終堅守著共產黨員的初心與氣節。上世紀80年代，在中組部領導的關懷與重視下，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仙舟的冤案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復查，最終正式頒發《（81）滬中刑中字第179號》文件，徹底推翻了當年強加在他身上的“歷史反革命”罪名，所有誣陷不實之詞均被一一澄清、昭雪，王仙舟的冤案得以沉冤得雪，恢復了名譽與應有的待遇。而受牽連的曹良杰，雖也得以恢復原待遇，卻已步入退休之年，永遠失去了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機會。

沉冤得雪后，王仙舟雖已歷經磨難、身心俱疲，兩鬢染霜、步履蹣跚，卻依舊心系革命事業，始終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初心不改、信仰如磐。他一生隱忍堅守，以潛伏之軀深入敵人心臟，為革命立下不朽功績；以含冤之身堅守信仰本色，歷經磨難而初心不改，用一生踐行了共產黨員的忠誠與擔當，詮釋了革命先輩的赤子情懷。而那張跨越65年的親筆信，歷經歲月滄桑而不褪色，不僅見證了王仙舟與曹桂峰一家跨越生死、歷久彌堅的深厚情誼，更鐫刻著一位革命先輩的忠魂與氣節，成為后世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傳承紅色基因、汲取奮進力量的珍貴見證。